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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１３〕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１９７５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１４〕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１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２０公里，２０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３５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１９８２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１５〕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Ｍ１６〔１６〕呢？” 他说，“Ｍ１６可以。”我说，那我拿Ｍ１６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Ｍ１６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１７〕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１９８６年９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１９８６年学潮是在１２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１９７９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１８〕。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１９７２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２０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３０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５０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６０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６５岁或者７０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７０岁，普通领导一般到６０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３９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２０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２０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１９４９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１９〕。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２０〕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５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２８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１０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２００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１９８８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２１〕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２２〕。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１９８８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１９８８年的１０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 民主先从１０００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２２年（１９２７－１９４９）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１９７６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２３〕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１９００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１９４９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１９４９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１３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１０００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１３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１０００人做起。而且这１０００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２０年的工作经历，起码１５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１９８８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２４〕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四”。
◇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１９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１９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８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２７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２５〕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１９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２６〕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１９７６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１９７６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１９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１９９２年１月，政??
都读完了，在这个社会要在官场做一个‘独立的人’很不容易。
要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他身处的环境。问好满儿姐，谢谢分享。
谢谢满儿，真希望中国的官二代，三代都能像他这样有一颗正直的心。
“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能说能做不容易。谢谢分享：）
谢谢你的转贴，这篇是很不错的历史资料，作者经历广泛，我们从中可以反思的东西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