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我一朋友欲远行，一众人在酒楼 Yum Cha ，席间，红光满面的阿雄突然大声问某公：“某某，你还在搞民运吗？”话音一落，满桌惊骇，众人齐刷刷盯视某公。某公立马涨红脸，道：“没有了、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其状仿若夜贼被提公堂，萎靡惊惧、气短心虚。阿雄见自己语震四座、某公避躲，立时来了劲头，继续道：“对了，这就对了。搞什么民运啊？有意思吗？你们北方人就是对政治感兴趣，我们南方人比你们聪明，都在挣钱，没有钱，谁看得起你？”
是的，海外民运在很多年前就跌入低谷了，潮流看退，热闹劲看减。 惯于见风使舵的海外中国人认为民运大势已去，懒得为之鼓与呼，把衣裳下摆一拍，闪至一旁，与民运保持距离，然后铆足劲追撵新时尚----与中国互动，赚钱。本来，阿雄说道个人看法我也无所谓，各人有各人的选项，可是，他却宝里宝气地南北一通、金钱一通，以为自己活得精粹、活得醒豁，得了人生真谛、比别人优势，我就替他难过了。
“孙中山是哪里人？”我问。
“当然是我们广东人。”阿雄答。
“对了，这个南方人当年在海外屡屡如丧家之犬，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是在搞钱还是在搞政治？”我说。
“孙中山，你说孙中山，”阿雄结巴道，“时代都不一样了，你把孙中山抬出来干什么？”
“我只是叫他来证明南方人里头有搞政治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先行者就是带头人，就是最先吃螃蟹的那个人 ,风险很大，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这里舒舒服服吃蟹黄包。你说‘时代都不一样了’，哪点不一样？当今中国腐败和晚晴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再问你，康有为是哪里人？”
“不知道。”阿雄答。
“南方人，广东。梁启超是哪里人？”我又问。
“不知道。”阿雄答。
“就是你们四邑之一的新会，新会人，是你地地道道的老乡，你以他为荣还是为耻？在你读初中的时候他就为你题过一番话，叫‘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阿雄。阿雄智则国智，阿雄富则国富，阿雄强则国强，阿雄独立则国独立，阿雄自由则国自由，阿雄进步则国进步……’你这个不争气的阿雄却跑到国外来给他丢人现眼，张口就是钱、钱、钱，梁启超听了非打你板子不可。”
“梁启超给我题过话吗？”阿雄说。
“哈哈，岂止你，我也被题过，我们在座的都被他题过。”我回答，然后继续道，“坊间有个传说，早年你们‘南方人’去马来西亚打拼，打出一片天地，在当地有钱、有势、有影响，后来马来西亚开立法会，发帖请各大族群去参加，他们不去，认为开会跟生意无关，是撑饱了没事干，唯有做生意才实惠，他们就像你现在这般聪明精道，对政治不感兴趣。政府催了好几次，催也不去。结果，在你们‘南方人’缺席的情形下，马来西亚当局立了很多对华侨歧视性的法律。这个苦果，华侨现在还在吞食，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吞食下去。这是不是自以为聪明却反被聪明误？当年那个立法会，印度人去了，结果，印度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比华侨高。
“小利益通过秤杆实现，大利益通过政治实现。没有这个眼界，改良不了政治，你就不要想做大，你发的财永远都是小财。我们海外好多人都以为回中国去投资可以发大财，报纸是有登，我们看见了一些成功人士，但是，报纸是不会登落败人士的，血本无归的人多的是，都是撞了大墙，头破血流，净身赤条回来，一夜之间家败了、老婆没了。这才觉得不对劲，开始大骂中国体制不健全、不按牌理出牌。早你干啥去了，早你骂的是‘搞民运有意思吗？’现在知道锅儿烫了要把粑粑烙糊。搞民运就是促变体制。一脉不活，周身不遂，关键是体制、是公平。你看，凡是想回中国投资的，只要没打通关节，没有不失败的，那边的大市场都是消化关系户，做得大的，哪个没有后台？
“现在搞民运的人，也是你们南方孙中山那样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好事做成了，你阿雄以后回国发了财，还得在这里摆一桌，好好感谢民运人士。有些事情，你没想明白之前先别泼冷水，保持沉默就好。钱不是世间第一大的东西，天地最大。知天就是要知道天有多高，知地就是要知道地有多厚，知人就是要知道人外有人。其实我们都不算个啥。某公再不济，也不是你在这桌上搏笑料抖的包袱。”
阿雄涨红脸，愤愤道：“好了、好了，老乐，我不跟你讲大道理，你们读书人真是麻烦。”
“阿雄，你他妈的别耍赖！你天天给我推荐《天命皇后》、《红颜江湖传》、《燃烧的欲火》、《江湖玉儿》，咱俩谁是读书人你不明白？你不要揣起文化装文盲，现了丑就躺在地上打滚装死。”
嘿嘿，笑话民运？简直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