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众病之王癌症传
来源：博客空间
刚过去的这一周，身边人似乎都在谈论着两个人的离去，徐婷和张维佳，一个是26岁的北漂女演员，
一个是33岁的广州创业者。他们的人生此前没有交集，却在今年9月6日与7日，相继因癌症离世。
二人的抗癌经历迥然不同，徐婷患病后放弃“化疗”，从确诊到离世仅仅两个月时间，
张维佳则是采取了可能的一切西医手段，进行数十次化疗，与癌症抗争近三年后逝世。
为逝者惋惜的同时，很多人感叹癌症的年轻化趋势，这种人类至今无法攻克的绝症离我们并不遥远，
而当与癌症正面交锋时，我们才发现对它的了解太少。
今天读书君为大家介绍的，是印度裔美国医生、科学家悉达多-穆克吉历时六年完成的科学著作
《众病之王：癌症传》，从医学、文化、社会的角度，为你重新打开癌症和人类对抗癌症的历史。
最有名气的医生被立即请来；但他们来了，收了费用，却回答说：“这种病无药可救。”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
2010年，大约60万美国人、全世界超过700万人死于癌症。
在美国，每三个女人和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位将在一生中罹患癌症。
美国亡故者中的1/4以及全球亡故者中的15%，死因将会归咎于癌症。
在某些国家，癌症将超过心脏疾病，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癌症曾经是私密的、需要小声说出的疾病；
后来，它变形成一种致命的、形式多变的实体，具有强烈的隐喻性，
并且在医学、科学和政治方面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以至于癌症往往被描述为 “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
我试图进入这种“永生的疾病”的头脑深处，去理解其人格、祛除其行为的神秘色彩。
但是，我的终极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传记”本身的问题：
在未来，癌症有可能终结吗？是否可能从我们的体内和社会中，彻底根除这种疾病？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
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而超越于这种生物学共性，
它们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主题，贯穿于癌症的几种化身形式--这表明了对它们进行统一性的论述，
乃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考虑每一种癌症变形的故事，但是，我试图强调贯穿于这4 000年历史的大主题。
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千百年来，饱受这种疾病折磨的患者几乎成了任何可想象得到的实验对象。
为了寻得某种有效的救治手段治疗这种棘手的疾病，无论田野、森林，抑或药店、庙宇，都被搜罗一空。
几乎所有动物都无一幸免地做出了贡献，不论毛发或皮、牙齿或趾甲、胸腺或甲状腺、肝或脾。
——威廉•班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
有两个人物，站在我们故事的中心。他们两个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都是美国战后科技大繁荣的产儿。他们犹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涡，执迷地追求，
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抗癌战争”。
第一个人是“现代化学疗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
他偶然地发现，维生素的一种类似物是强大的抗癌化学制品，于是他梦想能够找到一种治愈所有癌症的药物。
第二个人是曼哈顿的社会名流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她具有传奇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
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几十年。在4000年来的抗癌战斗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贡献了勇气、
想象力、发明创造和乐观精神--法伯和拉斯克，仅仅是他们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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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军事史--但敌人无影无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
这里同样有胜利与失败、有连绵的战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后余生也有旧病复发；
并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伤、有人被诅咒、有人被遗忘、有人死亡。
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血液化脓：1950年对白血病的描述
白血病的医学意义，一直与其高发病率不相称······
事实上，在治疗全身系统性白血病时所遇到的问题，为整个癌症研究指明了所要采取的大方向。
——乔纳森•塔克（Jonathan Tucker）《艾莉：对抗白血病的孩子》
自从发现白血病以来，对该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之中。
1845年3月19日，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描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
一名28岁的铺路工，脾脏莫名肿大。贝内特记录道：“他面色黯沉，平常身体健康且自律；
自述在20个月前，开始感到特别劳累，并一直持续至今。
去年6月，他发现腹部左侧有个肿瘤，逐渐增大，直到四个月后稳定下来。”
这名铺路工人的肿瘤可能已经到了末期的稳定点，但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加速恶化。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贝内特的病人症状日益加剧：发热、阵发性出血、突发腹痛等症状接踵而至，
随后发作频率加快，并且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腋窝、腹股沟和颈部，
病人命悬一线。虽然对他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疗，但都无济于事。
几个星期后，进行尸检时，贝内特确信他发现了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因--
病人的血液中充满了白细胞（白细胞是脓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标志，
贝内特推测铺路工人的死因就在于此）。
他自信地写道：“对我来说，这一病例特别有价值，因为它将有助于证明血管系统内也会广泛分布着脓液。”
在贝内特描述了铺路工的病症之后，仅仅四个月刚过，
年仅24岁的德国研究者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独立发表了一篇病例报告，
其内容和贝内特发现的病例惊人地相似。魏尔啸的病人是一位55岁左右的厨师。
白细胞在她血液中爆发性地增长，在其脾脏中形成了浆状黏稠物。
在对她进行尸检的时候，病理学家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分辨出在红细胞上面浮着一层浓稠如乳状的白细胞。
魏尔啸开始考虑，是不是血液本身有问题？他无法找到统一的解释，但又想为这种病寻找一个名字，
最终确定用“weisses Blut”--“白血”一词，这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几百万白细胞。
1847年，他把这个名字改为听起来更学术化的“leukemia”，这个词来源于“leukos”一词，
在希腊语中表示“白色”，即白血病。
医学黑箱：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
医学行业知道这种疾病已经3 000多年了。然而在这3 000多年里，
人类一直在敲打医学界的大门，求寻一个“治愈之方”。
——1937年3月《财富》杂志
2500年前，36岁的阿托莎（Atossa）身患Ⅲ期乳腺癌，她的绝望与悲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
这位波斯王后用布裹住自己癌变的乳房，藏匿起患病的躯体，然后以一种毅然决然与先见之明的态度，
极其愤怒地要求手下的奴隶用刀把她的乳房割下来。
曾有一位病人的愿望就是切除她满是癌细胞的胃。正如她对我说的，“不留残余”。
让人想起了“19世纪时迷恋于‘完满’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
他通过较大面积的毁形性手术，切除癌症；他所希望的是：切得越多，就意味着越能治愈。
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却拒绝跟随“前进的步伐”。
如果肿瘤纯粹只是局部性的（即局限于单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医生切除），
那么它尚有被治愈的机会。这些步骤后来被称为“切除”，
是19世纪“外科手术大进步”所传承下来的遗产。
比如，一个孤立的恶性乳房肿块，可以通过“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进行切除。
这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伟大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于19世纪90年代首创的技术。
随着20世纪初X射线的发现，放射线也可以被用于杀死局部位置上的肿瘤细胞。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癌症仍然是一只黑箱。最佳治疗法是把这种神秘实体整个切掉，
而不是用较深邃的医疗见解进行治疗。
医生治愈癌症（如果可以治愈的话）只有两种手段：
手术切除肿瘤或用放射线烧灼--在灼热射线与冰冷刀具之间做出选择。
与科研经费的停滞状态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
在19世纪的美国，癌症肯定已经存在并且被注意到了，但是，
当时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潜伏在众多常见疾病的阴影之下。
1899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医生罗斯威尔•帕克认为，癌症总有一天会超越天花、伤寒、肺结核，
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这一言论当时被视为 “危言耸听”，
是一个日夜都在做癌症手术的人的夸张揣测。
然而，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帕克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具有可信度，且越来越像 “先见之明”。
当时，伤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发，正变得越来越罕见；天花病例也逐渐绝迹，到1949年，
它在美国完全消失。而与此同时，癌症已经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夺命杀手的阶梯上”一路攀升。
从1900年到1916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长了29.8％，略高于结核病；
到1926年，癌症已成为全美第二常见的死因，仅次于心脏疾病。
物竞天择：癌其实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更完美的“版本”
我们所选择的，用于以小见大地描绘宇宙的隐喻，反映了我们本身。
千百年来，在这些医疗层面文化层面和隐喻层面的理解之下，暗潮涌动的，
是对这种疾病的生物学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随着时代的前进，发生根本性的嬗变。
现在我们知道：癌症，是由某一单个细胞的生长失控引起的疾病。
这种增长是由突变引发的--DNA的变化特别地影响了基因，“煽动了”无限制的细胞生长。
在一个正常细胞中，强大的基因回路调节着细胞的分裂和死亡。
但在癌细胞中，这些回路已被打破，释放了一个不停分生的细胞。
细胞分裂使生物体能够成长、适应、恢复和修复--让生物体能够生存。
而这种机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缚，它就可以让癌细胞生长、繁荣、去适应、去恢复、
去修复--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癌的生存。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生长得更快、
适应得更好。癌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更完美的“版本”。
因此，对抗癌症的秘密，就是要找到方法，防止易感细胞发生突变；
或者消除突变细胞，又不损害正常生长。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掩盖了任务的艰巨性。
恶性生长和正常生长，在遗传基因层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要把这两者区分开，可能是我们这个物种面临的最重大的科学挑战之一。
癌症是生在我们的基因组里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解放了正常细胞分裂的那些基因，
并不是“外来者”，而恰恰是“曾执行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突变、自我扭曲的版本”。
而且，癌症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我们这个物种寿命的不断延长，
也不可避免地会释放恶性增长（癌基因突变随着衰老而逐渐积累，因此，癌症在本质上与年龄相关）。
如果说我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从一种执拗的意义上说，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如果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达尔文式选择的终极产物，
那么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们体内潜伏的疾病，也同样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终极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