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泉2010-03-01 17:41:28
《我与女儿说家事》第二章,另类教化(26)老地主夫妇俩 2009-10-30 12:51:27
26,老地主夫妇俩

看到我们队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保占英,我一直比较奇怪。为什么这个靠剥削穷人起家的地主在生产队里还有这么好的人缘呢?是他用什么特殊办法腐蚀了贫下中农,还是我们队里的贫下中农团体性的没有阶级立场呢?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一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单独与地主分子保占英碰在了一起,那天我们是在生产队的砖瓦窑上干活。

这烧砖瓦只是我们队的副业,可这“副业”在当时却是一个很诱人的词语,因为它是“人民币”的代名词,哪个队有一定的副业,就意味着该队的社员们点灯的煤油、吃饭的咸盐、小孩上学的花费都有了一定着落了,国家发下来的布票也可以不用卖掉了,该队的小伙子们也容易找媳妇了。然而在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环境中,我队的砖瓦窑只能以“内需”的名义投建,其实我队的农民并不“内需”这些砖瓦,他们住的全是土坯房。

生产队对这种副业当然非常重视。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完全冷却就出窑,那新烧制的砖粗糙坚硬。还火辣辣地烫人。而那火辣辣的砖灰,也会呛进人们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里火辣辣地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那些砖犹如一堵小墙紧靠着我的小腹和前胸,下边被我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一直頂到我的下巴上。我用力挺着肚子,顶着那一摞砖,不能低头看脚下的路,仅凭着感觉从窑口往摞砖场上走。我那原本脆弱的呼吸器官因砖灰的刺激而疼痛不已,也咳嗽不止,这咳嗽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

休息时他躲在砖垛背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的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容,绝不像我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我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

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

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

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

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

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么。”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

我便告诉他,我现在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的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四十天内陆续有六位家人去世了,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了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方法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像普通的老农那样,说话时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地对我说着自己的家史。他说自己一家人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而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把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我想起了我来时杨队长盖在我身上的那种能穿几代人的光板子老羊皮大衣,据说那在解放前是地主老财们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

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还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听他讲述自己的“发家史”,我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心想,你是地主还不算是大户人家?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你的地主成份真的是靠自己的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

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拿这话问了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而有些人好吃懒做,又抽大烟,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了(折腾光了),到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败了),就成了贫农。

对我讲保占英家世的人还说到这样一件事:保占英的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的土改搞得早,这位亲戚回山西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回到杨朗后就急忙将自己的生意都折倒了(变卖停业了),把大部分钱财都藏起来,只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给买了十五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前进一步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十五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结果他没有等到恢复生意的机会,倒是看到杨郎和山西一样也进行了土地改革。

土改时根据土地的多少和剥削量的大小来划定成份,这十五亩土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也说不清,只能乖乖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说这话的人末了还叹息道:“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栅栅(茅棚屋)。”

听了这些介绍,我再见保占英时,对这个阶级敌人就咋也恨不起来了。

人们还对我说,杨郎公社梨家河队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早先梨家河这一片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又抽大烟又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便被划为贫农成份,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在杨朗四队持以上看法的人很普遍,这使我非常震惊。所谓地主都是靠剥削穷人起家之说,在我的脑海里崩塌了,眼前的地主分子保占英,与阶级教育资料上说的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我想,莫非对地主也不能一概而论吗?莫非定地主也有扩大化吗?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二十多年后我看了老鬼(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著的《血色黄昏》,心里的疑团也就淡化了。因为他的回忆中写着,一个蒙族老头只因有十五只羊就被补划为牧主成份(相当于地主),而定为牧主后他就被抄了家,还被毒打得死去活来。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由于另外一次偶然。那时候,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的在地主分子保占英家与他的老伴儿同宿了一夜。按理说,我应该远离地主富农这些阶级敌人,将立场牢牢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但那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地主家哪位女眷热情邀请了吧?可能是谁介绍和指引我去的吧,也可能是别处都不
方便我无处可去了吧?

记得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并且烦躁得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她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了。她点着了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那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地主婆先在墙壁上寻找着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那臭虫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的臭虫。尽管这样,当我再次躺下后依然睡不着,那臭虫前仆后继地来袭击我,我就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的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她继续满墙壁寻找着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都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唉,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对小辈的爱称)咬得糟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糟孽的。”。

看我依然睡不着,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她和我拉着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当听说我没有妈妈时,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糟孽的,糟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着,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结果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想起保占英对我介绍过的家史,想起有些人对保占英家解放前生活情境的描述,我想,她家解放前也是这么家徒四壁吗?我不能相信,实在不能相信!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

这次借宿的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消灭臭虫的方法使我惊奇,那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然而它却让我感到困惑。因为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有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有听过的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知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只不过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我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那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二〇〇六年七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连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食品一个劲儿往我的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
我也提示她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

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她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一百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

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

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

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我也请你原谅,我不得不在这里继续称你为“地主婆”,这仅仅是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