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处于僵局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人试图打破僵局。这应该主要是由四通公司在后面运作的，以前赵紫阳的智囊团：三所一会，可能不少人已经在另作打算了。学生也开始走向社会，号召全民罢工，罢市，可惜在社会上反响不大。我知道的有北京学生去首钢，武汉学生去武钢等等,但都收不到回应。当然，这有其社会原因。共产党对学生闹事的容忍度比较高一些，但对工人运动可以说是零容忍。六四以后工自联的人都被重判，虽然他们其实也没干什么，并且没一个有名气的人物。可能最有名的工自联人物就是韩东方，但我想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我印象中韩东方已经因病去世了，但有网友指出不正确，可能是我记错了，大概是另外一位当年工自联的领袖去世了。虽然街上看不到一个穿制服的人，如果当时有大规模的工人集会，马上警察就会出动了。90年代初，我曾与家父与北京公安局的几位处级干部吃饭，他们就说到六四期间，警察都是便衣混在人群中。当时北京的主要街头及建筑都安装了摄像机，好些人后来被捕都是被摄像头捕捉到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胡绩伟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讨论戒严问题。四通公司的员工去找了不少人大代表的签名支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以解决当下的危机，当时《人民日报》及一些报纸也报道了这条消息。虽然这于情于理都是合法的，并且从法制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最佳的和平解决方案。可是当时就连人大委员长万里都被扣在上海回不来，怎么能指望人大开会？当然后来64镇压后，不少当时签名的代表又在报上否认当时的签名，变色龙的本性可见一般。不过，胡绩伟老先生倒是坚持自己所做所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颇显风骨。
当时还有学生去聂荣臻和徐向前住处要求二老出来讲话，不要镇压学生。聂老和徐老当时都回答人民军队绝不会向学生开枪。还有张爱萍，肖克等7上将的反对戒严的公开信。一方面说明很多人，即使中共内部高层也不是少数对北京戒严是相当抵触的，另外一方面，也让学生及市民更加坚信军队不会开枪。虽然很多人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危机，也知道中共政府一定会想法将运动镇压下去，但也坚信军队不会向民众开枪。
接着就发生了四君子绝食事件。刘小波，侯德健及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员：周舵和高新，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有限时间的绝食，当时听说准备发起一个系列绝食活动，由著名知识界人士接力绝食。当然后来未能实行，因为第一波绝食还没有结束军队就已经进去了，我也不知道有谁打算接刘晓波的班。虽然在我看来这种行动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但在这个时候也算一针强心剂，可以给广场上疲惫不堪的学生打打气。但六月三号夜晚可能正是因为候德健和刘晓波在场才避免了广场的大屠杀。
候德健大概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定居国内的港台有名的歌手。他的那首著名的《龙的传人》在当时不知让多少国人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不知为什么今天这首歌在国内变成了王力宏的了，要知道这首歌流传的时候，王力宏还不知道在干什么。侯德健老家是四川巫山的，就是宋玉《高唐赋》里面写的楚王与巫山神女相会的地方，“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地方。不过他家的遭遇就没有那么浪漫了，他爷爷土改时被当作恶霸地主给枪毙了。侯德健好像是81年还是82年回巫山老家省亲，要知道在当时的大山深处居然有这么一位贵人来访，当地政府的殷勤可想而知。在侯德健到访之前，就为侯家平了反，并修缮了其祖坟和故居。在造访期间，当地政府肯定是尽其可能讨其欢心，虽然古话曰：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爷爷虽然不是父亲，可是父亲的父亲，但似乎侯德健的这种仇恨并不深。因为从此以后侯德健基本上就是常住大陆了。并与当时的一位童声女歌手程琳在一起，为她写了许多歌，许多歌曲当时传唱一时。当然，六四之后侯德健消声匿迹了，后来偷渡回了台湾，现在听说又回到大陆去混了，并且还给当今圣上写颂歌，只是今上并不像欣赏周带鱼一样欣赏他，所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程琳没有人给写歌了，也淡出了人们视线。不过六四的时候，侯德健肯定是当时的一线明星。六四当晚就是侯德健举着大喇叭，一边喊着我是侯德健，一边走向当时已经杀了不少人的戒严部队，颇有鲁肃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换个人说不定当场就被射杀了。
刘晓波君我第一次听说大概是80年代中期从北师大的同学那里知道北师大出了一匹黑马。在一次新时期文学讨论会上，当时还是博士生的刘晓波一番发言震惊四座，基本上将当时的新时期文学的所谓成就全给贬低得一钱不值。当然，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的博士生。当时全中国也没有几个博士生。中国的第一个博士是复旦的葛剑雄，应该是80年代后期才拿到学位的。所以那时的博士生绝对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刘晓波以文学批判出道，当然后来也在许多其他领域发声。当时的刘晓波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姿态，所以当时名声鹊起，但也仅仅限于知识界，对于普通大众，其知名度远远不如侯德健。
刘晓波在学运初起之时并不在国内，他当时正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所以前期的什么知识界大游行，各种签名呼吁都没有他的名字。在此之前，刘晓波虽有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邀请，但一直被限制出国，后来应该是高层特批才有了这次出国机会。当在美国看见国内学运的报道后，刘晓波很快就决定从国外回来参加这次运动。可以说这次选择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不知道他当初回国时就已经决定了不回美国了，还是打算学运结束之后再去美国。
六四之后，侯德健和刘晓波都被逮捕了。晓波君最为人诟病的事情就发生在此时，他说了句：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后来成为中共当局抵赖天安门屠杀的证据之一。当然，晓波君可能在他所见的范围内没有看见有人被当场射杀，所以他认为他说的实话。但作为当时广场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可能不知道长安街上正在发生的大屠杀。他其实自己也知道在那种混乱的情形下，他根本就不可能确凿地知道到底天安门广场到底死没死人，所以说只能是在恐惧之下说出来的话。其实有恐惧是正常的，除了有秦城铁汉之称的刘刚，大多数当时被捕的人都有各种软弱的行为。刘晓波出狱后对于当时说的这话也深感后悔，不过当时的刘晓波应该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理念，参与六四只是简单的出于正义感。后来晓波有了清晰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抵抗的理念，并用生命践行直到终点，可谓真正的知行合一，在国人中绝对是一个异数，所以我对他一直保持最高的敬意，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许多观点。
与刘晓波回国差不多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人也决定回国去投身民主运动，就是王炳章。王炳章是当年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也算是漏网之鱼，北医毕业后到了河北省医科院。后来王炳章有机会去加拿大做医学研究时，到了海外，他决定学习鲁迅，觉得医学不能救国，于是离开了医学研究领域，竖起了海外民运的大旗，可以说是海外民运第一人。据说当年邓小平听到王炳章到了海外之后，大为震怒，河北医科院的领导都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处罚。王炳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可以以他的经验指导这次运动的走向，所以决定回国。
王炳章是五月下旬飞到了香港，但在海关被截住了，好像后来被强行送回了加拿大。六四之后出来了一大批人，一时间海外民运风起云涌，王炳章就被边缘化了。王炳章一直认为对付中共不能只靠和平理性，不能放弃武装起义的手段。后来看到海外民运分崩离析，内斗不断，完全失去了对中共施压的能力。他自己决定潜回国内坚持武装斗争，于是到了东南亚，打算从那边偷越边境回国。结果在越南境内被当地被中共收买的黑帮绑架，将之带到中共境内交给了中国公安，从此就身陷狱中，完全与外界失去了消息，生死不知。不知王君现在境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