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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严重衰落，农村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以及天灾人祸的打击，全国各地农村普通出现农产品价格低落，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土地所有权再度集中的趋势，并且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产萎缩，农村金融日趋枯竭，农民生活贫困，农民大量流离和死亡。在此状况下，“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形成一股强劲的改良热潮。山东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肇始于1931年，由著名社会改良家梁漱溟发动并指导，曾得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由邹平一个实验县继而扩大到菏泽、济宁等鲁西南14个县，成为北方地区三大乡村建设中心之一。
被视为社会改良家、学者的梁漱溟以其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独特认识，借鉴西方近代化中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优长，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改造的构想，即“乡村建设的路”，并以“出家”的精神努力加以实践。1928年，梁漱溟在广东试办乡治讲习所，翌年，参与筹建河南村治学院，得到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后因蒋冯阎中原大战而偃旗息鼓。1930年9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改组，韩复榘任主席。在此后主政7年的时间内，韩作为地方实力派，为巩固统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颇具特点的政策和措施，他聘请梁漱溟为省政府高级政治顾问，积极支持邹平及菏泽、济宁等地的乡建实验，便是其中的一项。韩早年听过梁宣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甚为崇敬”，后支持梁创办河南村治学院。韩任山东省主席后，建议在河南遭查封的村治学院移师山东，继续“村治”事业。1931年初，梁漱溟应邀离京赴鲁，开始指导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山东乡村建设实验，是从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拨款10万元设立筹备处，任命梁仲华、孙则让为山东乡村建设院正、副院长，“直隶于山东省政府”。经省政务会议研究，通过研究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根据大纲要求，邹平县因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基本为中等偏下的农业经济、人口数量为16万的三等县份等原因，遂被划为乡建实验区。经过3个月的筹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6月16日在邹平县正式开办。
研究院的主要职责，一是“要具体地研究本省各地的乡村建设方案”；二是“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梁漱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载于《村治》月刊，第1卷第11、12期合刊）成立之初，梁漱溟虽仅为研究院下属研究部主任（1933年10月开始担任院长），但却是灵魂人物。因为不仅研究院本身的设置为其所设计，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所推行的也是其谋划的乡建方案，可以说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始终是代表人物。研究院成立时，下设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和乡村建设实验区，研究部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制定有关计划、方案和政策，招收的对象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具同等学历者，每期招收四五十人，学期一年，其课程分为基本研究和专科研究两类，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去工作的乡建干部。招收的对象是世代居乡、至今本人家在乡村的中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35岁以下，每期招收300人，教师主要由研究院毕业留院人员担任。研究院创办之时，即于1931年3月经省政府同意，划定邹平为实验区。1933年春，根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议，改邹平乡村建设试验区为县政建设第一实验区，同时划定菏泽为县政建设第二实验区。1935年7月，山东省政府第431次政务会议决定，又划济宁、菏泽、郓城、曹县、巨野、单县、鱼台、东平、汶上、金乡、嘉祥、鄄城、定陶、成武等14个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县设县长一人，由研究院推举，省政府同意任命，受省政府和研究院指导监督，具体领导本县乡村建设实验。1934年4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菏泽设立分院，用以指导乡建实验。此外，研究院还设有总务处、农场、医院、社会调查部、乡村服务指导处、图书馆、山东省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等机构，作为研究院推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附属或服务性机构。1936年2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山东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合并，改名山东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研究院存在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特别是为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从研究院成立到1936年，研究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66名；训练部共办了4期，培养学生1260名；其他短训班4期，培养学生1300余人。（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页）这些学生毕业后，均被分配到实验区工作，成为山东乡村建设的骨干。
30年代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由邹平县开始，继而扩大到菏泽、济宁等鲁西南14个县，实验活动取得很大成效，邹平最为突出，菏泽次之，济宁等地则进展不大。关于乡建运动的内容，梁漱溟规定了三个主要方面：“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经济方面，主要是谋求农业各门类的发达，谋求技术改进和经济改进，其组织方式就是各类形式的合作自治体，进而以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开展，逐步走机械化道路；政治方面，主要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自治组织，由经济合作引入政治自治；文化方面，主要是进行全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等等。邹平、菏泽等地乡建实验活动做法虽有不同，却都是依照梁漱溟的规划进行的。
邹平县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6月至1933年6月为第一阶段，1933年7月至1937年10月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邹平作为乡建研究院下属的实验区工作重心是“着重人才的训练及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院为主，从培养人才、开展调查研究、开展乡建宣传和乡村教育、农业改良方面做些初步准备和基础工作。第一，举办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从1931年9月1日开始，连续举办了两期小学教师讲习班，每期4周，共培训教师400人。讲习班由研究院导师授课，讲解乡村建设情况及实验县区各项实验办法，征求意见，介绍当时教育思潮，指导改良教学方法。第二，举办农品展览会。1931年10月25日，研究院举办了第一次农品展览会，展品分田艺、园艺、家庭工艺、农具、畜产等项，会期原定3天，后延期1天，到会参观民众约4.6万余人次，占全县人口的1／3。1932年10月25日举行第二次农品展览会，会期3天，参加者有来自济南、青岛及省内20多个县、市和河南部分地区的代表，展品比第一次增加一倍，达6000多种，参观人员达5.7万。展会介绍了新型农业技术、种子和农业设备，扩大了研究院的影响及与外界的联系。第三，试办乡农学校。1931年11月，研究院师生300多人分赴各区村试办乡农学校，历经3个月，共办起学校91处，入学人数3996人，平均年龄25岁，农民占98％。乡农学校教员皆由训练部学生担任，研究院派教员担任巡回导师。讲授采用谈话式与讲演式相结合的方法，除统一的课本外，还根据当地情况自选自编讲义，多用歌谣的形式，通俗易懂，好读好记，引发民众识字、明理、好学，旨在启发农民自觉地、有组织地进行自救，实施农业改良措施，开展合作运动，改良乡村社会。第四，试办乡村合作社。1932年秋，研究院将最初推广试种脱力斯美棉的219户农民组织起来，在孙镇分村成立了15个美棉运销合作社，负责棉花的收集、轧花、打包、运销，得到棉农的欢迎。此外，研究院还办起了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等。第一阶段的实验还仅仅是初步的，由于研究院工作重心在于宣传发动，未能得到政府赋予的实验权力，这无疑制约了乡建实验的深入进行。
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等，翌年7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下发各省遵照执行。改革案要求每省选择1个—4个设立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这些区域可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约束，自由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乡村改革实验。1933年春，山东省政府据此制定了山东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区条例11条和实验区条例实施办法20条，划定邹平、菏泽为实验区，后又增设济宁为实验区。实验区由原来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改称“县政建设实验区”，进行县以下地方自治的实验以及社会改进实验。由此，邹平的乡村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山东的乡村建设也开始向其他区域扩展。
根据山东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实验区条例及实施办法，实验区隶属于研究院并赋予研究院下述权限：（1）实验区内县政府以及各行政组织，该院有权得本研究实验态度酌量改组或扩充之；地方自治制度亦同此例。（2）实验区县长由研究院呈请省政府任用之。县长以下各行政人员由该院或县政府委任之。（3）实验区拟具实验计划呈由该院审定后，转呈省政府核准备案，即根据计划进行。从此，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兼为行政机关”。（素贞：《从试验县到实验县——介绍邹平的乡村建设》，载于《乡村建设》第1卷第10期）随着实验自主权的扩大，研究院实验计划也得以扩大，主要内容包括：（1）自县以下之地方行政改革实验，包括行政制度的改革，及各项行政的讲求刷新，未举办的如何次第举办等；（2）自县以之地方自治推行实验，包括各级地方自治的推行、以讫县治的完成；（3）县境内之社会改进实验，此包括产业振兴、经济进展、民智开发、风俗改善等。（《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6页）邹平实验县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县政改革。内容包括县政机构改革、会议制度、区划变更和“政教合一”。1933年7月县政建设实验县划分后，为“统一事权，提高行政效率”，县政府实行裁局降格设科，共设5个科，依次掌管民政、省财政、县地方财政、建设、教育，保留公安局，裁撤民团大队部，另设民团干部训练所及政务警察队，法院改为承审制，县署组织人员250人。1934年裁撤民团干部训练所及公安局，设警察队、警卫队，均属县府第二科管辖，原第二科所辖省财政划归第三科，县署人员共计212人。各科合署办公，实行8小时工作制，设立签到、考勤制度。实行会议制度，凡属县政重大事项均经定期召开的县政会议和县地方会议研究决定，并公布于众，听取意见，以求政令之畅通。对原有区、镇、乡建置废除撤销，改以乡、村、闾、邻四级，全县共划为14个乡。废区划乡后，在乡驻地设立“政教合一”的地方自治组织——乡学。在各村设立村学，乡学、村学既是乡村教育机关，又是乡村行政机关的复合体，目的是纳政治于教育之中，将社会变为一个大学校，变政治统治为教育管理。
第二，乡村教育。主要是实施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由乡农学校发展而来的乡学村学完成。乡学设升学预备部与职业训练部。前者相当于高级小学，全县共设17个班；后者则根据区域特点进行职业培训，如养蚕、植棉等，村学为乡学的基层组织，分设男子部、妇女部、儿童部。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曾采取会者教不会者、共处学习、高年级教低年级等多种办法，促进了乡村教育的发展。到1937年，邹平14个乡316个村共建立乡学14处、村学271处，合计285处。
第三，发展合作组织。第一阶段时邹平就曾组织美棉运销合作社，1933年后梁漱溟仍把组织合作社作为邹平实验的主要任务，为此成立了以自己为委员长的“邹平实验县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五年计划”。该计划虽未实现，但却有力地推动了邹平合作事业的发展，成为乡村建设最有成绩的活动之一。到1936年底，邹平合作社计有棉花运销、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6类，社数有307所，社员共有8828户。（罗子为：《邹平各种合作社二十五年度概况报告》，载于《乡村建设》半月刊，第6卷第17、18期合刊）各类合作社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对于促进邹平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农业改良。邹平乡建运动中农业改良主要包括棉业、蚕业、畜牧业、林业和兴办水利，主要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推广，以及通过乡学、村学组织各种合作社推广。棉业改良先由研究院划定棉业改进区，用改良脱力斯美棉替代本地中棉及退化棉种，贷种子给种植条件较好的用户，以其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农户，提高农户种植改良棉花的积极性。1933年全县种棉2326亩，1934年、1935年分别增至41283亩和180000亩，成为鲁中地区棉花主要产地。（曲延庆：《邹平通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0页）蚕业改良主要是帮助南部丘陵地区蚕农防治桑蚕病害，设置桑蚕育种场，自育或从外地引进无毒优良蚕种供给蚕户饲养，逐渐替代本地蚕种。畜牧业改良是通过研究院农场示范实验推广的，主要有猪种改良、鸡种改良，并引进荷兰乳牛、瑞士乳羊、意大利群蜂、俄罗斯昂格郎长绒兔和英国栗子兔和银灰色家兔等进行繁殖，然后提供给农户饲养。兴修水利主要是疏浚河道，凿井灌溉。1931年邹平全县仅有农用灌溉井180眼，后通过无息贷款的方法鼓励农民打井，到1935年全县凿井1035眼。（李善峰：《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第五，开展乡村自卫。为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秩序，培养一般民众组织习惯和能力，邹平实验县通过乡学村学组织18岁至25岁的乡村青年进行自卫训练，扩大乡村自卫组织，并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设立干部队及征训队，组织联庄会训练，建立乡村自卫体系。这种以成年农民为主体，以实施成人教育为自卫训练主旨，以地段编制为自卫组织体系，以推进乡村事业发展的“寓兵于农”的自卫体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地方治安多有保障，盗匪及贩毒者基本肃清。
第六，文化卫生建设。乡村礼俗的改良一直为梁漱溟所看重，因而邹平实验县通过乡学村学宣传，并运用自治及行政手段提倡新风俗、新习惯，对恶习加以取缔禁止。主要是取缔早婚和买卖婚姻，禁止女子缠足，同时成立戒烟所，肃清烟毒，并设立成人教育特别班，拘收小偷、赌棍、地痞、毒品犯等，施以特种教育。此外，研究院还通过排演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放映队，举办农民运动会等形式，丰富农民业余生活。乡村公共卫生也是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一个方面。当时山东最高医学教育机构——齐鲁大学医学院与研究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邹平作为乡村卫生实验基地。1934年10月研究院卫生院正式建立，开始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家庭和社会卫生、预防传染病、卫生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卫生院内设保健、防疫、医务、总务四个组，后在12个乡成立卫生所，逐渐向下普及。1933年为10505人接种，1935年至1936年为586人注射霍乱预防针、白喉及伤寒预防针，到1937年9月先后训练约100名接生员和30名妇幼卫生宣传员，邹平县的医疗卫生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邹平的乡建实验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到1934年底，前来邹平参观访问的国内外机构团体就有71个，130余人，其中不乏国民党政要、社会问题专家、国际合作问题专家、教育专家等，以梁漱溟为首的乡建研究院借机大力宣传邹平乡建实验，扩大乡建影响，并着力将邹平实验活动向山东其他区域拓展。菏泽作为山东第二实验县因历史上多水患、多盗匪，因而乡建实验活动采取了不同于邹平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将全县10个区改为21个乡，每乡设1个“乡农学校”，并“注重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的农村自卫训练”，要求18—30岁的青年必须参加训练，期限4个月。菏泽乡农学校也是政教合一的地方社会组织，乡建实验在社会治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34年济宁等14个县划为实验区，但因是年黄河在鄄城决口，10个实验县受灾，加之乡农学校缺乏教师，从事乡建的干部不够，因而严重影响乡建实验工作的进行，各方面进展不大。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停止。梁漱溟惨淡经营七年的山东乡建运动，作为一场乡村改良运动，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贫困面貌，但其改良举措，诸如办学活动、合作运动、农业改良、礼俗改革等，对于促进实验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实验地区农民文化素质，是非常有益的。由于梁漱溟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中国社会结构、土地问题存在理论误区，导致其乡建理论和实践并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最终造成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韩复渠的乡村建设经验战后被日本尤其是韩国广泛采纳。
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领导干部，对小日本霸占东北近邻毫不在意，国家都完了，你还搞神马？老梁读书读呆了
梁漱溟在河南山东（韩复渠）搞乡村建设与日寇后来的大规模入侵有何关系？
你要看看31-37整个中国在干什么？有的在武装保卫苏联，有的在搞独立，有的在搞自治，山东当时确实不错。
我都懒的给他说了。918一个月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闽地区国共两党战火四起，民不聊生，这个狼却没有看到，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