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年轻时候是淑女但不窈窕，机床旁边没有好逑的君子。就从马克思恩格斯信件中寻觅爱的语言，阴差阳错地被公认为“书虫”。
一九七二年，毛主席觉得大学还是要办下去的，就说“七二一大学好”。我被推荐到浙江大学读仪表设计，结果由于老爸的政治问题被刷下了。一九七三年我陪一个申请读书的同龄工友去报名另一家位于上海嘉定的七二一仪表学院，那个干部见了我就说，上次你运气不好，这次的七二一对成分要求不高，再写个名字吧。
就这么，把床单铺盖脸盆二胡统统转移到上海另一个郊区-嘉定城中。
那是个安静的古镇，从车站下来到学校大约十分钟的路，沿着窄窄河道边干净的石板路，看河边人家的姑娘走下台阶，在河里洗菜淘米。
嘉定与我做磨床工的那个厂所在的青浦一样，也是郊区，风格却不同。青浦比较贫穷，草屋多；嘉定和现在的周庄有点相似。相信挖掘下去，一定有些个著名人士出生在此，最近的就是那个50年代生人的女工人作家，名字忘了。一向记不住权贵名字。
好了，说到学校，那就是要学习的。学生都是来自仪表工业局的工人，肩负两项重要任务，除了学好知识，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做好教育改革的先头兵。
第一年一切很正规，用三个月的时间赶了高中的数学课程，而後开始教高等数学。学生听课做作业，老师上课布置测验，像模像样的。我的成绩总是在85分以上，很有成就感。可是有一天一个女生昏倒在厕所，接着提出退学。于是，有些人就跟着报刊上的一篇文章：警惕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活，写了很多大字报贴在校园里。
上课也停了，要先解决路线问题。辩论来辩论去（我对辩论一直游离在外），最後决定，课-还是要上的；笔记-还是要记得；作业-还是要做的，但可以不交；测验考试是要取消的。同学们还发表了雄心壮志：我们不是为证书学习，因此我们不要毕业证书。
十年後，我们的学校合并到上海科技大学（後来又合并到现在的上海大学）。当年那些最坚决地拒绝毕业证书的同学们组织起来，要求教育局补发毕业证书，最後还搞成了。所以，那张大专毕业证书上面的照片都是布满沧桑的老脸。
回过头来再说这场辩论，貌似工农兵学生取得了胜利。我们一下子轻松了，每天夹着书本去课堂，笔记也懒得记，作业也懒得交。回到宿舍，写情书的写情书，绣嫁妆的绣嫁妆。我那时有了男友，他是浙江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我们准备结婚，那是毫无疑异的-因为一起外出看过电影逛过街拉过手，这就算定下了终身。
我跟着同宿舍的一位缝纫能人，绣了四对枕头套，一幅床沿（那时候房间小，床也起着沙发的作用，允许来客坐的），一条餐桌台布，五斗橱台布（压在玻璃板下）。别人绣花，先把花样细细地描在布面上，用圆圆的绑格绷住一块。兰花指一翘，优雅地缓慢地拉针走线。我呢，前面的程序相同，只是飞针跑线速度不要太快哦，同学瞪大眼睛：你是绣花还是纳鞋底呀？
三年的嘉定校区生活，最丰硕的成果就是在宿舍里完成了两套绣花嫁妆。其次是学了几个专业名词，比如电视机的帧扫描是有速率的，比如电感就是线圈绕在一个铁芯上产生的，还认识了晶体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最後两个糊里糊涂的收获，在学校里根据图纸要求装了一台电视机；业余时间为自己装了一台音响。每周日到上海虬江路旧货市场掏便宜的电子元件，等到有一天那个喇叭在我旋动不甚灵活的电台指针和连线时候突然唱了起来，乐得我大叫大笑，邻居伯伯进来：不就是个大体积半导体收音机嘛，至于那么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