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近30年经济成长靠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即凭借国际范围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生产价格同样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30年过去后，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一战略可能会提升中国经济总量，但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结构性缺陷——内需不足、资源与环境代价过高、核心技术缺乏、国富民贫、收入不公等问题都与这一战略相关，甚至是因这一战略而起。因此，有必要梳理“比较优势战略”的经济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战略，其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着名的要素禀赋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简称H-O定理）。这一定理是上世纪30年代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与其学生俄林提出并论证的。定理认为，由于国家之间的生产要素供给情况不同，某一国供给量多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必然比较便宜；供给量少的生产要素，价格必然比较昂贵。要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发挥比较优势，就要“出口那些需要多用本国丰裕的生产要素而少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因此，间接地说，丰裕供应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给的要素则进口”。
按这一定理，劳动力众多的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最优选择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劳动力相对缺乏因而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的国家；而如果资本或技术相对缺乏的国家，主要应该进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定理曾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经济理论中唯一最没有争议的定理。”
但实际上，H-O定理并不是真没有争议，而是争议很大，有一些观点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我并不想在此作学术论文，这里仅择其要点说说。对H-O定理最大的质疑来自于里昂惕夫。这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在1953年研究中发现，当时被认为是资本要素较为丰裕、劳动要素较为稀缺的美国，并没有主要地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输出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在其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在进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例大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例。这表明，美国其实在利用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过剩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围绕其解释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
上世纪80年代新的全球化浪潮造成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格局，更是与H-O理论相悖。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已经越来越接近，要素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应该越来越没有必要；而从比较优势而言，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是H-O所定义的真正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是真正的劳动力密集型，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不断扩大。
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量中一直在上升，而南北贸易额所占有比率却趋于下降。更不好理解的是，按照H-O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将使全球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价格趋于相近或相等，但现实情况却是，尽管贸易自由化程度在提高，但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距离却一直在拉大！
为解释这一现象，克鲁格曼提出了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把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两个主要的关于市场结构的观点引入思考维度，建立起一个由追求规模经济与垄断利润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差异引起贸易的分析模型。尽管人们仍然可以对克鲁格曼的理论有不同的解读，但我认为其理论与H-O定理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H-O理论隐含着一个假定：各民族国家政府都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恰能实现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在全球资源效率实现了最大化的同时，各国也都因此获利并共享自由贸易的成果；而克鲁格曼的理论隐含的一个假定认为：各民族国家政府包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企业，并不是追求全球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发达国家拼命扩大其生产规模，以追求报酬递增，更追求国际贸易中的垄断性地位，以获得更高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其资本与技术含量低，无法追求报酬递增，更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产品位置。
正因此，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作为卖方，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可以漫天抬价；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处于低端竞争性市场，发达国家作为买方也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可以漫天压价。我们常说，“8亿条西裤换一架飞机”，但美国人明目张胆地说：“你如果觉得换亏了可以不换啊。西裤除了你中国可以生产，印度、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哪里不可以生产？但对不起，大飞机却只有我波音可以生产。”这样一来，H-O预言的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劳动力与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趋同，当然被劳动力不断贬值、而资本与技术不断升值这样相反的现实所替代了。
我回顾这段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历史，旨在告诉读者：被国内许多着名经济学家认为“最没有争议”的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主流经济学中千疮百孔了！
改革开放以来，要说中国经济走的就是比较优势的路子，应该不会遭受质疑。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30年来的“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半拉子”。中国一方面的确是以自身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参与国际分工；但却并没有按比较优势战略进口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与资源。从资本上看，中国近些年来已是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一方面以高成本引进外资，但另一方面又以甚至低于银行利息的价格把大量美元借给美国；从技术上看，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按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出口高技术到中国，相反，对高技术出口到中国设置重重障碍；中国是个人均资源很少的国家，按“比较优势理论”也应该进口资源，但从总量上看，中国30年间包括煤炭、稀有金属矿甚至石油等，都以极低价格出口到国外，只是近几年才因一些资源接近枯竭不得已以不断高攀的价格进口上游产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