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真的很了不起，几代的家庭教化和社会教育才能培养出这种品行（例如杨绛、钱钟书夫人）。毛就是“毒化”中国文化的，历次运动都是挖掘和鼓励人性最阴暗、最肮脏的角落，把中国的社会道德搞成现在这样情况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来歌颂过去的罪恶历史。
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
昨晚，老公在计划夏天的出游。我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书。一方面是陪着他，遇到有什么要和我商榷的，也方便交流。另一方面，我完全沉浸在一个叫“戴西”的老太太的传奇一生里。
老上海人都知道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交叉口——最初的“永安公司”。49年后改名“中百十店”，现在又叫“华联商厦”。
“永安”的老板姓郭，戴西是郭家的四小姐。
1909年，戴西生于悉尼。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父母举家迁回上海落户。
她的一生堪称传奇。父亲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百货商之一。生活对于她，就像阳光下蔚蓝广阔的大海一样璀璨晶莹。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也从不将这种生活视为生命。她从中西女塾毕业后，退掉了她不爱的同是世家子弟的婚约，去燕京读书。之后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虽然他没什么钱，也不大会挣钱，但是她觉得他有“fun”。“fun”这个词她说了一辈子。即便在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她也总能找到自己遭遇里的“fun”，再告诉独自在家对母亲牵肠挂肚的儿子，而儿子总是透过那些妈妈骄傲的“fun”，才知道她遇到过什么。
读她的故事，让我心潮难以平息的，并不是她49年以后的那些遭遇。像她这样背景的女人，49年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我想也能够想象得出来。我感动的是她一生都坚持的骄傲和精神。
年轻时，因为追求对生活的趣味而选择了丈夫。在丈夫落魄失业时，她一样能骄傲地扬起下巴出去工作。她无视别人的讥笑，为自己不要靠人生活而光荣。在丈夫花心失忠的时候，她既不歇斯底里的发作，也不满腔悲愤的控诉，只是安静地把他找回家。50年代丈夫死于上海看守所，她被通知去停尸房认尸。望着面貌全非，变得“就像是一只插在筷子上的苹果”的丈夫，她靠的是摸他的手才能感觉那是不是自己熟悉的手。丈夫留在监狱的遗物，她丝毫不避讳全部带回了家，他用过的洋铁缸子，她又接着用了许多年。在丈夫的骨灰回家来的时候，她伏在那个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在她自己后来的回忆录里基本不多说她的丈夫，也不跟孩子们评论他们的父亲。可是，读到戴西伏在丈夫的骨灰盒上哭着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她是那个最懂他最体贴他甚至依然最欣赏他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自尊。她维护自己选择过的东西。不因为它们没有给她带来臆想中的快乐和幸福就否定它们。她欣赏自己追求过的意趣，也不以自己的获得来衡量别人的价值。
50年代以后，一次次的运动，戴西从一个锦衣玉食有房有车的富家女，被剥离到住进7平米的亭子间，每月只有24元的工资。“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而每月24元的收入里，她要为儿子的大学生活费每月交纳15元，再扣去每月3元的交通月票费，她实际的生活费只剩下6元。她不吃早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晚餐就是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这么艰难的生活，90年代戴西提起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部吃光了，再坐一会儿，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1963年，她被送到青浦乡下的劳改地接受改造。她住的是原来的鸭棚。这段生活，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先把稻草铺在烂泥地上，然后，我们把铺盖铺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东西全都湿了，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统统拿到外面去晒。当时，我们八个女人住一个小棚子，挤得连翻身也不能，晚上一翻身，就把旁边的人吵醒了。我们的乡下厕所靠近一条小溪流。刚去的时候，我问别人到哪里去拿水刷牙洗脸，他们告诉我像村里的人一样，到溪流那里去取水用。我拿着牙具到河岸上，我看到人们在河边上洗衣服，有人在那里洗菜，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还有人在上游洗着他们的木头马桶！所以在开始的三天，我没有刷牙洗脸。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每天喝的水也是从那条河里打上来的，不过放了一些明矾在里面消毒。”
从前她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她的生活是优渥的。可是，有一天，当生活夺走了她拥有过的一切，在贫民窟的煤球炉上，她还可以用铁丝在煤火上烤出恰到火候的金黄的土司面包来，她也可以用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铝锅蒸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来，虽然没有烤得那么香。
她被改造得十足就是一个布衣女。她甚至比一般的布衣女经历了更多艰难可怕困苦的事。但最终当她端正地坐在桌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洗发液的沁香，她所表现出来的教养里，依然有一种芳香的、精致的、对生活微小而纯正的坚持。
文革中，戴西又被送去崇明接受改造。她所在的资本家连队里没有女资本家，所以，她和同样在那儿接受改造的下放女干部们住在一起。同样都是来接受改造的，那些女干部们依然觉得她们可以凌驾于戴西之上。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河边上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没有把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那些女干部们，或许都算是有崇高信仰，有远大抱负的共产党员。在四清时，她们大概也曾是工作组的一员，而参与过对他人的批斗。在她们自己也成为运动对象时，她们人性的丑陋在艰难和苦楚里依然一展无疑。而戴西，没有什么信仰，也说不出什么大理论，她只不过就是个有知识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可以非常坚韧。在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女干部的欺压，还有同是资本家之间的侵轧和出卖时，她绝不为了立功赎罪，而去揭发伤害难友。她保护的不仅是自己的自尊，还有自己的清白。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讲到一个同事因为戴西的课讲得比他的生动，更受学生的欢迎，无形中便得罪了那个同事。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一些小事，便被同行的私心而演绎成电影里才有的栩栩如生的大事。那些慷慨激昂的说教后面，其实有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私欲。人的妒嫉心除了同行，还可以是出于对那种自己向往却又不能拥有的生活的怨愤。他们利用政治运动的堂而皇之，其实只是为了排泄自己的私愤。而这些正是一次次群众运动的极大动力。所以我始终觉得文革中那些惨绝人寰的虐行，也正说明了人性的丑恶。无论是为了自保而攻击运动中的对象，还是出于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或为了一报以前无法满足的私仇，如果历史今天要谅解他们，我实在是觉得玷污了德行的尺度。
曾经有英国BBC记者来采访戴西。当他们问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时，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知道。于是戴西拒绝告诉他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如实回答，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我不想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在美国遇到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被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戴西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型，不在那时急剧发胖。”
写到这里我不仅要说，一个人的品质是不是就在青少年时练就养成的。而且，“相对于成长过程中苦难贫穷的日子，富裕而明亮的生活，才是铸就一个人纯净光明坚韧品质的最好养料。”我们能说，戴西的品质，和当年窗明几净的中西女塾的影响一点没有关系吗？
戴西和她唯一当年也留在了上海的二姐，遗嘱里都表示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上海的红十字会并且不留骨灰。志愿书上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她们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等于就是真正认同那上面的意思。想想吧，自己家族的墓地在文革中全部被捣毁，父母的铜棺被撬开，棺木和骨殖不知去向，墓碑和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丈夫的骨灰盒从此也下落不明。
在她的心里，不能和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哪里还有她的归处？
在戴西的告别仪式上，有一幅挽联如实的表达了戴西的品质：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