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谈中国逻辑到底是什么玩意？
野夫
說到逻辑，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名言：這世上有兩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國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中国逻辑；因为严格來讲，后者并不配称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易中天先生曾將中国逻辑归为三點：問态度，不問事实——問动机，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縝密，卻更具体，所指更为鮮明。
中國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國情為吾國的一切症結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說，30年前我們批判兩个凡是，現在要批判兩個謬論：稳定压倒一切，中國情況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這決定了我們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來主义”。只是，中国的國情与特色，不該成为阻止我們“拿來”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話讲，倘若真理不合國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國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可惜，對中国逻辑的堅守者而言，這些話始終不大入耳。他們眼中，國情的陰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視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國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辯證法。它與第一表征如膠似漆，互為表里。辯證法为國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國情再不好，辯證來看，總有好的一面。國情論則為辯證法制造了運行的語境。要言之，辯證法的作用，一是搗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惡，因為一旦辯證起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再如，用辯證法審視官員腐敗，虽然違法，却潤滑了科層制，提高了辦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誅心，即易中天所云“問动机，不問是非”。须知心之為心，动机之為动机，恰在于不可測問。当然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卻在中國流毒尤烈。你批評一位名人，他的粉絲立即上前围攻，質問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進而上升到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凡事不論理性論人品，不论事实論立場，結果只能是各執己見，双方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达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微弱。
第四表征，是附会。以旧聞為例。据陳伯达秘书繆俊勝回忆，有一次在京西賓館开会，会议室廁所未标男女，其間陳伯达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廁所？”陳解釋，這里并未標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会闯我的臥室！”
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國”逻辑，其一是霸道，將会议室廁所的主权納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將廁所与臥室等同，將“上我的廁所”与“闯我的臥室”混為一談，事实上，廁所与臥室本不相干，“上錯廁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錯臥室”，二者之間不能递进，將它們強行牽連在一起，便打亂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從混淆公私，混淆道德與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惡。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謹，曝光天下，其论敌便说：依你這德行，假如上台執政，必定是一大貪官、酷吏。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貪官和酷吏，與其人的德行并無必然关系，而取決于制度的設計，公權力是否受到了制約。制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转眼便是小人。對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謂吾国的一大沉屙，导致我們的制度建設，屡入誤区而不自知。
這五大表征，猶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损伤。捫心自問，我亦不敢說自己健全，所以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點，中國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邏輯的天敵——如今任何詞語，只要加上“中國式”、“中國特色”的修飾，一瞬之間，即由褒义变成了貶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國”，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這正可以回答，邏輯為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