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1年夏，全国打5.16到了高潮，因为姑父的事，事情又紧了，我从局里又回到了种子站，搬到了赶大车的老王家住。外边的风声很紧，文件不断地传下来，局里就给我办起了学习班，还找了个陪着挨整的，是上海来的小殷，只记得小殷正式提出以后不要叫他小殷，因为他已经不小了。
正好我母亲带了马大来，马家爸爸着急，天天抱着马大跑到路口等着，就这样弄了有10 天，也没有结果。我却一点不紧张，我在文革中坚持己见，但没打过架，没整过人，没冲过中南海，没写过批判文章，除了文革开始，学校组织去北大看斗争彭罗陆杨，学校下令叫都到颐和园外等着捉联动外，没参加过任何其他批判大会。而且我不但没入过红卫兵，连红卫兵外围组织也没参加成，因为班里头头老佛爷说我不同意打倒校长王观澜就不能加入‘农大东方红’，不入就不入，更历史清白。即使批判刘少奇，我也认为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找不出根据的东西就不能随便说。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何况这内蒙人和外边不一样，心地善良的多，又不搞逼供信，在北京那边，姑父的解放前的秘书因为文革收留他，被逼自杀，他所里保他的头儿被逼疯。很多人被毒打，前几天查了关于打5.16的资料，千万人受害，惨啊。
当然除了姑父的事是一个原因，还有我在台湾的亲戚也是问题，我的伯父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的秘书，北大的秘书长。我原来并不知道，2000年在远东广播公司作义工，碰到一位伯父的至交去学习才知道的。我的伯母谢冰莹是作家，参加过北伐，写过女兵日记等很多书。他们早在48年就去了台湾。学习班让我要从思想上检查是否受他们的影响。我就说啦：“我从小跟着共和国长大，天天受共产党教育，影响不了我，反而受没见过的国民党影响，你们不觉得这是贬低共产党吗？”那个在县组织部工作的符大姐听了直点头说：“对啊！对啊！”我心想本来就是吗。说实在的，在县里工作就那么点儿人，我在农业局的时候和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也不想整我，没办法呀。我现在想真是感谢神，把我带到内蒙，当时我真庆幸来对了地方了。
9.13林彪死在温都尔汗以后，植保站的一个技术员来我家串门，他说出事了，我说是林彪吧，他很惊愕，问我怎么知道。我想现在的事只要看看报，一看名字不见了就知道了。果然出事了，还是大事。因着我还在学习班期间，传达林彪事件的文件也没让我去听。无所谓，我早知道了，我从来就对那人没好印象，一脸奸像，特别是人家把井冈山会师那幅画里朱老总的头换成了他的头以后，我就对他很不以为是。
学习班就这样不了了之。我就开始和马家爸爸一起背着行李下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