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源自西方宗教中的立约，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其产生与宗教密不可分。
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契约精神，首先表述在“神人立约”上。耶稣降生之后，上帝与人重新确立“新约”，把过去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称之为“旧约”。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弘扬开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
契约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进而又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那么，中国人为何没有契约精神呢？
首先是中国人普遍缺少宗教信仰。没有一个高悬头顶的神明，这就失去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失去了一个保证契约正常履行强大的中间人，一切只能靠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何其难也。
其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限制。契约精神产生于人神约定，孕育于商品交易。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而且，中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对商持贬抑态度，商品交易极为贫乏。偶有商品交易，也常常在熟人世界中运行，陌生人交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自然很难产生。
最要命的是，中国在于变通的文化基因。
契约精神就是诚实的信守规则。但中国的文化往往在乎聪明，在乎变通，在乎兵不厌诈。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活生生地违反契约。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这是赛马的规则，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这是典型的不讲规则；但却被中国人当做最经典的案例来崇拜。
宋定伯卖鬼中，鬼对人遵守契约，以诚相待，背着人走路，一是一，二是二。宋定伯却套鬼的话，问鬼怕什么。鬼和盘托出：惟不喜人唾。最后的结果就是宋定伯把口水吐到鬼身上，鬼化身为一只羊，宋定伯骗鬼卖鬼，得了五百钱。如此践踏契约的行为，却一直被我们奉为英雄，千载之下，让人们钦佩不已。
笑星赵本山的《卖拐》三部曲，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人忽悠瘸了，还引起了全民的狂欢。连续三年，一浪高过一浪，从卖拐，到卖担架。
艺术都是生活的真实反映。
诚信的建设一定要以制度来保障，要有巨大的惩罚措施，使得不诚信的人所失大于所得，而且总是如此，人们就会选择诚信。也就是说，最初，诚信只是一种选择，久而久之，诚信会成为一种道德。
其实西方人并不比我们守信，而是不遵守信用的代价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没有诚信的西方人简直寸步难行，生不如死。这就迫使他们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诚信。对西方人来说，失去信用，就是失去精神生命，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譬如美国的校车司机就是一个大美差，只能由根红苗正的人担任，因为责任重大，美国的校车司机信用指数极高，非常受人尊重。在美国做校车司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常常是世袭。套用一句话，信用比黄金还宝贵。
我看三国，最不喜欢的人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有过一点点契约精神？
当年宋楚争霸，爆发了泓水之战。楚强宋弱，但宋军先在泓水北岸占据有利地形。等到楚军正渡过一半泓水时，子鱼赶紧向宋襄公请示：“敌众我寡，敌人刚刚渡过一半河流，此时出击，一定能大获全胜，请允许我攻击。”
宋襄公看了看：不行，趁人之危，打不得。子鱼遵命，只好眼睁睁看着敌人过河而来。等楚军过了河，还没来得及排成列。子鱼心急火燎，又建言攻打。宋襄公说，还不行，继续等着。
直到楚军排好兵布好阵，宋襄公才下达攻击的命令。宋军失去时机，根本不是对手，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差点丧命。但宋襄公却并不后悔，因为他遵守了公平作战的契约。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翻译过来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拿头发有黑白两色的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但也绝不攻击没有排成队列的敌人。”
有人曾点评宋襄公这么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之所以我们全民嘲弄尾声和宋襄公，乃是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太会算计了。中国人更崇尚的是“聪明”，而不是诚信。我们向来缺乏契约文化，自然也缺少诚信基因。
如果在西方，宋襄公的命运可能会不同。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有望继位。结果斯蒂芬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干了，就在欧洲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来攻打斯蒂芬。由于亨利二世经验不足，仓促出兵，等大军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仗还没打，钱就花完了，粮也吃完了。大军饥肠辘辘，非常被动。
亨利二世于是给敌人斯蒂芬写了一封求援信，说我在攻打你的时候，准备不周，现在一没钱二没粮，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大笔钱。
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准备充足了，发动了第二次战争来争夺王位。这一次，亨利二世大获全胜。但亨利二世居然和斯蒂芬签订盟约，说国王还是你继续干，只需立我为太子，一旦您百年之后，王位由我继承。于是，彼此皆大欢喜。这哪里像是打仗，这简直就是中国人过家家，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骑士精神。但伟大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实现，还必须要有一个高贵的对手，契约双方应该是对等的，不能有一方失衡，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
我常常会想起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的“非暴力”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否则，你对他“非暴力”，他却总是对你“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英国统治者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甘地的绝食不是“示威”给英国人，而是希特勒，其结果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宋襄公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个更加高贵的对手，他的公平作战只是便宜了小人。
诚信，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契约。遵守契约的人是明智的，信守契约的人是高贵的。懂得为自己的契约买单，实质上是给自己的人格保险。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所谓的一诺千金，可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温存和诚信呢？
而最要命的是，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犹如精美的瓷器，可贵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还是那个残酷的寓言说得好，说谎的孩子，选择了不诚信，就只能被狼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