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其实是与一位素昧平生的新朋友。他们家庭新搬迁到我所在的地方，他通过教会联系到我们。于是我们教会几个人就去帮助他搬家，搬完家后上我家吃饭。这位朋友山东人，尤好杯中之物。在南方乡下呆了多年，好久没有吃过正宗的中餐了。面对桌上我匆忙之中草就的几个家常菜，赞不绝口，再加上要对我们表示感谢，一定要拿出他珍藏的五粮液与大家喝几杯。教会的几位弟兄都不喝酒，我就只好陪他喝点。其实没有喝多少，也就一两多，他比我多喝了点，但也多得有限。然后这位老兄说这酒留着，等他从中国回来后再与我一醉方休，因为他当时准备回国工作一段时间。
可是没想到几个月后噩耗传来，这位兄弟回国春节期间回老家喝酒喝出了胃穿孔。更大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不知道，大概对疼痛感觉迟钝。回到上海后因为大出血住院，才发现胃早就穿孔了，因为并发症去世，希望他的灵魂安息。按说这点酒对于我应该不是事，当时其实也没有任何反应。但中午喝的酒，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突然觉得胃不舒服，最后还是吐出来了。当然，吐出来就完全没事了，跟真正喝醉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不应该算真正喝醉。我还一直迷惑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我久不喝酒，体内的脱氢酶不工作了？不过我后来回国喝酒也没事啊。后来跟朋友说起这事，有人说是不是喝了假酒。我也不知道国内用什么造假酒，居然在体内完全无法代谢，最终只能吐出来完事。
另外一次就在疫情的前一年，接连有两个大学同学来我家。与其中一位当年的小哥们放开了喝，结果都醉了，当然我醉得更厉害一些。这位哥们上学时确实年龄小，14岁就上了大学，所以当年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喝酒，是毕业之后上班了才开始喝酒的，现在绝对是我班酒量最高的前两位之一。出国前我俩曾经在北京喝过酒，当时他借调到建设部，我在北大上研究生，我俩周末经常聚在一起喝几杯，当然那时他的酒量还是远远不如我。后来我俩都出国了，就多年未见了。最后一次我俩喝酒还得回到2002年，我去北京开世界水产大会，当时老弟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中国区财务部供职，当时哥俩喝得还算尽兴。老弟后来当上了新闻集团中国大区的财务主管，现在做私募基金，这次来纽约就是为了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事情。
老友相见自然千杯少，我其实好长时间不喝白酒了，但小老弟来了，无论如何得陪着尽兴。我俩一开始喝掉了大半瓶剑南春，这瓶剑南春还是以前另一位同学来的时候开的，那位同学在国内虽然也算生意做得不小，但酒量不大，当时我俩一起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喝完剑南春后，小老弟感觉意犹未尽，我于是到酒柜再找找还有没有别的白酒。只是我柜藏的白酒不多，找了一下，只有竹叶青和北京二锅头。于是开了二锅头，酒一入口，我俩同时摇了一下头，感觉口味差远了。我俩本来就打算随意了，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当时还有另一位大学同学，虽然不同班，但还是同系的，一开始就表示只喝啤酒，不喝白酒。但在我们开始喝二锅头后，突然加入进来拼酒。这一下我们就又将一瓶二锅头也喝干了。因为这位半路程咬金是在我俩喝了一两杯二锅头才加进来的，自然我俩喝得多一些。一斤二锅头我俩应该喝掉了至少七两，这样算下来，我俩每人应该至少喝了七两白酒了。喝完二锅头之后，我的头就开始晕了，于是又开了一瓶红酒，这时喝着喝着我就顶不住趴下了。小老弟虽然当时没有趴下，但也开始说胡话了，最后晚上睡觉前也吐了。如果没有半路程咬金，估计我俩最多不会超过半瓶二锅头，这样也许就不会喝高了，而是正好，可以接着再聊上半晚。
另外一位同学就是号称喝了一斤三两的其中一位，我人生第一次滑铁卢的见证者，当然也算铁哥们了。可以说从大学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直到2015年我回国，他得知我回国，专门从上海飞过来与我见了一面。当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喝到半夜三点才散伙，各自回家或者回旅馆。这次是儿子来美国参加夏令营，顺便也与几位老同学见见面。其实前几天我还专门去纽约另一位同学家与哥们聚会。因为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前与小老弟喝醉了，所以这次我俩没喝白酒，只喝了两三瓶红酒，再加上几瓶啤酒，可以说正好达到了微醺状态。喝完后，沏上一壶茶，二人坐在夜幕下凉风习习的阳台上，顺便聊起了当年旧事，也算达到了喝酒的最高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