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国内时，我不爱去医院。觉得去医院是最让自己痛恨的麻烦事。明天要去医院，今天就开始心事重重，假如今天原本有件可以让自己高兴的事，一想到明天还得上医院，那兴致也会减一半。
医院本不是什么好去处，但去那里的人永远络绎不绝。从挂号取药的大厅到各候诊室门外的走廊，还有那些地上永远不会干燥气味永远不会散尽的昏暗厕所里，哪里都是人满为患。在医院里有排不完的队。挂号叫号化验，取报告付款拿药，哪一项都得要排队。排队时常常是越排到前面队伍越壮大，好像涓涓细流汇大海，快排到窗口跟前时，原本可以清楚分辨的队列便失去原来的形状，变得模糊不清，然后融化开来化成乱哄哄一堆人群，将前面的每个窗口如黄继光堵抢眼似地塞得严严实实的。排在队列末尾看前面的那些窗口似乎相隔并不遥远，却又无比遥远。倘若没有点“到中流击水”的豪情壮志，奋力向前，一味老实地等待循序渐进是难以缩小自己与窗口之间的距离的。
其实说去看病，通常真的坐在医生面前，让医生给看看的时间不过三五分钟。医生也无非就是问些千篇一律的问题，然后告诉你“问题不大”，给你开点可开可不开的处方，也就打发完毕了。有时也会让你去抽个血验个尿或者拍个片子之类的，但即使那样，通常结果也都是“问题不大”的——但费的周折自然更大些。去医院，想要的不过是医生嘴里吐出来的“问题不大”，由此似乎便可以心安理得高枕无忧了。但为了坐在医生面前的那三五分钟，为了医生嘴里的那个“问题不大”，需要折腾上老半天，排那些没完没了的队，挤在乱哄哄的人堆里，弄不好还有等出焦虑症来的风险，在我看来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当我长大到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无需按照父母的指示行事的时候，我便开始不去医院。除非万不得已，比如摔断了骨头，或者人事不省被救命车叮咚叮咚一路疾驰运送进医院里去，总之是除非问题大到不可收拾，通常情况我是不去医院的。病了回家倒头猛睡一觉，肚子里多灌些水进去，再不行去药房买点药对付，反正不用医生说，自己也知道“问题不大”的。
以上是从前在国内时对去医院的印象和态度，算起来也是三十来年之前的事了。后来因为出了国，便一直没有再去过国内的医院。前几年，时隔近二十年临时回国工作了一段，期间去过上海的两三家医院，但不是因为陪伴家人，就是去医院看望同事或朋友的，来去匆匆，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直到去年回国去北京看望亲戚，适逢亲戚大病之中，家中无人，只他孑然一身，我便留在北京，呆了近两个月。那段时间常陪伴亲戚去北京医院看病，后来亲戚住院做手术，我每日去医院看看他，这样两个来月里，倒也成了北京医院的常客，虽说本人并非患者，却也时隔多年有机会从一旁间接体验了一番国内医院看病的感觉。
说说对北京医院的印象吧。北京医院无疑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好医院（三级甲等医院），周总理去世前最后入住的据说就是这家北京医院。医院有高干病栋，里面听说常年住着神龙首尾皆不见的大人物。北京许多国家机关或部委机关每年定期体检也是指定在此医院。北京高干多，听亲戚说在医院入口处的大厅里排队挂号或取药的黑压压的人群里随便就能找出几个司局级干部来。看着毫不起眼的初老的普通人，却很有可能正是才卸任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哪个国家的全权大使之类的。
北京医院与另一家有名的同仁医院相隔一街。两家大医院凑一起，使周围各条马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医院前的马路上仿佛永远充塞着时而缓步移动时而干脆停止不动的各类车辆，人行道上则排着数不尽的自行车。来往医院的人们在车辆中间穿来穿去，车被堵得失去耐心的司机不时会按喇叭，时或还会摇下车窗将脑袋伸出窗外，对着从车前穿过马路的行人破口大骂：“活腻味啦你，找死了吧！”熟谙北京路况的出租车司机不会冒然将车开到北京医院门口的那条街上去，因为缺少当年游击队长李向阳深入虎穴时那种“进得去就出得来”的自信和勇气。其实那条街从头到尾步行穿过大约不过十来分钟，然而开进去的汽车若想开出来三倍的时间未必够。从前解放军打国民党时说：我们的两条腿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在这里不用跑，闲庭散步，慢慢走就可以走过汽车轮子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