在影片《淮海战役》中，当杜聿明集团被围困处于穷途末路时，解放军前线不断播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极大地瓦解了敌人的斗志，为迅速消灭杜集团、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6年，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该文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明确说明该文系毛泽东的手笔。
198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收入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而未收入《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其原因据说便是前两文都找到了手稿，而后文却未找到手稿，因而没有采用。
但是，虽然没有发现手稿，大多数出版物，还是采用了毛泽东起草该文的说法，包括第三野战军战史这样权威的书籍。不过，因为未能发现手稿，史界的怀疑论也并非空穴来风，最著名的就是叶永烈的陈其五说，认为该文的作者是时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的陈其五写的，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据说，还发现了该文最初的手稿。
众说纷纭，竟逐渐演变成了一桩历史公案。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庄重的文章《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以92岁高龄著文强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庄重，即作者自己亲自撰写的。
一语既出，石破天惊！
据作者自述，1948年12月上半月，他根据粟裕的指示，以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先后写了7篇广播稿，仅《劝杜聿明投降书》就写了4篇。12月17日，粟裕将毛泽东给粟裕并转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给作者看后，要求作者根据电报要求起草口语广播词。作者恰好又写好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经粟裕签发后，由张震批准，经军台发给中央。当天，该稿即由新华社播发。
据作者回忆，播发稿与送审稿有几处差别：一是文章题目由《劝杜聿明投降书》改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二是在文章开头“杜聿明将军”之后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三是文章署名改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四是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具体为何，作者未说。
那么，对于叶永烈的陈其五说，以及陈其五手稿该如何解释呢？作者认为，陈其五既不是第三野战军军委委员，也并不存在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只有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而那篇所谓的陈其五手稿，并非出自陈其五之手，而是出自一位叫孙书明的人。
但是，作者又否认该文是孙书明所写。那么，孙的手稿又该如何解释呢？作者说，由于稿子是通过军台发送的（因军台速度快），总参三局因保密原因不能直接将电文给新华总社，所以只在电话中全文转述了该文，而那个接电话的记录者，正是孙书明。
以作者对此事的说法，似乎言之成理，然而，那个最关键的证据，作者本人的手稿在哪里呢？据作者讲，“上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的存档稿件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做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湿潮暗，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这便使这桩似已明朗的公案又趋复杂了。没了直接证据，仅有自说自话，如何令人信服？
当然，我们不应该腹诽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但科学的态度总是不能丢掉的，何况，这位老人所述手稿遗失的经过，似有颇多疑点。“上世纪某一年”范围太宽大，从“南京军区”的称谓应为建国后。若建国后，一个大军区隐蔽的档案资料竟能找不到了，多少令人不解。然而，也许现实的确比我们的想像丰富许多，许多不可想像的事的确会在现实中发生。今晨看新闻，四十年前登月的实况转播，是由月亮到澳洲、再到美国宇航局，电视台直接拍摄宇航局的监视画面，因而转播才不甚清晰，才会让世人产生造假之说。然而，那些在澳洲的第一手清晰资料竟然刚刚在澳洲某大学的地下室中找到！假若此非假消息，那么，南京军区丢些许档案资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但是，即使这些都成立，作者也不能不面对一个拷问：为什么今天才说出实情？据作者讲，原因有二。一是害怕。作者1957年成为右派，怕惹火烧身，怕株连九族。二是期待，期待官方能自觉纠正，期待知情者，包括粟裕、张震等能开口说话。
作者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然而这里有个怪圈：自己的权利因害怕而不敢主张，如何能期待别人为你的权利而不害怕去主张呢？
作者虽然最终以92岁的高龄说出了他所认为的“真相”，但因时间的原因，一些证据淹没了，一些证人离去了，真相如何，对于世人仍有雾里看花之慨。但是，一些关键的证据、证人还在，如孙书明还健在，他的那份手稿也应该还在，只是该由谁出面来进行鉴定？该由谁来正式的公布一个权威的结论，还历史一个清清白白呢？这才是这桩公案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