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厌学厌学，引起“逃亡”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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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厌学这种普遍种现象变为无数条懒散无力的鱼儿，游弋于“差生”和 “好生”之间，那么逃离学校和逃离国家就成为许多孩子及其家长的追求和梦想，于是乎富有家庭、中等富有的家庭（不仅仅是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家庭），在无法拯救孩子于厌学的泥潭之中的窘况下，只好孤注一掷，把多年的积蓄甚至贷款，把大于投入补习机构几十倍、上百倍的金钱洒向陌生的国度，希望就此挽回和成就孩子的命运。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专家A接待过一位自称不想活了的高二学生B。
B一进门坐下，就劈头盖脸地来一句：”我现在的状况是生不如死。”
A：“是吗？也许。我从来不认为你们这一代生活在蜜罐里，小升初、中考、高考，你们一路都在挣扎。虽然我们那时高考时条件很差，只能在煤油灯下复习准备，还要走几十里山路去参加考试。但我们的空间很广阔，呼吸的空气也很清新。而你们从小就只能局限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天天面对书本，时时刻刻都不得放松，你们的父母给你们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来保证学习，实际上这是沉重的甜压力、软压力。你们的压力，不比我们以前轻啊。”
“就是嘛，人都要整疯了。”B摇了摇昏胀的脑袋，他在A这里找到了同理心。开始逐渐平静下来。
看过余华的《活着》吗？A问。
“没有。上高中后，我就与课外书籍绝缘了。我妈说。把成绩搞上去再说。言下之意成绩搞不上去，就不能读课外读物。”
A决定从调整认知入手，说：我建议你读一读。眼下我们再苦也没有《活着》中的主人翁福贵苦啊。从国共内战到文化大革命，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灾难，承受了一次又一次致命打击。但他活下来了。要给他这本书下个定义，余华说就是忍耐，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对残酷的忍耐。
“为什么要忍耐？为什么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的应试制度让家长和老师个个变成了法西斯，逼着我们上吊……”B开始骂人。
“你以为老师愿意充当法西斯吗？要在短时期改变应试制度谈何容易，这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在文革刚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依靠教育和人才来发展经济、振兴中华，于是，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三十年的教育状况基本和二战之后的日本相同：推崇“唯学历论”，名牌大学、高学历是当时日本青年唯一的出路。没办法，国家经济有限，不能普及高等教育，无数青少年在激烈的竟争中挣扎。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注定会牺牲两代人。现实是残酷的，这种阵痛是中华民族的必经之路，不是你一个人在忍耐，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忍耐，而是整整两代人都在忍耐。日本人能忍耐，他们熬过了战后的萧条，迎来了复兴。我们还得带着镣铐跳舞，当我们这两代人熬过黑暗，迎来黎明，那时，子孙后代就可以在平等宽松的教育氛围里自由地舞蹈了。而今天，我们只能在忍耐中呼吁改革。你想退却，你想就此了结？！这算什么呢？”
B不说话了，这才有一丝明白，并不是只有自己单枪匹马地在黑暗中徘徊，这是两代人的奋斗与牺牲。A老师承认他们这一代也在牺牲、受苦和忍耐，这多少让他有些感动。 因为很多师长总是不屑一顾的嘲笑说：“你们有麦当劳、肯德基，你们有互联网、电子游戏，你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们究竟懂得什么叫苦？旧社会才叫苦，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才是苦。无病呻吟！”今天B第一次听见了一位长辈、一位老师承认他们这一辈也在受苦，也在做出牺牲，你说他能不感动吗？他突然觉得应该打起精神来与前辈一道共渡难关。
多年来，A用这种“非常时期理论”说服了不少在中考高考的决战面前企图半途而废、弃枪而逃的学生。她还记得有一天深夜，一名初三学生C的家长焦急地打电话求助，说成绩优秀既有主见的儿子突然拒绝上学，并由此和班主任产生很大的隔膜。第二天Ａ和Ｃ通了话，一开始他喋喋不休地控诉班主任老师如何专断、教育制度如何地没有人性，A默默地听着，然后又耐心地将“非常时期理论”重复了一遍。Ｃ听后，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老师，我看不止牺牲我们这两代人，至少需要牺牲三代人才能改变今天的教育现状。”Ａ用缓慢而沉稳的口气说：“教育改革不仅仅是老师和学校的事，也不仅仅是教育局的事，也是我们全民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吧。”
自从那次谈话后Ｃ很久没有再和Ａ联系了，三年多过去了，Ａ听说他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但是，“非常时期理论”的力量毕竟有限，它无法说服每一个的厌学、弃学、恐学而“企图”逃亡的人。
高一女生D出生在一个中等富有的家庭，胖乎乎的脸上总挂着爽朗的微笑，她自尊心特强，作文很棒，口才出众，刚念高一的时候拿过全市演讲比赛一等奖。可是这个绚丽的花环，挡不住头上的暴风骤雨。
有一天，D的母亲找到老师A焦急地诉说，她不愿意去学校上课，已经两个星期了。一阵交流之后，约定时间与Ｅ见面。
A告诉笔者：“我和这个家庭结识好多年，但当时有一年多没有和D没有见面了，因为她前一年要备战中考。那次我和D见面，但见她面色蜡黄，目光呆滞，昔日的光彩荡然无存。真是多时不见，当刮目相看哪。数学是D的冤大头和难路虎，这让她进入这所重点中学的班集体里迟迟难以抬头。我开始耐心地开导说：‘反正高二就分文理科，你总归是要学文科的，数学尽努力，能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D两眼望着地面，缓缓地诉苦：‘不光是数学的问题，我觉得好累，天天这样学有什么意思……我每天晚上一上床就想，活着有什么用，还不如死了的好。’试图给她减压，让她做沙盘游戏，两次约见以后，她的脸上有了笑容，于是我不厌其烦拿出绝招——‘非常时期理论’，我希望用民族、家庭、个人的责任感来重新点燃她的激情，我看见她眸子里有些许亮光在闪烁。此后，她返回学校上课，可还不到两个月又回家窝着，从此足不出户，不和任何人往来，这可把父母急坏了。届时，社会不时传来某某学校学生自杀的消息，弄得D的父母坐卧不宁，即便上班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生怕女儿出事，忧心如焚哪。我在和Ｅ家长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本来打算等E高中毕业后送她到加拿大读大学，可是Ｅ现在就缠着父母马上送她去。可她只有16岁，家长不放心啊。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让她一个人天天窝在家就可以放心了吗？时光在无奈和焦急中，又流逝了一个月，眼看这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父母替D在医院开了证明，办了休学手续。他们被弄得丢魂落魄，侧夜难眠，就差一点精神错乱了，我也为此夜不能寐，前思后想，给她的父母提出这样的建议：‘既然她出国读书的心思迫切，而且你们迟早也会送他出去，何不如乘病休的时间带她去加拿大旅游一次，一来可以散散心，二来可以实地考察和体验一下。她去了之后觉得难以适应的话，那么她就会打消马上去的念头；如果她觉得很容易适应，那么你们也可以考虑改变原来的计划。’当时我的出发点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入虎穴(当然这也是逼上梁山，没有办法的办法）。再说，他们家有这个条件，旅游的经费和留学的费用都不成问题，同时他们也有亲友在加拿大，孩子去那里读书相对放心。D的父母接受了这个建议，很快母女俩就办了护照，跟旅游团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回来后，母女俩带着美国巧克力兴冲冲地来见我。看到她们神采飞扬的样子，我就知道了决定。几个月后D飞往了加拿大，开始了新的学习。 一年后，当她以出现在我的面前时，完全判若两人。”
于是，A和D有了一次愉快的畅谈——
A：你在加拿大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D：笑道: 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怎样安排富余的时间。在国内，从小到大每天晚上做作业至少要到9:00，考试的时候做到10:00、11:00是常事，有时甚至12:00以后才睡，可是在加拿大我们下午3:00就放学了。
A： 你通常在富裕的时间做些什么？或者你和同学们做些什么？
D: 打篮球、做公益、玩电脑。
A ：怎么做公益？做什么公益？
D: 我和同学一道参加过教会组织的公益活动，比如给别人做篮球教练、到一些社区给人们维修家用电器、去老人院看望孤寡老人、去为智障儿童服务。
多么丰富生动的学习生活，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平时连打篮球做运动的时间都难以保证，哪有时间去做公益呀？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助人为乐的机会，非但得不到父母的表扬，他们反倒指着孩子的脑门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再去管别人的事！”多年前，浙江金华高中生徐力杀母后，青少年教育专家卢勤到监狱里采访他，当问他此生经历的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有一次帮邻居老奶奶搬煤气罐上楼……可是妈妈后来再不让搬了，说耽误时间……”当孩子的快乐被剥夺以后，生命的天空就会乌云密布，乌云越积越多越压越低，于是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而D在沉默中爆发之后，就很快出走了。国外的留学生活虽然也有压力，比如和房东的不和，语言和生活的不适应，修学分的紧迫，但是这些和国内的学习压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这只是自由快乐中短暂的困惑而已。 。
E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他在某重点中学念高二年的时候，常常因生病请假，后来有一次请假回家之后，再也不愿意返校了。父母再三劝告无效，于是，带他去香港看心理医生，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于是，按医嘱服药，却不见效，于是，回到广东向A老师求助。
E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坐下来之后便口若悬河，他大谈李嘉诚等成功人士没有读过大学也成为富豪的故事，好像出了问题的不是他，而是A。在讲述过程中，A几乎插不了嘴，且话题常被他打断，心理测试表明，他患的是躁狂症，这种症状以情感高涨或易激怒为主要临床表现，伴随精力旺盛、言语增多、活动增多，严重时伴有幻觉、妄想、紧张症状等精神病性症状。致躁狂症的病因，除了生物学因素和遗传学因素以外，还有心理社会因素——不良的生活事件和环境应激事件可以诱发情感障碍的发作，如长时期高度紧张的生活状态等。
根据E的父母口述以及他的自述，A了解到他进入高中以后，心理压力一直很大，首先，他不是靠自己的真实成绩考进来的，是靠父母托关系交了巨额择校费才进来的；其次，他到了这所学校以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成绩搞上去，但屡战屡败。于是，他想转学，父母坚决不同意，可呆在这里他觉得白白地浪费了父母的血汗钱和光阴。“度日如年啊！”他对A说。A在用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来治疗E的躁狂症的同时，也对其父母进行了心理辅导和矫正。A对他们说：“期望值过高只能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父母给孩子设置的目标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就好像摘苹果一样，让他跳一跳能够摘得到，哪怕让他跳高一点，如果跳三次，有一次都能摘到，都能激发他的兴趣，但是如果他竭尽全力跳了100次，都没有收获，不是扑了空，就是摔得更惨，这样下去，他还会再跳吗？”
最终，E的家长接受了A的建议，让儿子从这所重点中学转到了一所一般中学读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借口逃学了，精神面貌一直很好。当然这还与E 内心的期盼有很大关系，这就是父母给他的承诺：如果高二和高三都表现不错，那么毕业之后就去加拿大读书，反之，就取消计划。 两年后父母的承诺兑现，E顺理成章地去了加拿大留学。他先参加预科班攻读语言，而后考上了多伦多大学的传媒专业。回国度假和老师同学聚会时，他春风得意，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让同学们羡慕不已。
除了像D和E那样因为学习压力大而“逃亡”的一大批中学生以外，还有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和家长或厌倦了的激烈竞争或为了避开落后封闭的教育制度和方式而选择了“逃亡”之路。
南方一所首屈一指的某重点中学，每一届高中毕业生中就有六分之一的学生选择直接报考国外的大学。这些学生是尖子中的尖子，他们集中在“元培班”（以蔡元培的名字命名），学校为了让这批学生将来顺利通过国外的高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在招生的时候，看重三个方面：科学实验能力、自愿为社会服务的心愿和行动、交往能力和团队精神），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方面下足了功夫，他们在学习期间，由中山大学的老师指导下参与有关科学课题研究，同时，还参与社会性的训练和比赛等等。这样的学生当然不会成为书呆子，遗憾的是，这些学生高中毕业后注定是要到国外去的，将来是否回归很难说。当然，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愿意为世界作贡献。但是问题是，我们明知道时代需要综合素质，但为了当下的高考，我们自己却无法按时代的要求来培养人才，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有望拿诺贝尔奖金的后生一个个逃离本土。
F的父母均为公务员，他们在儿子小学毕业以后就把他送到了人人羡慕的某外语学校读书，每周回家一次，一进门就叫“累啊，辛苦啊！”不是哀声叹气就是怨声载道，三天两头请病假。为了缓解他的学习压力，父母向心理咨询师求助，通过沙盘游戏治疗法，让F的内在焦虑和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初中毕业后，F去了美国。走之前，他对A说，他将来要做一名外科医生，但不会再回来。A望着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心里哀叹，中国将又失去一个人才。
某企业家的女儿G，就读于重点中学初二年级，12岁的她被同学称为“学霸”，是年级的尖子。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连这个小小的人才也留不住。初二念完以后，她就要远渡重洋，寄居美国人家，开始新的学习生涯。笔者暗地里为这个小女孩捏一把汗：毕竟是青春期前期的女孩子，家长就不怕她的人身安全出问题吗？当笔者把这种顾虑告诉其外公外婆时，他们摇头说：“没有办法，我们也担心啊，女儿女婿是通过深思熟虑才作的决定，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你改变不了。”
中国的孩子想减轻身上的包袱，难道就一定要以小小年纪远渡重洋为代价吗？家长们想孩子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就必得把白花花的银子砸向异国他乡吗？以前听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现如今，难道中国就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的中小学不成？中西交流、中西合璧都是是必要的，有益的，远亲结合比近亲繁殖更有利于后代的优生优育，况且，地球村不分彼此，相互交流，相互奉献是滚滚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是，如今绝大多数留学生，并不是把这些当成主要目的，而是像囚犯一样，仅仅把出国留学当成回避和逃亡的权宜之计，而优等生出国，则是为了圆一个成才成家的梦。
能出国留学的，毕竟是极少数“宠儿”。绝大多数青少年，必须按常规忍耐下去。
一双又一双红舞鞋磨穿了，但即便瘫倒在地上也依然“且歌且舞”……
我的头脑和打击键盘的双手也跟着红舞鞋们跳着无休无止的舞蹈，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停下来，舒缓一下神经，整理一下思路。
清晨，和煦的晨风吹动着天边的金辉，朝霞在聚散之间尽显魅力。我身披霞光，一身便装，背着旅行包去深圳湾过关，准备到香港美术展览馆参观画展。
过关后，站在车站等候大巴。身边走过一个又一个从大陆过来的儿童团队，他们都身穿校服，有的还是学前儿童。有蓝色团队、绿色团队、灰色团队、黄色团队……我跑过去问其中一个团队的带队老师: “请问他们是去旅游吗？”“不是。上学！”“每天接送吗？”“对，早上来，下午回。”“请问他们是大陆人的还是香港人的孩子？”“都有……”对方忙着招呼孩子，有些不耐烦了。我立马打住。但决定不忙走，看看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庞大。我在此守望了半个钟，先后有12部送学童的车子从深圳过香港来，每部车子按40人计算，共有四五百人啊。你想想，深圳还有罗湖口岸、皇岗口岸、福田口岸、沙头角以外……会有多少儿童每天往返出入境去幼稚园和学校读书?
据搜狐网、齐鲁网等网站报道：根据香港教育局的资料，目前，每天从深圳跨境到香港上学的中小学和幼稚园的学生逾1.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双非”儿童（父母均不是香港人，但小孩在香港出生）。家长选择在孩子香港上学或上幼稚园，主要是看中了他们的教育质量，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除沙头角以外，从其它口岸过境的儿童，每天往返的时间需要花费2—4小时，很多孩子每天5点钟就起床，同时，还有其它困惑。双非”家长黄爸爸说，因为孩子在香港学习繁体字，讲的是粤语，回到深圳与小区朋友沟通时并不顺畅，也经常写错字。赵妈妈也表示，孩子对深港两地的归属感都相对偏弱，“在香港，他会觉得自己是外地人，跟班里的其他同学有距离；回到深圳又被大家叫做港仔，却说不了几句标准的粤语，这些时常让他们感觉无所适从。”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张小梨认为，客观地说，香港民众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出现排外的情况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但毕竟地区差异存在，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有区别，孩子反复在两种社会环境中学习生活，很难找到平衡点，自我塑造的结果并不理想，这样的童年你能说它是无忧无虑吗？
“出走的”以往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现在是从幼儿园就开始“逃亡”。
“有点钱的都走了。压力留给我们这些没有钱的弱势群体。”一位平民妈妈叹息道。
国外的教育、香港的教育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的教育和学校为什么让众多的学生和家长像躲避洪水海啸一样，唯恐离它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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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 A老师如前所述的“非常时期理论”是有历史依据的。对照中日国情，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韩国妈妈张炳惠女士《在孩子的成长99%靠妈妈》一书中曾提到的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状况，几乎和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的教育状况如出一撤。那时的日本也掀起一个外语热、出国热，每一个家庭都以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为荣。偏重学历是日本人为了从战后的瓦砾中爬起来重振旗鼓的权宜之计，但是后来这种偏差让日本人尝尽了苦头。
日本教育理论家岸根卓郎在《我的教育论》一书中针对二战以后的日本教育状况及其利弊，集百家之言进行了归纳和剖析，他指出：“战后日本，一直认为只有拥有权力和财力的政界财界精英，才是人生的成功者。因此，为了成为成功者，进入名牌大学是必需条件，从而造成了利用偏差值的‘学历偏重社会’。这样，在学历偏重社会，唯有高学历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所以，孩子要求被强制要求进入比父母和老师更好的大学，孩子们也努力按要求去做。然而，力不从心，则遭受挫折，痛苦引发演变为孩子们的‘家庭暴力’、‘校园暴力’和‘道德败坏’。不仅如此，在以竞争成绩的“错误竞争主义”（过度竞争主义）下，偏重学历的社会使学生形成了利己自私、缺少人情的人格。事实上，成绩良好的学生由于优越感变得骄傲，成绩不好的学生由于自卑感而受到挫折，步入歧途。显然，成绩至上的竞争社会，产生以优劣作为‘价值判断’的‘扭曲学历的社会。”
“任何事物当必须‘改革’时，就表明已经与时代或地域不相符合。”当一种制度，在完成了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后，必然会走向衰落，倘若再不思变，必然遭到历史潮流的质疑和唾弃。于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日本本有识之士开始认真思索教育改革。岸根卓郎提出：“新的日本教育，必须从重视偏差值教育向重视个性教育转换。因此，在未来社会中，跟不上初中或高中学习的学生，也没有必要为了学历和证书而升入初中和高中。厌学的学生在私塾或自由学校自由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科，从而尽情地伸展自己的个性，同时，社会借助舆论也应高度评价他们的个性。”
当教育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在日本出现了这样的口号：
“偏差值秀才，不是21世纪要求的唯一人才！”
“进入21世纪，社会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成为与学历和证书无关的，特别强调个性和创造性的社会！”
“今后的教育，不是学校灌输，而必须是通过整个生涯自主地学习的教育。”
日本是一个“菊与刀”的统一体，它既自信又自卑，它既有保守封闭的一面，也有开放和创新的一面，既有刀的坚硬和锋利，也有菊的顺和灵动的一面。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在慎重思考总结教育之利弊之后，开始了称为教育维新的改革。
为了贯彻生涯学习的教育理念，日本文部省在1997年11月，遂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重审，对过程总结加以发表。它指出：“该项提案是21世纪学校教育基本构想的重要内容。根据本项提案，学校对于儿童必须成为轻松生活的快乐场所，所以，这样的教育环境必不可少。为此，各个学校有必要创造性地努力开展学生独立自学、独立思考、发挥个性的教育（即基于新学力观念的教育）。”为此，文部省还制定了具体对策，其中包括严格筛选教学内容、新设综合的学习时间、在中学增加选修课程、在小学局限基础内容，以保证全体学生掌握和充分发挥个性……从这些具体对策可以看到21世纪日本的教育改革并非是干打雷不下雨的形式主义，我们也从中窥到日本在教育改革方面吸纳了西方教育先进理念和做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日本最为拿手的好戏。他们千方百计把古老的中国文化，改造成日本式的现代企业文化，并以此推动经济发展；他们更是挖空心思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早拿到手，引进、模仿、创新。创新是日本的另一个拿手好戏，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开始重视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包括发掘每一个国民的创新能力，这可以从日本火爆的电视节目《超级变变变》中窥见一斑。
新浪博友“独伶幽草”在题为《日本电视节目“超级变变变”能给国人带来什么？》一文中谈到：
“日本电视节目，我本是不喜欢看的，倒不是拍得不好，也许是“民族隔阂”的原因吧，特别是当下，我想要改变认识，恐怕很难。但这个节目却例外，它给我启示，给我反思。
这个节目叫“超级变变变”，当时很火，不光小朋友喜欢看，就是成人也喜欢。节目的演员男女老少皆有，有个人创作，也有集体创意，完全是自编自演。但有所不同的是，它不完全等同于模仿，它会“变化”。就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有几个小朋友先摆了一个“牵牛藤”的造型，随后惊喜到来：在风儿中，不一会儿开满了“牵牛花”，形象十分逼真。在花开的背后，我看到了日本小朋友天真、好奇、认真和善于创意的童年，更看到了日本民族未来的创造力。
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在历史上，曾经很长时间落后于中国。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不断增强本国自主创新能力，至今日本创造风靡全球。梁启超曾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日本小朋友在读书之余，广泛参加自己喜欢的富有创意的活动，这是他们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这不光增强了他们动手的能力，而且开拓了想象空间，这对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有益的。
反观中国目前的教育，虽有它的客观性和积极性，但缺乏科学性、前瞻性，长此以往，我们的下一代将会输得很惨。中国目前的教育，可以说比较糟糕，完全是一种“填鸭式”教育。中国的学生也很悲哀，读书之余，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点创意都被强大的升学压力所抹杀掉了。中国的学生几乎没有周末，寒暑假还要进各类培训班充电。这种强迫式的教育，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极强的学习厌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初高中生奥数全世界第一，而到了大学就整天宅在寝室里打游戏，个人能力衰退、综合实力不强的原因……”
国人大都看到了中国教育的疾患和症状，且为它的病入膏肓不知所措。
当日本人面临教育困惑时，他们非“变变变”不可而后快，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船到桥头自然直”呢？到那时恐怕桥孔已经严重变形，而压会倒、摧毁教育之舟。难道一定要等到破釜沉舟吗？那样的硬伤，恐怕是好几代人都无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