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肖立晟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国的跨境资本近期出现大规模流出，但目前尚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规模大小。根据统计数据，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的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子缺口。其一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净输出之间的缺口，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其二是从资本净输出到海外净资产形成之间的缺口。本文分析表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误差与遗漏账户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与汇率预期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此外，尽管一些跨境资本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海外的资金可能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没有形成海外资产累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2015－2016年，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记录的资本外流达到1.28万亿美元（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误差与遗漏账户），年均资本净流出相当于GDP总量的6%。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的担忧和讨论。过去关于资本外逃的讨论通常局限于贸易伪报、地下钱庄等国际收支平衡表交易。近年来，“误差与遗漏账户”金额迅速上升，已接近经常账户余额规模。其中究竟多少与资本外逃有关，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准确理解“误差与遗漏账户”中资本外逃的方向和规模对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是否存在存量资产的资本外逃？国际收支平衡表仅仅记录某一时期中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跨境资产交易行为，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反映特定时点上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金额。如果把视野拉长一些，会发现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流出的资本，并没有累计在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上。例如，2011－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海外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本，但海外投资头寸表上的海外净资产仅仅增加了0.19万亿美元。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价值重估因素，多少是统计制度变化因素，又有多少是存量的资本外逃呢？应该说，基于海外资产存量的资本外逃尚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本文试图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什么是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在1980年代被定义为短期投机资本流出[1]。在维基百科中资本外逃则是指由于到某种冲击（纳税负担加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政治风险显现等），资本从境内大规模流到境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文件中，资本外逃则被定义为超出正常资产跨国配置战略所需的任何资本外流。[2]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外逃可能是合法的。但在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则一般是不合法的，因为资本管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制止资本由于负面冲击而大规模流出。在中国，资本外逃一般被理解为违规、违法的资本外流。资本外逃同一般资本外流的重要区别是它的不合法性，但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流有时也难以区分。例如，某些资本的流出虽然经过合法手续，但目的是洗钱、鲸吞国有资产，因而应该算作资本外逃。相反的例子是，有些资本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流出国境，但其目的只不过是逃避繁文缛节，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不是资本外逃。经济学家当然不应该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正如我们不应该把马等同于白马。事实上，似乎也没有哪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本文把资本外逃定义为源于某种负面冲击，且会对国民福利造成损害的资本外流。

在经济学文献中，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导致金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导致利率和汇率的不稳定，削弱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损害国家的生产能力；削弱国内的税基；降低国内的投资能力；增加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削弱混合经济制度的合法性。[3]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的危害尤甚。首先，资本外逃导致国家净资产和国民收入的减少。其次，国民财富或国有资产被少数人鲸吞从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稳定。再次，资本外逃破坏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最后，在危机期间，资本外逃可能成为压倒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外逃；在许多情况下即便采取各种非常措施，资本外逃也难以抑制。但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遏制资本外逃，“肉烂在锅里”，即便发生金融危机，这个国家也能相对容易地重新站起来。不言而喻，当此金融监管风暴降临之际，中国必须“扎紧篱笆”。

在经济学界对资本外流的严重性、加强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讨论资本外逃是否严重、并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做个大致估计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我们需要把资本外逃同一般的资本外流区分开来。资本外逃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是长久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一般的资本外流可能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但其对经济的伤害一般是短期的、可修复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合理的和有必要的。其次，资本外逃是隐蔽的，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统计（如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如果不试图确定资本外逃的规模、甚至无视资本外逃，就不能准确估计资本外流的规模，从而导致政府和货币当局贻误采取应对之策的时机。再次，对于一般的资本外流，政府和货币当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宏观稳定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用市场手段加以应对。但对资本外逃，由于其动机和实现手段的特点，是需要进一步采取其他手段加以应对的。如果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心中无数，政府和货币当局就无从判断采取某些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最后，同一般资本外流不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是社会和经济的基本面出现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掌握资本外逃的真实规模，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意识。

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本外逃的量度

资本外逃的规模难以准确量度。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估计。外管局的文件明确指出，“受数据采集难度所限，部分国际收支交易存在未采集或未完整采集的可能性，……对于违反法律或规定的非法行为的规模，如通过地下钱庄所进行资金转移和交易，没有进行相应地推算。”[4]换言之，资本外逃按定义不可能直接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其他统计上。中国根本没有关于资本外逃的官方统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潜在规模。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了三个与资本外逃密切相关的异常现象。

其一，服务贸易旅游支出金额高速增长，达到同期美国出境旅游支出金额两倍。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家庭出境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汇的需求也随之增加。2014年之前，中国的海外旅游支出大致是以年均20%速度增长。然而，2014年增速突然飙升到80%，此后总体规模一直保持在高位。2015－2016年，中国大陆海外旅游支出总额达到5500亿美元，是同期世界第二大旅游支出国——美国海外旅游支出的两倍（下页图1）。有研究表明：2014－2016年期间中国的旅游支出中很大一部分不能用会计因素或经济基本面因素解释，而且，旅游支出与国内增长成反比，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预期成正比[5]。

事实上，一部分虚假的旅游交易反映的是资本外流需求，而这部分资本流出后可能是被居民用于在海外购置金融资产，甚至房产，脱离了中国政府监管，应该归于资本外逃的范畴。2015－2016年，服务贸易项下旅行逆差达到4200亿美元，王用实证模型测算表明其中有约25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6]。如果以2011－2013年作为基准，做线性外推估算的话，约有20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总体而言，旅游支出中较大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海外旅游支出，反而与居民部门短期资本外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