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一下“严打”政策出台前后的社会背景，
我们就会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真的很乱，恶性杀人、
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公安部统计，
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 其中大案5万多起；1981年增加至89万多起， 大案6.7万多起；1982 年74万多起，大案6.4万多起。1983年前几个月，
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大案频发，社会治安环境差，
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青年犯罪案件频发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
当年为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
中共中央开始要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在毛泽东“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下，
至70年代末，共有1200万—1800万知识青年被安排下乡。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宣布要结束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陆续返城。
文革”结束后，农民也获得了进城务工的自由，
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
一度超过两千万。这些失业青年成长于“文革”时期，
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
即使没当过红卫兵的人，多年耳濡目染，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
1981年的中共中央文件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
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
使执政者不得不想办法重拳打击犯罪。邓小平拿出当年带兵打仗“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验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
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
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
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最后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
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
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
不得人心。”1983年8月，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强调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
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83年“严打”自1983年起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
共分三大战役，加上收尾工作，历时3年零5个月。为了达到“
从快”的目标，本来应该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公安、检察、
法院三家公然合体，
我们现在在美剧中常看到警察的侦查结果被检察人员退回，
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吵成一团，法官最后判公诉人败诉。
在我国司法中，也一样是公安侦查、检察起诉、法院审判的程序，“
严打”时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各做各的案卷，
但却是共同定罪名，一次定刑，而且定出判多少年，效率高的惊人。
“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在此期间，全国“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
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
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
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有的地方往年枪决人犯只有几人，
严打时却动辄几十人，因为需要行刑人一犯一枪，一齐开枪，
所以每次行刑还需要从外地借调警察。关押场所也极为紧张，公安、
狱政部门进行突击性建设，另外还临时征用、
改建了一些公安机关办公用房，借用一些单位库房作为临时监房，
才勉强满足需要。
1983年的“严打”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
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 “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
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三个淫荡公子、
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
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民女人妻的事。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
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
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
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
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 ”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
此事引起社会轰动。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
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
人人自危。
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
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
“严打”毋庸置疑是一场决策层主导的一场司法“运动”，
全国各地出于政治惯性，开始层层分解严打任务，
甚至精确到某单位有百分之几的人必须列为严打范围，
据说有一个500多人的工厂，接到的严打指标是30人。
为了完成任务，厂里甚至把在厕所写脏话的人都抓起来了。
实在没得抓了，
就把一个中学时偷过同学十几块钱的工人抓起来凑数，
结果这人被判了两年徒刑。在严打中，公检法系统的权力过大，
其专政工具的面目得到张扬，在迅速肃清社会风气的同时，
也开了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中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
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恶例。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阶段后，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反思，认为对一些罪行轻的人打击过重，
打击面也过宽。犯罪是一种个人社会行为，
但也是一种由社会因素造成的个人行为。
今天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犯罪行为，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运动式的“严打”针对的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无法触及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
所以顶多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和应急手段。
惩罚犯罪往往并不是出于帮助罪犯重新做人的人道目的，
而是出于社会本身的某种与人道或正义无关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恶性杀人、强奸案件不断，
治安状况很差，某种程度上，或许真称得上是“乱世”。然而“
乱世用重典”只是古代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有宪法、
有刑法，那就要按照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来审理案件、制裁犯罪。
所谓“依法从重”、“依法从快”，在本质上就是不守法的人治。
如果守法，轻就是轻、重就是重，对案件，证据充足就判刑，
证据不足就放人，如何快得起来？即使是因违反程序正义而反对“
严打”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严打”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然而这种有违法治精神的打击犯罪，
成效也是有限的。
1984年全国立案数回落到51万起，
此后又逐年上升，至1988年立案数量达82.7万起，
1989年翻了两倍，有197.1万起，1990年221.
6万起，1991年236.5万起。因此，在1996年、
2001年和2010年，公安系统又组织了三次“严打”。
打击犯罪任重而道远。“严打”在道义上有正当性，
开始时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严打”
的成效愈来愈差，社会矛盾更加突显，
人们才感觉到这种运动式执法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进而研究如何调整政策。
2004年7月，《公安研究》
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他写道：“
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
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
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
这种新思维由一位公安厅长说出来，表明了对“严打”政策的反思。
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
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5年6月，
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在大会上声称，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
严打”。于是，“中国将彻底告别‘严打’”，
成为一些媒体的醒目标题。
经过由上上下下的反馈和互动，逐渐达成了某些共识。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着从倚重“严打”转向了“
宽严相济”，这是对刑事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20多年的法制建设，又走了一个“之”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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