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没有说过一句所谓“反动言论”的父亲因为不肯把下级打成右派， 自己反被打成右派，被削减大部分工资下放到外地劳改。正逢困难时期，母亲因为是右派家属又拒绝上级要求她离婚的指示，也不能工作了。我们家因此不能得到其他一般有单位的人能得到的副食补助。母亲单身一个人带着孩子，全家很快陷入困境。哥哥得了肺结核，母亲和姐姐都浮肿了。脸上和腿上一按一个坑。母亲把能省的吃食尽量让给孩子们吃，自己夜里饿得睡不着觉。有一天母亲突然昏迷倒下，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极度营养不良引起肝功能衰竭，最好是能喝些牛奶。
那时候牛奶可是稀罕的东西。不够一定级别，连重病号凭医院证明都拿不到牛奶。办奶证的手续非常繁琐，要到医院开证明，还要单位批准，最终，由牛奶公司决定你是否可以订奶。即使所有手续都办下来了，还要登记排队，轮到了才有资格订奶。有时一等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即使订到奶了，每天也只有半磅（相当于今天一袋）一瓶奶。能否订到奶是人的身份的象征。
我姨妈姐妹情深。我母亲病危姨妈当然着急。她有个同事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资格订奶， 但是那位叔叔（已经忘记了他姓名）好像家里是山东农村出来的，把大部分收入都送回老家救济家人了，自己竟然舍不得订奶。他又古道热肠，听说我母亲病重，就把可以在黑市上卖高价的牛奶让给了我母亲。这样从叔叔家拿牛奶，送到医院给母亲喝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还小的我的身上。
那位叔叔的家和我家和医院是三角形。我每天下午下了学，坐公车赶到叔叔家。 叔叔家里也不大，瓶瓶罐罐很多。记得他家里还有两个比我还小的孩子。那时，牛奶没有密封包装，只是在玻璃瓶上盖一张薄纸，用皮筋勒住。还记得叔叔家的奶证，那是贴在马粪纸板上的一张薄纸，上面印着日期，每取一次奶，送奶工就会划掉其中一格。
大冬天的，我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玻璃牛奶瓶，再坐公车赶到医院，给病床上的母亲热了喝下，再把空玻璃牛奶瓶放好在书包里。再坐公车赶回家，天就已经大黑了。
牛奶最终也没能救了母亲的命。年仅36岁的母亲去世了。从外地赶回家也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父亲抱着最后一瓶母亲没来得及喝的牛奶号啕大哭。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被送回了北京老家依祖父母而居。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转让牛奶的叔叔。听说他只比我母亲多活了一年多。有一次单位里有炸酱面可以吃，他一下子吃多了。夜里大叫一声，就不行了。可惜了一位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