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MCK10252016-12-27 19:48:36

娶妻穷三代,生儿毁一生,农村人就是这么穷下来的

 

罚款上万生下来的男丁,二十多年后还要花几十万为他娶媳妇。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撰文 | 柯特

很多父母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罚款几千上万才生下来的男丁,二十多年后还要花几十万为他娶媳妇。

一夜变穷的方式有很多,绝症、赌博、火灾、车祸,大多是让观者抹泪叹息的悲惨事件。但如果你是农村适婚男青年,还有一个较为喜庆的返贫方式:娶媳妇。

坊间流传一则段子“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但这则段子让很多农村男青年笑不出来,因为谈感情真的很伤钱,伤筋动骨的那种伤。

谈感情伤钱,谈婚论嫁更伤钱

假如你不幸生在拥有五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甘肃省庆阳市农村,二十来岁,没什么文化,但是急于成家立业,摆在你面前的是两大难题,一是找到适龄女青年,对方要愿意嫁给你;二,支付少则十几万多则二三十万的彩礼钱。

即使你侥幸攻克了难题一,也可能被难题二困住。按照庆阳农民的平均水准,2015年你的收入只有不到7000块,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娶一个媳妇需要二三十年,这还只是彩礼,再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说是倾家荡产毫不为过。

山东部分农村彩礼拿秤称 3斤3两百元钞是标配 /东方IC

能稍稍让你欣慰的是,不只是你,全国各地的农村,娶媳妇都需要十几二十万。而且越穷的人家出的礼钱越高,庆阳当地有句话说,“穷家出了个大价钱,富家出了个小价钱。”

面对天价彩礼,庆阳市政府闲不住那只“看得见的手”,2015年5月,发布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明文规定抵制天价彩礼。

但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抵制彩礼并没什么用。

1949年以后至今,官方对待彩礼的态度一直以批判为主。虽然其他国家也曾试过废除彩礼,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政府这样投入极大政治和经济资源,去改造传统的婚姻习俗。1950年的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这是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试图将收受彩礼这种“封建陋习”革除,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依然没有成功。例如五六十年代的黑龙江省双城县下岬村,少数村民因为公然违背禁令,收受彩礼,成为批斗的对象。

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彩礼是“买卖婚姻”的体现。作家马烽写于1979年的小说《结婚现场会》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女主角的父亲执意索要彩礼500元,村干部想把他当作“买卖婚姻的坏典型”批判一番,而村里几对不收彩礼的新婚夫妇则被当做正面典型参加结婚现场会。

广西某地少数民族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 /CFP

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官方的禁绝尺度颇为严厉,将彩礼视为封建陋习加以批判,但依然根除不了,更不要说改革开放以后沐浴在资本主义之中的当代中国人了。80年代后,官方并没有放弃对婚姻生活的干预,除了彩礼,在实物礼物、婚姻规模上,依然有各种指导意见和规章制度。

即使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彩礼是封建习俗在中国大地上的复兴,应当压制甚至取缔,连中央电视台也在节目中直斥彩礼是“买卖婚姻”。各地政府时不时发布指导意见,配上专家的呼吁,企图根治这一封建陋习。

彩礼是通向婚姻的门票,昂贵而又必要

彩礼两个字拆开来看,没有哪一个跟钱有关,但它却又赤裸裸地指向金钱。

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下岬村,农民即使不能光明正大收钱,也会以各种“礼物”的名义作为代偿。50年代,彩礼主要是现金,60、70年代,除了作为现金的礼钱,还有买东西钱、装烟钱、家具等实物类彩礼,80年代又出现了“干折”(礼钱、装烟钱、买东西钱的合称),再配搭实物类彩礼。进入90年代至今,实物类的彩礼不再时兴,而是统统改成现金,变成一个大的“干折”。

也许将来某一天,金婚银婚不再是指感情的牢固程度,而是彩礼的多寡 /东方IC

如今,彩礼在很多地区由原来金钱与实物混搭的模式变成只代称现金。但这并不是说实物不再是婚姻交易的一部分了,而是另算。时常见诸报端的新闻是,女方在索要高额彩礼的同时,还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诸如在某些农村地区流传的“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是一万张五元,千红是一千张一百,合计十五万;一动是汽车,不动是房产。

通常情况下,中国农村的婚姻中,男方是出血较大的一个,但不代表女方完全是空手套“新郎”。收取了高额彩礼的女方家庭,也会适当地以嫁妆形式返还一部分彩礼,但数额少于彩礼。

有些地区流传这样的说法,如果新娘父母只将彩礼的一小部分作为嫁妆返还,就被称为“卖女儿”,偶尔有超出彩礼的嫁妆,被称之为“陪送女儿”,但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儿女较多的50、60、70年代,父母通常把嫁女儿收来的彩礼钱用于给儿子娶媳妇,要是女儿足够多,尚可赚上一笔。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禁绝送彩礼的恶习,但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彩礼几乎是强制性的,可少但不可无。只有极个别情况下,女方家才会松开不要彩礼。

田小娥与黑娃 /电影《白鹿原》截图

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田小娥被休后回到家里,父亲田秀才“不仅不要彩礼,反倒贴。给他(黑娃)两摞子银元,让他回家买点地置点房好好过日月,只是有一条戒律,再不许女儿上门……”田小娥的父亲不是不想要彩礼,而是觉得田小娥丢人,想赶紧甩掉这个“烂货”,让黑娃捡了个大便宜,白得了貌美如花的田小娥。

彩礼既是新郎“购买”新娘的费用?

中国的彩礼习俗,有很多解释,一种是婚姻偿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彩礼是新郎家付给新娘家的费用,是转移新娘繁衍后代和家用劳动权利的耗资,因而很多人类学家采用“新娘费”(bride price)这一术语指代彩礼。新娘从娘家脱离,成为夫家的一员,就像足球运动中的转会,彩礼就是转会费。

婚姻偿付理论将新娘商品化,可能会犯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忌讳。有很多学者从婚姻资助制度的角度解释,认为在婚姻中流转的财富大多数都流向了新婚夫妇,而不只是在偿付新娘的价值。研究中国彩礼习俗的人类学家杰克·古迪说,“在中国,给新娘分配财富实际上是资助新婚夫妇的途径,因为儿子在分家前没有自己的财产。”

不论是偿付理论还是资助理论,都在中国找到过支撑其论点的案例,自然有其道理,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近几十年来彩礼的暴涨。

在甘肃庆阳,在改革开放前农村的礼钱是265元,90年代涨到了4552元,但在2000至2005年涨到了12114元。而进入2010年代,十几二十万已经是司空见惯。

甘肃某地的婚礼,这样一场婚礼,没个二三十万是办不下来的 /东方IC

社会学家阎云翔认为,彩礼上涨“代表了婚姻交换制度持续变动的新近阶段”,彩礼正在从婚姻礼物向一种财产继承方式转变。在此过程中,新婚夫妇的个体能动性得到张扬,彩礼的变化是中国年轻人在消费时代对个人主义的声张,在彩礼变迁中,传统的家长制逐渐瓦解,年轻人开始控制自己的生活。

在传统中国,彩礼都是由家长提出的,新娘没有话语权。直到五六十年代仍然如此,如果新娘提出彩礼数额,是很丢人的。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娘主动提出彩礼规格已经是普遍现象。

甘肃陇西渭阳乡山王家村,一个40多岁的男子,因为哥哥们结婚耗尽家产,他只能单身到现在 /CFP

不仅如此,新娘将彩礼多少视为个人身价的指标,彩礼高,不仅在同侪中有面子,在夫家的地位也能得到保障。某种程度上,彩礼是新婚夫妇从旧有家庭中脱离出来、重建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因而甚至出现了新郎怂恿新娘索取高额彩礼的情况。

诚然,越是在贫穷的地方,彩礼价格越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男多女少。简单的经济学定理,物以稀为贵。越是贫困的地区,重男轻女的现象越严重,男女比例越大,彩礼的价格也就越高。

这些家长肯定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罚款几千上万才生下来的男丁,二十多年后还要花几十万为他娶媳妇。

参考资料

Yunxiang, Yan ( 2005 ).The Individu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dewealth in Rural North China.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Philip H. Brown ( 2009 ). Dowry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Jessica Bastone ( 2014 ).Law and Marriage: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Marriage Laws.Senior Capstone Projects.

阎云翔 ( 2012 ).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阎云翔 ( 2006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

阎云翔 ( 1999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莉 ( 2005 ).陇东农村彩礼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穷鬼合伙娶老婆是不够的,彻底打破一夫一妻制才行

文/破土

倡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投稿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编者按】近日,谢作诗的“穷人合伙娶老婆论”认为目前的“光棍问题”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危机。为了度过危机,防止单身汉引起社会动荡,低收入的男人可以合伙取一个老婆。经济学家的奇文一出便引发了众多讨论,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了“穷人合伙娶妻”背后的男权逻辑,把女人视为工具而不问“光棍问题”背后的重男轻女文化。本文则从谢作诗的自由市场逻辑出发,质疑了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在这些经济学公式的假设里,经济学家们往往默认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并把人当做市场里的商品。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看不见的手”之下的奴隶,服务于少部分人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家总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在网络上流行的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中,有这么一条:“学生:既然市场是万能的,那么我们还要经济学家有什么用?老师:因为经济学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而这是市场做不到的。”

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现实,经济学家的名气是跟他们给民众带来的欢乐相称的。他们总是能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抖出一个用你平凡的智商怎么都想不到的包袱,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前几年用“看不见的手”来分析婚姻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出了房价高是由丈母娘推高的结论。 这个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在婚姻市场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当这个社会存在着三千万光棍的时候,丈母娘在婚姻市场就会占据优势地位,男方父母就要拼命储蓄买房子才能讨得丈母娘的欢心。

而笔者觉得,房价高不仅仅是由丈母娘推动的,还是由异性恋把持的婚姻制度决定的。丈母娘从哪里来的?是从婚姻制度中产生的,没有婚姻制度就没有丈母娘!如果人与人都选择另外一种组织方式,丈母娘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如果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做一个回归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异性恋同房价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如果男人不消灭私有制婚姻,就没法从丈母娘手里拿回婚姻的主导权,也就没办法压低房价。

同笔者一样,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谢作诗先生也同样对现在这种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模式提出了质疑。面对即将在中国社会出现的3000万到4000万光棍的问题,一些媒体和公众表现得忧心忡忡。但是谢教授以经济学一贯的乐观态度,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不否认3000万光棍的事实,但我否认一定会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这种乐观来源于对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充分自信。有人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回答是:“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 是的,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学家只是负责给我们讲笑话的。最近,普林斯顿一位经济学家由于感觉经济学家太废物太没用,就改行研究韩剧去了,很多人感觉很可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样都是娱乐大众的事业,怎么能说成是“改行”呢?

 

谢教授的方案:婚姻市场化才能解决光棍危机

那么光棍的问题怎么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呢?谢教授认为,人类的一切关系都是交易关系,婚姻本身就是一种交易,而光棍及其相关的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收入高的男人,会优先找到女人,因为他们出得起高价。那么收入低的男人怎么办呢?谢教授认为,只有几个穷人合起来找一个老婆才能解决。

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当婚姻被简化成性,性被简化成了交易的时候,光棍就是这个性交易市场的失败者。在这个市场中,女性负责卖,男性负责买,决定女性价格的主要因素是市场的供需比,也就是当前社会的性别比例。在谢教授看来,只要破除掉一些妨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律、道德因素,市场就会自然“出清”。

谢作诗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成员。大家都知道,由茅于轼先生领衔的天则所是我国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阵地。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和带领下,相继完成了劳动力、住房、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但这只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只有在进一步的市场化中才能解决。

谢作诗教授提出低收入者可以实行“一妻多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长期被忽视的婚姻领域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把婚姻领域的市场化、产业化提上了日程。既然我们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那么我们凭什么不能通过婚姻的彻底市场化来解决光棍的问题呢?当前改革既然进入了深水区,那就必须要对长期被政府和法律干涉的婚姻领域下重手、下狠手,用看不见的手来代替政府的有形之手。

婚姻市场化的后果:穷光蛋配娶老婆吗?

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视野来分析当前的婚姻制度的话,就会发现建国之后实行的一夫一妻制一定程度上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票证”经济的一种残余。在婚姻市场上,不管你多有钱,哪怕像王思聪那样富可敌国的“国民老公”,不管外面包多少个老婆,名义上也只能娶一个。这就相当于国家给每个男人只发放一张“老婆票”,决定市场上对女人的需求的,不是男人的实际收入,而是这种“票证”,一人只能娶一个。

这种充满着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票证式婚姻,严重降低了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扭曲、压低了女性商品的价格,带来了严重的女性“短缺”现象,三千万光棍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不仅严重干涉了人们的婚姻自由和市场自由,而且会导致一种不管挣多挣少、官大官小,都只能娶一个老婆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会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育)产(女)积极性。既然婚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交易问题、收入问题,那么收入高的人完全拥有多娶老婆的自由。房叔房姐能买几十套、上百套房子,凭什么王思聪这样的“国民老公”不能娶几十个上百个老婆呢?

所以要真正解决光棍的问题,就必须要靠完全的市场化才能实现。而要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仅靠谢教授之前提出的“一妻多夫”是不够的(“一妻多夫”只是针对娶不起老婆的那三千万光棍的),而必须要彻底打碎一夫一妻制,打破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的票证制度对婚姻的束缚,拒绝一切有形之手对市场的干涉。谢作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接受“新浪极客”的采访时除了继续强调穷人可以搞“一妻多夫“之外,也明确提出了富人可以搞”一夫多妻“:“多几个女的去嫁一个男的也没关系啊,(市场)依然会自动平衡啊”。

在废除一夫一妻制、婚姻市场全面放开之后,对女性的需求一定会大大上涨。以现在的女性价格,胡润富豪榜上的那些富豪每个人怎么都得囤积几百上千个老婆啊?不管能不能用的上,反正先囤着等着涨价。社会上的女性就这么多,富人囤的老婆多了,穷人能够娶到的老婆就更少了。所以到时候就肯定不是现在的三千万光棍的问题,而可能出现五千万、八千万甚至上亿光棍。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下,被这种配给制、票证制所扭曲的女性价格一定会上涨到应有的水平,笔者目测应该会比房价涨的更快。那时候的“刚需”就不是房子,而是老婆了。

那么,这表明婚姻市场化失败了吗?不!现在住不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多,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改革失败了?在我们经济学家看来,价格暴涨才是改革成功的标志,这才是它真正的市场价格。在价格的暴涨的情况下,商品的供给就会自然增多。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再也不会去炒房地产、炒股票了,而是都跑回家生女儿去了,造人产业一定会成为继房地产之后我们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在利益的刺激下,很多男人也会选择做变性手术,这样既减少了供给,又促进了需求,也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相信,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一定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恢复平衡,就像我们相信房价一定会降下来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等到女性价格暴涨的时候,那么多光棍娶不起老婆可怎么办呢?市场化以前只有少部分偏远地区的穷人才娶不起老婆,市场化之后连都市里的白领、金领都娶不起了,天天在网上嚷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就站出来说话了:“穷人永远都娶不起老婆,老婆价降了也买不起,作为经济界人士,不想只说老百姓爱听的话而不说真话“(清华经济学教授魏杰)、”不可能让百姓都买娶老婆,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廉租老婆不能配置生殖器”(经济学家茅于轼)、“北京的老婆要是卖不出30万1厘米是开发商的耻辱”(经济学家金岩石)、“不是老婆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经济学家张五常)……

总而言之,穷人配娶老婆吗?

不过,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当初经济学家鼓吹搞婚姻市场化改革不就是为了解决穷人娶不起老婆的问题吗?

 

经济学家的世界:没有男人、女人,只有商品

写罢此文,笔者仿佛看到一大波女权主义者正向作者袭来,黑压压一大片呀!“你们是物化女性。女人生来就是给你们当老婆的么?你们怎么能把女性当成商品呢?!”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呀,幼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今天倒是要请教你们一些人森的道理:我们经济学家啥时候把人当成人看过?那些重男轻女文化下被杀害的女婴,那些无偿生产着新劳动力出却从未被承认过价值的人母,那些在社会中饱受性别歧视只能靠“嫁得好”来获得阶级上升的人妻,可是全都入不了我们经济学家们的法眼。

在我们经济学家眼里,只有菜市场里的大白菜。你们这些男人嘛,跟大白菜没啥区别。女人呢,连白菜都不是,顶多算是被白菜插的那块土。你看人家大白菜,生产得多了过剩了,价格就跌了,跌了就扔掉、倒掉。没见人家发过牢骚,也没见过人家要搞白菜工会、最低白菜价格、白菜ba工来破坏神圣的自由市场规则。

明白富士康的工人为什么跳楼吗?跟白菜过剩的时候被扔掉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人士眼中的世界。我们当成笑话来听,他们却讲的一本正经——经济学家都是反人类的。

当我们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人当成冷冰冰的商品,而是当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懂得喜怒哀乐、需要有尊严地活着的人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或许也就豁然开朗,迎刃而解了。“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没法解决“光棍问题”,是因为婚姻背后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产权私有并没有发生改变。当婚姻仅仅是“性交易”的变体的时候,“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仅仅是男人之间“女人购买力”的差别。同样,既然房子是一个人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那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的合理需求出发,像《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一样,设置一个一户一房的票证制度呢?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么多房叔房妈房哥房姐多出来的房产,再加上各地没人住的鬼城、鬼楼,是足够中国人一户购买一套的。可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哪去了呢?

也许只有斩断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个社会才能变得更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