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很多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一件普通的事会影响一辈子,我们只有回过头来才明白,比如学英语。
记得60年,高一开外语课时,北京第一次高中有了英语课,以前所有人都是学俄语。我当时被分配学英语,回家告诉我母亲,她马上就说了两句英文,我妈是护士,原来在教会办的护校上学是要学英语的,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女二中的老师各个都高水平,教我们的龚彬若老师说的一口英式英语,记得她是梅龚彬先生的夫人,那时她年事已高,上楼很费力的样子,我喜欢跟她学还当了英语课代表。不过那时的英语课本很革命,不乏万岁之类的标语口号。
到了大学,我当然还是学英文,因为加了专业词汇觉得好难啊,我们班里只有几个人学英语。文革了停课了,再捡起来已经是到中美建交后了,广播里开始教英语,我那时在内蒙工作,我回北京时把我的英语书带回内蒙,那时已经到苗圃做技术员了,我发现中学学的都记得,大学学的基本忘了。我就在苗圃里背单词,记语法,反正没人知道我在干什么。后来,一起分配的机械厂的小刘也来跟我学,就这样坚持着。之前我自己在学日语,还带着邻居孩子一起学。后来记得回北京后,和我大学班主任汪老师聊天,说起学外语,他说:学什么日语 ?专心把英文练好吧。" 我听了他的,没白学。可惜我回国时他已经得肝癌去世了,没能好好谢他。
80年,农科院科研处通知说要在河南郑州果树所办半年的英语培训班,但是想参加的都要先考一下 ,而且是不看出身,择优录取,这可是第一次啊,于是我也去报了名。我们所的副所长问我:"你会吗?"我说:"试试吧!"结果考完试我考了全院第一,理所当然地,我接着去郑州参加了英语学习班。所里还有人有异议,说我刚调回来就去学习,便宜都占了的意思。科研处陈老师说:"院里说的择优录取啊。"就让我去了。
去之前,我姑朋友许姑姑给了我一本许国璋的语法书,我除了上课每天就在那里扣语法,半年过去,自己对自己很满意。81年院里有信息说要开始派人出国,不但要考英语,还要考植物生理。我可是文革中毕业,基础课都学完了就闹革命了,虽说复课闹革命,也都是专业课,修剪果树等等,根本没学植物生理,我找了本书就啃起来了。我们全院一共33个所,研究人员10000多人,我不知道多少人考,最后成绩下来,我是第七名,植物生理考了57分。
教育部那年开始跟世界银行贷款,往各国派人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都是两年期限。我心想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当时邓小平是下了决心了,要培养人才。现在看看我是替古人担忧。
'年农业部给了我们院6个名额出国,我是第七名,想想没戏,谁知道考第一名的我们英语班班长出了事,他们所咬住她有作风问题,不让她去,要我说就是嫉妒。不过她去不了,我就成了第六名,我们都和她很好,替她惋惜,可是我也占了光,可以出国了。
然后,我们开始联系导师,我是研究保护地栽培的,就是温室,大棚栽培。我最后就联系了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园艺系的Dr.Tissen,一个温室专家,他也同意了。同时我们又被送到西安外语学院学习半年英语,主要练习口语,教我们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女老师,大家都很认真地学,学员都是各个部委的,中科院的。我们算是放开了,工作了10几年,回到学校,除了念书,就是唱歌,打打篮球,看看古迹,愉快的六个月一晃就过,然后是,办手续,政审,置备服装,各种零碎事情,最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出国前培训三天,一切就绪。
这政审的事挺凑巧,人事处去我哥哥,嫂子的学校调查,我嫂子那时候入党了,人家都是严格审查了,她们回来没说别的,跟我说:"你爸爸要是不离开,早就是大官了,资格可老呢。"我心里想,还能活着就不错。
我是1983年1月17日,我生日那天从北京飞到渥太华的,到大使馆报了到,开始了第一次的访问学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