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99年开启大学扩招。十余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上升至2015年的40 %。
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杨中超发表于《社会》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高等教育扩招前后，
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基本没有明显改善。
杨中超选取了出生年份在1960—1969年和1970—1979年的“60后”“70后”两组同期群，
为扩招前的研究对象；又选了1980—1989年出生的“80后”同期群，为高教扩招后的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大学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流动。
研究结论指出，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优势阶层依然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已使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绝对机会和占比获得增加；
然而，由于社会上层在获取扩张后的高等教育受教机会时，比社会下层更有优势，
因此，中国大学扩招对改善代际流动的效果并不显著。
社会上层才是高教扩招最大受益者
杨中超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扩招，并未显著改善中国不同阶层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状况。
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上层依然是教育扩招的最大受益者。
杨中超在研究中指出，虽然教育扩招增加了弱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依然存在。
数据显示，受访者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受访者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有所增强。
两者间的相关系数，从扩招前“60后”“70后”群体的 0.24和0.34，增加到扩招后“80后”群体的0.36。
研究指出，虽然教育扩招仍被视为稳定政治生态下，改善弱势阶层困境最有效的变革方式。
但是，世界经合组织在2014年发现，高等教育带来的阶层流动性，在已工业化国家已开始下降。
杨中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招之前，中国社会上层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
也远远没有达到饱和；因此，1999年之后新增加的高等教育受教机会，主要是被社会上层而非社会下层获得。
同时，大学扩招后，家庭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
此外，大学生毕业后不再分配工作、需要自主择业，也抬高了高等教育的受教成本，降低了预期收益。
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弱势阶层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
此外，外部的宏观环境变化，也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扩招新增的教育机会，
并未在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之间，实现均等分配。
杨中超还认为，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可能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不平等的延续，
是一种劣势的持续累积。“在家庭背景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长，
子女避免坠入高中以下学历的机会比率（与高中学历相比）越高”。
此前发表的相关研究也指出，优势阶层由于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优势，使孩子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占据优势，
如替孩子选择重点学校等。这种优势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变得日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