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初，突然村里来了两个穿干部服的人，他们从公社走了15里地才找到我们村，忘了是谁领他们来找的我，见面才知道是来调查的。虽然山沟里逍遥自在，山外却不平静，中央从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5.16到70年突然搞得纷纷扬扬，轰轰烈烈。我的姑父被抓进了秦城监狱，他所在的研究所的另一派积极地开始了到各地调查，找材料。我就成了调查对象之一，自然问的是他都对我说过什么，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磨了两天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他们两个天天吵架，没什么新鲜的就离开了。
我回北京去生孩子，他们也不放过，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刚出满月就来找我，每次都把我叫到居委会办公室，车轱辘话来回问，希望找到什么哪？马家爸爸每天抱着孩子在门口等我，马大饿的哇哇哭，马家爸爸急了，冲他们大喊“你们想干什么？西瓜皮擦屁股没结没完！”然后还喊了些威胁他们的话，神鬼怕恶人，自那之后他们不来了。
出了产假我和马家爸爸带了马大回内蒙，我们直接到县里，没回大汉沟，因为分配工作了。马家爸爸把东西已经搬来了，我们被分在了县种子站，归农业局管。在种子站，我每天把马大放在家，就下地去干活。马家爸爸则跟着人家下乡去搞中心工作，所谓中心工作就是当时最重要的全面抓的工作，通常是收粮食的时候摧着农民交公粮。
我把马大放在一个柳条箱盖子里，那些老乡们看着很奇怪，我有一天下工回来，看到一群老太太趴在窗户上在看箱子里的马大。那时的马大可漂亮了，穿一件小粉袄，长长的黑黑的头发，圆圆的脸，人见人爱。我去地里收麦子，按着我妈的嘱咐，每三小时回去喂一次奶，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她会饿。有时忙得忘了喂她，奶涨了才想起来，赶快跑回去，她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有一次我没把她放进柳条箱里，临出门想想还是把她的头冲里边好，结果回来，她已经哭得拱到炕尽里边了，要是我没换方向她就摔下来了，那时才两个多月。
后来我们又被分到了大红城林场，到收麦子时，公社叫我们下去催着收麦子，每个农民只能留55斤，剩下的都得交公粮。我就带了马大去了南边的一个村子，那儿靠着水库，但是吃水要绕着水库走到另一边的泉眼去挑，走一里路挑回来。这都是兴修水利后建的水库，不结实，后来我调到农业局工作时，一次我值班，电话来了说大雨冲塌了水库，造成了灾害，急了一夜。 好在老乡都住在山坡上。内蒙的水库的水，上面热，下面一尺就冰凉，一下去游泳就抽筋，所以从来没人下水。他们不钓鱼，而是拿雷管炸鱼，有时侯也可以吃上鱼。那管水库的人是个鲜族人，他老婆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刷上桐油油光铮亮，和当地人就是不一样。
我还是和老乡一起下地收麦子，那年下大雨，麦子没法晒干，都发了芽。我才知道发芽的麦子磨的面，蒸出的馒头都是粘的。我把三个月大的马大关在家里，还是三小时回去一次，奇怪的是每天我一开门出去，她就开始哇哇大哭，等我回来喂奶，走到山脚下就听到她还在哭，等我到家手一拧门把，她的哭声马上停止，等她长大了嗓子特别的好，我说那是她小时候练出来的。就这样哭了两个多月后，我把她送回了北京给我母亲带了。
后来我们又被调回县里，我被借到农业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