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就义40周年祭
发表日期：2010年3月4日 作者：遇罗文 【编辑录入：本站编辑】
遇罗文
今年的3月5日是家兄罗克就义40周年的日子。我坚信有一天，这个日子会成为无数人们的纪念日，因为当人们想到中国的人权、平等的时候，很难不想到遇罗克这个名字。
由于权贵阶层的“遗忘政策”和人们固有的健忘性，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淡忘了罗克和相关的那段历史。前些天我浏览了一下有关罗克的网络上的讨论，多数帖子居然还在纠缠罗克被当局杀害是冤还是不冤这一层次。我除了感叹有些人的无知以外，只能猜想是网警的有意搅和了。
当然，记忆清楚、尊重历史、希望以史为鉴的也大有人在，仅仅去年我知道就有三处已经或正在筹备拍摄有关罗克的电影、北京宋庄竖起了罗克的铜像、还有一些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自发的组织纪念活动，甚至官办的宣传媒体也发表了纪念文章（《三联周刊》杂志）和电视节目（旅游卫视两期《遇罗克的故事》）。他们这么做可 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记住历史，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说到历史重演，许多人会不以为然，因为人们总以为还没发生的事离自己很远；已然发生的事只要与自己无关又常常被忽略。刘晓波的事发生了，重庆竖起了特大的毛泽东像、唱起了红歌，敏锐的人提出了“文革并没有结束”这个观点，而且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其实仔细一想就能明白：统治者还是那伙人，推崇的还是毛泽东思想，人民也还是那个人民，除了高楼大厦多了，不再定量供应食品了，没有理由断定不能发生文革。至于发生不发生或者说与40年前有多大的相似程度，完全取决于我们摊上了一个明君、昏君还是暴君。
因为人们的健忘，刘晓波先生被判11年徒刑让许多人感到冤屈、气愤和惊讶。我非常佩服一些人公开表达气愤的勇敢正义行为，但是不理解有些人的惊讶。如果我们身边已经有了100件荒诞的事情，今天又多了一件，还值得我们惊讶吗？提到冤屈，我首先想到的是60年前被土改工作队活活打死的地主们和被政府杀害的反革命们，尽管他们死了有一百多万，现在很少有人为争取他们应得的赔偿做工作，更不用说争取严惩肇事者了；其次我想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同胞，为他们的死争取个说法的人屈指可数；再次我想到了几十万右派，受尽摧残至今存活的已经为数不多了，终于有几十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组织起来向罪魁祸首的继承者追讨应得的赔偿了，统治者居然能装聋作哑不置一词，除了当事人，帮助他们奔走呼号的人少得可怜。
一个暴君犯下了这么多起令人发指的罪行已经够荒诞的了，十几亿人几十年默默无声地忍受、认可就更加荒诞。究其原因，有些是和自己无关，有些是出于胆怯，有些是“受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人”。仅仅这个沉默的“理由”，就足以让子孙嘲笑我们一千次！今天尚且如此，如果往前推40年——刘先生的所作所为起码可判10次死刑——不沉默就显得多么难能可贵！罗克不仅没有沉默，而且喊出了底层的“最强音”。（与张朗朗狱中谈话）
还是因为人们的健忘，许多人都不记得血统论的压力有多大了，年轻人如果不去设身处地地去想，更难理解什么是血统论。甚至有人说，遇罗克不是就说了几句大实话吗,能为此判死刑吗？以下，我必须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一下血统论。
我在美国遇到两位老人，她们都是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因为嫁给了当官的丈夫，虽然历次运动没有挨整，80年代都当了或大或小的干部，家里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但是她们宁可在美国住老年公寓也不想回国定居，因为几十年战战兢兢忍气吞声的日子造成的阴影太深刻了。这还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黑五类的子女可没这么幸运。
共产党政权坐稳的50年代就开始讲究血统论了——按人的家庭出身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反右运动时，许多人就是因为父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历史反革命才被 划为右派的。从此阶级划分趋于明确，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是准阶级敌人。
这个准阶级敌人里面大有名堂。在大城市、公开场合从来不明确说对他们应该歧视，私下里却有上级传达的规定，不准这些人参军、入党、入团、提干、当会计出纳、上大学、开精密机床、当司机等等，总之好事没有他们的份。但是在学校里时紧时松，有时候对那些学习特别好又听党的话的、能与家庭划清界限表现突出的给以一点甜头，可以让他们上大学、入团、甚至入党。提出的宣传口号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时已经偷换了概念，把出身改成了成分。所谓政治表现无非是做党的忠实奴才，满脑子想的都是阶级斗争，当然只能与自己的亲人以及其他黑五类斗争。结果培养了许多人格很扭曲的人物，他们只有党性没有人性、六亲不认、与父母为敌、以揭发家庭成员的丑态为荣。统治者这一招是非常恶毒的，它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以至有的人思维已成定式，终生都难以改变其古怪的性格。
在农村可没这么多罗嗦，干脆地主的子女就是地主，富农的子女就是富农，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当生产小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卫生员、拖拉机手、仓库保管员、民兵，更不用想离开农村去当兵、当工人、上大学、当干部了。不仅如此，地主富农每年还要奉献给生产队若干工分，因为监管他们的民兵还要挣工分却没给生产队带来效益。虽然没有规定地富子弟不能结婚生育，可想而知没有哪个女子愿意嫁过来受气，所以他们很难成家。人的等级也决定了量刑的轻重。判决书在罪行栏目里首先要提成分（出身）一项，谕示罪加一等，假如该人成分没问题则免掉这一项。与我同在一个看守所的两个犯人，一个富农出身，偷了7个猪崽被判刑7年，一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强奸了两个地富出身的处女，只判刑两年。
到了62年，毛泽东强调要不忘阶级斗争，农村又有了新花招，鼓励地富子女揭发父母的罪行，以证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对于表现特别“好”的可以改成分，从原来的地富改为上中农。我在劳改队与我同一个组的犯人，本来被判刑20年（因出身重判），因为检举了他的父亲（老地主）强奸他女儿（老地主孙女）有功，他被改判8年，他父亲被判18年。
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集团制定的阶级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它是封建等级观念的产物，是典型的血统论，没有任何的公平公正可言，所以它也只能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尚且漏洞百出，暗的就更见不得人了。权贵阶层心领神会心知肚明，这种方法尽管阴暗缺德，却符合专制统治的需要，毛泽东就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文革一开始就是以血统论赤膊上阵的。不是毛泽东们不想再搞阴阳两套的伎俩，而是他们必须满足红卫兵的欲望，因为这是他们的党卫军、冲锋队，是他们的子弟。红卫兵们没有耐心绕个大圈再确定他们的权贵地位，直截了当就喊出了党的阶级政策“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在毛泽东的认可了以后，这些龙凤们立刻在学校里掌握了大权，而且掌握了学校和校外人们死活的生杀大权。
权贵子弟对父辈的行为准则是非常清楚的（有的权贵没什么文化，就让他儿子替自己签署文件，一来自己放心，二来锻炼儿子便于日后接班）。历次运动都是拿贱民开刀，这次亦不例外。于是黑五类、资本家及其子女、黑帮（指校长，这是唯一有别于历次运动的敌人，文化革命，没办法）成了被杀打的对象，如果老师工友里面有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更难逃劫难。因为红卫兵首先出自学生（在此指的是第一批红卫兵，俗称“老红卫兵”，与以后出现的大量造反派、红卫兵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最早的受难者是学校里的老师、校长、工友和学生。北京第1中学和第6中学还专门成立了关押老师学生的监狱、虐杀老师学生的刑讯室，墙上用鲜血书写着“红色恐怖万岁”。虐杀方法是非常残忍的酷刑，在拙作《我家》和王友琴女士的大量文章中都有描写，在此不再赘述。其他学校也都纷纷效仿。北京吉祥剧院成了一个大刑场，专门用来打死各学校送来的来不及处理的人。被打的学生往往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又对血统论稍有微词的人。
几天以后，红卫兵已经不满足校内的打杀，开始去虐杀社会上的贱民。在所谓破四旧的口号掩护下，开始了抄家、打人和打死人。当地派出所根据所存档案提供谁是黑五类，警察和街道积极分子指引红卫兵直奔目标。其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罪行，比如让儿子打死父母、用开水把人烫死等等，《我家》已有陈述，在此亦不赘述。
66 年8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还戴上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以此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同时林彪作了讲话，也高度赞扬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第三号人物周恩来在这前后的讲话中还说，查出身不仅要查父母，还要查祖父母那一代，即所谓“查三代”，似乎以前的血统论讲得还不够。红卫兵受到了鼓舞，8月18日以后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大大增加。
将近10天以后，又出现一次屠杀新高潮，起因就是震惊北京的崇文区榄杆市事件。此事件完全模仿中共历来搞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一套，编造出李文波老人要杀红卫兵这么一个谎言，于是叫嚷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了。李文波当场被红卫兵打死，李夫人刘文秀女士被关押。数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宣判刘文秀和已经死了的李文波死刑。因为那些天全市的红卫兵都云集到崇文区显示淫威，崇文区死难者格外多。李文波的子女幸好没在家中，当日也被关押等待处理，后来杀人风气渐渐平息，他们才算保住了性命。
大规模的杀人风虽然过去了，旷日持久的遣返活动并没有停止。所谓遣返就是逼迫黑五类、资本家及其子女回到他们的祖籍农村去。这一活动从抄家打人就开始了，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官方还张贴了告示，明确11种人及其家属都是应该被遣返的。火车站总是有许多男女老少衣衫褴褛、衣服上写着表明身份的大字、剃着阴阳头，被红卫兵看押着，等着上火车。阶级敌人到了农村，又是毫无资产（抄家时已被没收），所受待遇可想而知。许多被遣送者还在路上就被红卫兵推下飞驰的火车。还有一些人到了农村，遇到不太恶的村干部，只是不接收，于是又返回北京。原来的房子已经被别人占据了，北京市政府开辟了三处接待站临时收留他们。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其中一处——北京市人委的大礼堂。我走访过那里，黑压压的几百上千人席地而卧，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朋友说，即使这种处境还得不到安生，红卫兵经常来抄砸，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就常带红卫兵挥舞着皮带撵他们，非要让他们回农村不可。后来出现了造反派，他们有别于红卫兵，而且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了，这里的年轻人也成立了“16条捍卫团”（16条是政府发的一个文件，其中有不要武斗一条），这才把红卫兵挡住了。权贵向来害怕贱民组织起来，不久中央文革就宣布“16条捍卫团”是反动组织，据说还把带头的抓进了监狱。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北京在“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这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否则北京市好几个火葬场也不至于来不及焚烧尸体还要用冰块防止腐烂。李文波的儿子李玉海对我说，那天他被关进了崇文看守所，当天院子里还没有尸体，第二天把他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的时候，诺大的操场上已经堆满了男女老少的尸体，少说也有几百人。
这个数字显然也没有包括北京郊区农村的死亡人数，大兴县几天之内打死了325人（从80岁的老人到才出生38天的婴儿。见拙作《大兴屠杀调查》），不比大兴县死亡少的还有房山、平谷、昌平、门头沟和密云等区县。许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进行反抗？王友琴女士在一篇文章里做了回答：红卫兵总是人多势众，被害者害怕家人或身边的人遭到报复。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都明白，红卫兵身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撑腰。那时候街上经常有三人一组荷枪实弹的军人走来走去，谁都知道他们专门是来保护红卫兵的，从来没见过他们保护过挨打的民众。
血统论是在全国推广的，文革初期屠杀“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处都有发生，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很多地区没有人去做调查工作，从已经有人写过的文章我们能知道广西（见郑义著《红色纪念碑》）和湖南都曾经大批屠杀过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其中湖南零陵地区有明确的数字：四类分子3576人，子女4057人，最大的78岁，最小的出生仅10天。（章成著《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
所有的屠杀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手段非常残忍，有的竟是杀人取乐，比国际公认的反人类罪行更丧失人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血统论并不是红卫兵发明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伙们共同认可、推行多年的钳制人民的一剂灵丹妙药。专制政权依赖的是不平等，实行血统论才能使不平等保持下去。于是权贵的儿子还是权贵，多数人虽然什么也没得到，却能满足于不是那最倒霉的贱民，于是专制社会稳定了。血统论的作用无疑就像专制社会的中枢神经。
十几亿中国人能看出这么浅显的道理的大有人在，但是没人敢说。反红卫兵有人敢，反高官也有人敢，触动毛泽东的中枢神经没有人敢。于是都保持了沉默。
罗克没有沉默，就是在红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他也被关押在工厂里被专政的时候，他起草了讨伐血统论的檄文、两万多字的《出身论》。一俟得到自由，马上就去油印、张贴，直到我们把她变成几十万份的铅印小报。一个人挑战巨大无比的强权，而且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我把他看作举世少有的英雄。
罗克又是一位智者，他仅仅用毛泽东们的语言就战胜了毛泽东们。
罗克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摘自《出身论》）
平等——罗克用生命去呼唤她的来临。
遇罗文 2010年2月9日于美国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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