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许纪霖、施展：“何为中国”的新解读

原创2017-07-04 许纪霖、施展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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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2017年6月18日下午举行的东方历史沙龙（第130期）：

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何为中国的新解读。

嘉宾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系副教授施展。

 

 

许纪霖：北京的各位朋友，下午好。新书分享会前几次主题都是围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来谈。北京场的主题有所改变，主要想谈“何为中国”。因为《家国天下》这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认同问题。在这个认同中，最核心的是关于中国的认同。而中国认同的核心问题则是“何为中国”。

 

这个问题在整本书的框架中本来并不是核心部分，但这本书差不多是花了十年时间写就的，在这段写作过程中，“何为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自身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前几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宅兹中国》这本书，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葛兆光教授也没想到这个问题引起了包括史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的强烈反响，一时间学界都在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我也作为参与者加入了一些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太复杂，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今天中国虽然已经走向了世界，但是走向世界的中国是什么，我们未必很清楚。如果我们要知道当下，那么就一定要知道中国从哪里来，这样才会明白我们会到哪里去。

 

严格说起来，今天这个主题“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何为中国的新解读”对我是一个挑战，这几年我越来越开始关心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但毕竟只是刚刚开始。而施展虽然很年轻，但实际上心智要比我成熟得多，他已经写了本厚厚的大书，其中讨论的就是关于中国的新解读，对这个问题有非常系统的思考。

 

今天的主题是试图在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之间，思考中国是什么，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历史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会说，中国当然是一个农耕民族，炎黄子孙、中原文化，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在1980年代——差不多30年前，有一部很流行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主题是走出黄土地，迎接蓝色文明：中国过去是以黄土地为隐喻的农耕文明，到处都是农民。但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蓝色海洋文明的世界。所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告别农耕文明，迎接海洋文明。这种说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认识定式——中国的传统就是小农经济，中国的未来就是和世界接轨的蓝色文明。中国的发展似乎被定位在这样一个直线的尺度当中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难道古代的中国就只是黄土地吗？在古代的中国人当中是否也带有点儿“蓝色”，比如沿海地区，以及可能被我们忽略的更重要的一块：边疆。从蒙古、宁夏到新疆，中国的西部实际上主要并不是农耕文明，而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本来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常常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汉人，汉人往往误认为游牧文明对中国历史没什么影响，即使有影响，也是我们影响了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了我们。我们有很多习以为常的类似观念。就这点而言，其实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思考。

 

理解中国不能仅仅从农耕文明、从儒家来思考，视野可能要更放宽一些。葛兆光教授提出“从周边看中国”。但葛兆光教授所言的“周边”主要是东亚的周边，汉文字文化圈中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但我们也知道，其实还存在着另一半“周边”，就是中国的西部那一半游牧文明。它们是中国的边疆，但同时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们是怎么看中国的，或者说它们如何构成了中国的内在的一部分，这些话题近年来开始慢慢升温，当然这也有一个现实的焦点，过去我们总觉得西藏离我们何其远，新疆离我们何其远。

 

这些年由于边疆出了些问题，我们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边疆并不遥远，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今天如何来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动力。

 

“什么是中国”涉及国家认同的问题。认同谁？认同中国，还是认同汉文化？这些问题我想都有着非常大的展开空间，包括我在《家国天下》中所讨论的中华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汉民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吗？一般说法是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所组成。

 

56个民族都被称为“民族”，中华民族是“民族”，汉民族是“民族”，藏民族也是“民族”。这些民族都是等同的吗？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都有些似是而非，都需要我们现在来澄清。“什么是中国”这个大话题下面其实包含着很多小的话题。我在书中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但是更多的想通过今天的沙龙，以发散性的方式和施展进行漫谈。

 

 

 

施展：最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历史学著作大卖，既包括国内学者的专著，也包括国外学者的作品，比如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以及去年出版的《哈佛中国史》都是大部头作品，但十分畅销。从中可以看到这几年很引人注目的“历史热”，其实回溯过往，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一个大国在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历史热”。

 

为什么会这样？这涉及大国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差不多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它究竟是一个体系的接受者还是这个体系的参与构成者。在一个国家的体量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即便它没有主动构建秩序的欲望，实际上它的一举一动也会直接扰动到原来的那个秩序。

 

这个国家在走到十字路口之前，它用于识别自身、理解自身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就是过去的那个世界体系。假如因为它的崛起，它的体量达到了一个量级，以至于因为它的行动本身就会使得这个参照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大国就会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困境：它说不清自己是谁了——要想能说清自己是谁，前提是有一个稳定的参照系。它说不清楚自己是谁，陷入一种特别的困顿和迷茫当中，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

 

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会回顾自己的来处，只有说清楚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才能够理解当下的自己究竟是谁，然后才能去思考未来该往哪个方向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实际上就是更深刻意义上的未来学，它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下、构想未来。当下中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热”，从一个侧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标——中国的确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上了，我们必须能够有效地说清楚我们是谁，这就是刚才许老师反复在谈的话题。

 

为什么今天我们必须要讨论“何谓中国”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说不清楚“何谓中国”的话，从精神层面而言，就找不到心灵的安顿之所，从实用层面而言，也会丧失一个可以用于对具体政策的正确与否做判断的统一、连贯的标准。假如丧失了这种判断的标准，人们也就不容易对政策形成稳定的预期，这会让我们遇到许多不应有的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何谓中国”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可能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严峻，因为十几年前中国的体量还没到这个份上，我们对世界秩序的冲击力还没达到这个程度，而今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要回答“何谓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对内对外两个方向上都可以展开来问一下。对内来说，刚才许老师也谈到了，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史基本被等同于中原史，许老师在《家国天下》的开篇也谈到，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只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来讨论历史的？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各种对历史的叙述来讨论历史的。

 

问题是历史的叙述者是谁？在我们过去的王朝历史上，历史的叙述者就是中原人，因此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历史叙述的视角，对历史的展开，当然仅仅是中原视角。但这肯定是很不足的，对内，它不是很容易解释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关系的问题；对外，它不是很容易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今天对中国历史的讨论，必须在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上来展开。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中国历史经常被简化为中原史，但仔细看一下中国史，会发现有一个特征：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没有一个是纯汉人王朝。可能有人会说唐朝做到了，但唐朝实际上是汉人和鲜卑的一个混血朝代，并且它对草原、对中亚的很多征服是通过它治下的突厥人而不是汉人完成的，只不过突厥人被它作为大唐的一部分而已。

 

也许有人会说明朝做到了，这指的可能是明朝对东北奴儿干都司的统治，但那个所谓的对奴儿干都司的统治，约等于派人给当地土著的首领、酋长一个任命状，对方是否接受，主动权并不在大明这一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而且它的可持续性也是大成问题的。我们要就今天的中国来讨论“何谓中国”，就必须解释为什么纯汉人王朝过不去长城；既然它过不去长城，那么儒家的天下观念、家国天下等等这些概念，在这个背景下该如何来理解。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汉人过不去长城，这里面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来定义汉人的。在今天，很简单，用户口本。在古代，我们用什么定义汉人？不是用血统，血统根本说不清楚，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混血的。中国古代定义汉人的基本标准是文化，文化是指儒家文化。

 

当儒家文化转化成社会上民众普遍的伦理实践的时候，它的载体和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相比有着巨大的区别。一神教的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只要信安拉或者上帝，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或者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即便孤身一人在荒岛上也没问题，比如鲁宾逊。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加倍虔诚，否则内心会崩溃。

 

可是儒教不一样，儒教的载体是什么？它是一种具有特定伦理意涵的人际关系结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你要是身处荒岛上，就无法实践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因为这些必须得在夫妻、兄弟、父子、君臣、朋友等等人际关系当中才能展开，不可能孤身一人来做儒家式的伦理实践。这样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古代得以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才能维系，假如人际关系非常不稳定，流动性极强，很难展开。所以孔子会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那样的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古代而言，必须是农耕的。可是要靠农耕的话，有一个最硬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年降水量假如少于400毫米，依靠农耕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根本活不下去。

 

而400毫米等降雨线分布在哪里？就在长城。实际上，也可以说农耕帝国在它能够推进的最北端修建了长城，它的推进极限也就是农耕能够扩展的最北极限。如果非得找特例，也能找到，但大致的范围就是长城。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即使是一个纯种汉人——虽然这个概念是个伪概念——跑到长城以北要活得下去，就必须得游牧化。

 

可是游牧化之后意味着儒家所需要的那套人际关系结构就被打破了。而汉人又是用文化来定义的，这样他就不再是汉人了。即便是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横扫漠北，封狼居胥，之后，他仍然无法统治漠北。因为要想统治漠北，就必须得在那儿驻军。驻军的话，士兵的给养从哪儿来？

 

依靠中原运粮完全不现实，帝国难以负担。只能让他们就地取材，在中原可以屯田，但是在草原屯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只能游牧。可是游牧之后，还是大汉国的军队吗？那就是匈奴的一部分了，而且这群人太懂汉朝了，比匈奴还要可怕得多。所以即便把漠北横扫以后，就算军队不想回来，汉武帝也必须让他们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而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王朝都是从草原来的王朝。它们如果想稳定、有效地统治中原，就不得不再去接受汉族文化。但它们也不会是完全地接受汉族文化，因为草原上该游牧还是游牧，仍然无法让他们以儒家的方式来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帝国的结构就会变得很复杂，帝国所谓的正当性来源于儒家的这套伦理说法，但是帝国内部又是特别复杂的多元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张力、最有魅力的一段历史。我们从“家国天下”的概念里，对那样一个多元结构的中国，可以解读出更多更有深意的东西，我想听听许老师怎么解读。

 

许纪霖：提到“家国天下”，有一种理解可以说是中原王朝的理解——家国天下以中原为中心，形成三个同心圆。但如果破除以中原为中心，换一种视野来看的话，显然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三个同心圆的问题，而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复合的中国。所以我在书中回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因为中国在古代历史中是找不到的，只有二十四史，具体的王朝中没有一个叫作中国。那么中国在哪儿？

 

我在书中试图做一个解释，对中国的理解要从两个角度来思考，一个是从时间的连续性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延续了三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这是“中国”。但这个“中国”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朝代里，要有一个具体的王朝作为它的肉身——有时候往往以某个正统王朝为肉身。但是这只是一点。如果从空间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话，中国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多个政权，乃至于多个王朝的复合体。

 

哪怕被我们认定为大一统的时期，秦汉，北边都有匈奴；两宋，有辽、夏、金、元。虽然似乎看起来不那么正统——因为它们不是汉人政权。但能说它们不是中国吗？史学界有一个约定，只要是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政权或者王朝——哪怕它当年不算正统，历史上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是什么？中国往往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貌。

 

我常常讲一个例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什么？就是一个政治文明共同体，但是这个政治文明共同体有时往往会表现出多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是主权国家，台湾肯定不是国家。但不得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有独立治权的地方政权，然而，它又是属于中国的。

 

从国际法来说，这大概是个罕见的特例——台湾所拥有的独立治权竟然不是它的上位国家赋予它的，而是冷战时期的历史遗留。但如果跳开国际法，从中国历史来看，这不是常态吗？一个“中国”中有时候就有多个政权存在，其中一个是正统的，其余不是，但又拥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治权。这是我们历史中的常态，这就是“一个中国”。但事实上它在具体的历史时期里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太大了，它包罗各种宗教、民族乃至不同的文明。

 

所以刚才施展讲的这些我都非常赞同，特别指出有长城这条线，是一条农耕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实际上还有一条线更重要，这条线被称之为黑河—腾冲线：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这两个地方画一条直线。这条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边的是汉民族聚居区，而西边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条线也叫作胡焕庸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胡焕庸教授在1935年就提出了这条线。这条线的影响非常大，只有理解了这条线，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分为东部和西部。

 

这条线恰恰是刚才施展说到的400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只有在这条线以东可以农耕，所以汉族主要在这里。在这条线以西，因为它的各种地理条件受限制，很难农耕，所以这儿以前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条线也决定了中国的人口分布。东部土地占64%，却集中了人口的96%，西部有36%的土地却只有4%的人口，80多年之后的今天，外蒙古独立出去之后，东部面积占57%，西部是43%，虽然全国人口从4亿激增到了13亿，但西部的人口，只从4%增加到了5.8%而已。从经济角度来说，东部贡献了全国GDP的 95.7%,西部只有4.3%，最好、最多的大学也都集中在东部。

 

要理解中国，这条线是最重要的。今天中国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多元性，和这条线是有关系的。而我们引以为豪的汉族实际上只是在东部这个“中国”里，就像刚才施展说的，汉族实际上绝对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种族这个概念不能凭主观认定，它背后要有一套科学依据来确定是什么“种族”。从种族的角度来定义是什么民族，这是一个近代科学的产物。

 

但是古代中国没有科学，那么谁是汉族实际上就并不是以种族来定义的，何况中国古代的民族都是通婚的。所以汉族实际上是一个以文化来自我定义的民族，哪怕过去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只要接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开化、文明、就去蛮化了，成为汉人了。

今天汉族12亿人口，实际上都是通过通婚、杂交，特别是各个边缘民族接受了汉文化之后，成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汉族。近几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命科学基因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进行合作，做了一些抽样调查，发现即使是南方的汉人，如果纯粹按血统来看，父系十个中有九个是有胡人血统的，母系十个中有六个也是有胡人血统的。所以今天大概还真难找出一个纯种的汉人，所以中国不太重血统。

 

过去《左传》中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区分了“我族”与“他族”。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非我族类”，是“其心必异”，没说“其身必异”。古人重视的是“心”，更多的是从文化、文明的意义上来判断的，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身”——从种族、血缘意义上来说的汉族。

 

中国古人很开放，统统是拿来主义，汉文化可以同化周边所谓的“蛮夷”。但是反过来说，汉文化中有太多的原本自以为是民族文化的东西，刨根问底却并不是汉文化，而是来源于胡文化。比如今天常用的椅子，就是来源于草原的胡床（马扎）。

 

在汉代，汉人通常是席地而坐的，坐椅子是胡人骑马的习惯——下了马也得有个小马扎坐坐。东汉年间，马扎传到汉地以后，汉人觉得坐马扎要比席地而坐舒服，于是坐椅子慢慢就成为了汉人的习惯。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过去常说，我们把别人都同化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同时我们也把人家好的东西化为己用，这才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伟大、开放。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乃是因为它强大的包容性，多种文化、多种民族、多种宗教，最后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大概中国文化最好的传统也和这点是有关系的。盛唐是开放的，到明代就慢慢萎缩了，这和它的封闭有关。所以开放永远是中国文化的生命，也是中国崛起的最核心的秘密，中国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

 

 

 

施展：不仅仅是汉族，某种意义上在古代的帝国时代，中国也是通过文化来获得定义的。而且它不认为存在能够与自己并立的文化，它认为自身的文化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秩序，别的秩序基本上都是胡闹。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把它往再古远一点儿去推的话，就可以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谈的轴心文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轴心文明都有类似的想法，它们都会有普世主义的取向，也都表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意识，从中会衍生出一个结果，就是刚才许老师谈到的、我们应该克服掉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当然就古代而言，这也是很难避免的。

 

 

假如把草原视野纳入进来，这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在古代，轴心文明出现的前提是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就养不起足够多的闲人，就没人有精力去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人，才能琢磨出点儿别的东西出来，轴心文明才会被催生出来。那么，这种有足够多的生产剩余的经济前提是什么？或者是贸易发达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城邦；或者是大规模的农耕区，比如在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等。

 

这里就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还是回到中国这边来说，我们的轴心文明只能出现在黄河流域——某种意义也可以把长江加上，只能出现在大规模农耕区，只能出现在中原。而出现的这个轴心文明一定有种普世主义的取向，这样的文明有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想要把自己现实化为一个伟大的普世主义帝国，建立一个原则上说世间唯一的帝国，别的地方最终都应该被这个帝国的文化同化掉，从帝国意义上来说，被同化的国家也就也加入到了这个帝国当中，最终这一帝国就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这个帝国象征的是文化的秩序。问题是如果要建立一个普世帝国的话，光有一个普世的理念并不够，还得有一种普世主义的视野和格局。

 

对于中原来说，只有中原能够生成这种普世主义文明，因为它是农耕的，但也正因为农耕，视野被这块土地锁住了，受到了局限。普世主义帝国要想成型，它的担当者就不能指望这群视野比较小的人，而是得指望一群真正拥有普遍视野的人。就古代而言，有一种更宏大视野的人群是谁呢？必须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活动单位的人，也就是草原人群、游牧者。

 

中国的古代王朝中，汉朝比较特殊，因为那会儿周边都没发展起来。汉朝可以统治朝鲜、越南、大理，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就统治不了朝鲜和大理了。到了宋以后，也统治不了越南了。早先之能够统治这些地方，是因为那些地方完全没发展起来，组织能力非常差，很容易就可以打过去。但是伴随着汉朝的统治，这些地方也发展起来了，组织能力、自我防御能力得到了增强，时间一长反倒统治不了它们了。

 

汉朝以外的其他纯粹的汉族王朝，都是视野、气质特别内敛的王朝，比如晋朝、南朝、宋朝，包括朱棣之后的明朝。反过来看，拥有特别宏阔视野的多半都是草原王朝，能够统治草原，统治中亚，统治高原，最终通过一个草原王朝整合起中原、草原多种要素之后，形成一股巨大的帝国力量，而这种巨大的帝国力量在当时可行的技术条件之下，真正实现了儒家那种普世主义的情怀。 

 

有人会质疑说，清朝的统治最后很腐败。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和刚才许老师谈到的另外一个话题一并讨论。许老师谈到，草原与农耕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的南北关系，但是假如引入胡焕庸线的话题，又会发现一个东西关系。我们经常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所谓“地大物博”主要是西部，但“人口众多”绝对是指东部。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到了清朝的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此前，中国人口从来破不了1亿。一旦超过1亿，马上天下大乱，最后通过战争，通过屠杀，人口又降到了几千万，于是一个新的朝代稳定下来了，慢慢发展，人口再到1亿，又天下大乱，发生大屠杀。而清朝人口一直到4亿才出事。

 

这是美国加州学派曾经谈到过的一个话题：中国人口到4亿多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人口太多了，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群人本来就没活干、没钱赚，所以任何工作只要付给他们一点儿钱，他们就肯干。这带来什么结果呢？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成为不可能，因为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人，用不着节省。这种技术变迁无法实现，就会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

 

这一问题被美国加州学派定义为“内卷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假如没有工业经济，单纯依靠农业经济，根本消化不掉，因此只能通过自我屠杀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陷入反复的、不断的大屠杀，这是胡焕庸线以东蕴含的另一个可怕的历史逻辑。

 

这个历史逻辑会带来什么结果？可以再回到对许老师书中的探讨：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意味着加入世界秩序已经成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它在历史上首先表现为西方的到来。假如西方不来的话，我们永远都只能靠自我屠杀来解决人口问题。只有西方到来，才有别的可能。西方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经济模式，使我们有可能突破那样的一个困境。而一旦突破那个困境之后，在经济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只有在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时候，过剩人口才会导向一个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反倒会成为一种竞争优势。

 

因为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带来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这使我们甚至有能力对世界秩序、世界体系带来冲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效应。而这个非常大的效应能够有效地展开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假如不能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那些过剩人口、超级便宜的劳动力只会为他人所用，而无法成为本国的竞争优势。为他人所用是去哪儿了？下了南洋，去了美洲、澳洲。

 

但正是漂洋过海的这群人，他们接触了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法律，这些东西反过来刺激他们去构想中国该怎么办，于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就走上了一条近代转型之路，而且这条近代转型之路发展到一定程度，革命这样一种历史努力就会进入。此后的历史进程直接进入到了许老师在《家国天下》这本书里所谈到的，如果我们要革命的话，过去的秩序我们肯定不要了，得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建的新的中国，究竟它是什么？第二，它是什么样子的？它与我们的传统、与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书中，许老师给出了全方位的解答。

 

许纪霖：施展已经把话题引向了世界。从中国的人口过剩，看西方工业革命怎么拯救了中国的人口危机。这当然从经济角度可以做很多分析，但愿不愿意出海，愿不愿意往外流动，恐怕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在推动：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另外一个是族群本身的历史传统。

 

恐怕今天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以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为分界，构成了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组成的古代中国。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更多接触的是江浙，这些年在广东、福建走得比较多，包括通过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从广东到福建，一直到浙江，比如说汕头人、闽南人、福州人、温州人、台州人、宁波人，这些人好像不能说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黄土地出来的中原文化的人。

 

这些地方的人特别会做生意，爱冒险，而且有一种愿意出去闯的劲头。当时主要是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下南洋，他们不是因为地理环境近，而是自身性格本来就是面向大海的。中国太大了，即使在汉族当中也会有差异，他们是汉族中的特殊族群，这些族群虽然也耕地，但很多也出海捕鱼，具有一种海洋民族的性格，和从西欧来的纯粹的海洋民族是可以连接得上的。

 

这就引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实际上中国文明还有第三个成分，就是海洋文明。外来事物一进来，中国往往马上就接上了，现在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大概最具有商业头脑的一个民族了。这些生意人大概更多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汕头人、温州人、宁波人。

 

他们在中国算最会做生意的一群人，即使放到全世界也是所向披靡的，这是有传统在的。也就是说在在中国古代文明当中并不缺乏海洋性，只是因为农耕文明太强大，这种海洋性格被遮蔽了，只是一个边缘的小传统，但是海洋性文化到了晚清之后被西洋来的海洋文明激发出来，成为了当今中国的主流，因此蓝色的海洋文明不仅仅是外来的，它也是中国文明中内在的一部分。

 

只是通过西洋的刺激，从边缘成为了主流。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开放和1980年代以后的第二次开放，中国在全球化当中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其中最能进入角色的就是广东、福建和江浙这些沿海地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明都市。从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这座城市，具有充沛的海洋民族的性格，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也有冒险精神，而且注重契约意识，讲信用，流动性和世界公民意识都很强。

 

 

 

不过，中国沿海的海洋族群，毕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与西欧那些海洋民族不同，带有中国独有的特点。西欧的海洋民族，政治的权利意识很强，特别崇尚自由，最早产生了自由的宪政国家。但中国的海洋族群，比如下南洋的那些华侨—--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虽然很会做生意，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意识很弱，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哪里非常清楚，而且擅长和官府搞好关系，寻租能力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很少有一种政治的要求，相比追求自由、独立、自治，还是更愿意做红顶商人。通过攫取官府和殖民统治者的特权，赚取垄断性利润。他们在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阶级。

 

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江浙，是经济最发达，中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但这些沿海地区的商人阶层和中产阶级，即使在今天，依然保持了传统中国海洋族群的传统性格。他们更多的是一群理性的经济动物，也重视伦理，但政治的权力意识和自由意识非常淡薄。

 

古希腊城邦的自由公民是以政治来自我定义的，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中世纪自治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权利意识也很强。但这些自由意识、权利意识在中国的国民性当中是比较缺乏的——无论是农耕、游牧还是海洋文明。即使在沿海的海洋族群当中，也是只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却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对权力的寻租非常敏感，但对权利的追求缺乏勇气。

 

施展：中国从胡焕庸线、长城南北来看，肯定就已经是个多元的体系了，假如把视野切换到东南沿海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个更复杂的体系。刚才许老师谈到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喜欢冒险、经商、到海外去搞事，刚才谈到的下南洋、去美洲澳洲等等，这些人最主要是从福建、两广，还有一些是从浙南这些地方过去的。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在地理结构上，从浙南开始一直到两广一带，有绵延不断的丘陵，虽然不是特别高，但交通很复杂。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那些地区，只翻过一座山，就什么也听不懂了。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有很大区别，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当地的进入难度很高。这就造成一个结果：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刚才许老师提到这个地区的人虽然能冒险，但是欠缺政治性。我个人的理解是，解开这个现象之谜的钥匙都在宗族性之中。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在中原种地，风险即使多一半都可以预期，但是到海外去搞事，风险是完全不可预期的，所以它需要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

 

现在我们有很复杂的保险体系等等来完成这种风险安排，但在那个年代没有，只能通过一种宗族的方式完成风险的分摊，以及宗族的人分布到海外之后，以宗族同乡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形成人口循环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结果：海外生意、海外冒险这些事，以及风险规避的机制是基于宗族结构的。

 

这又会带来另一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当时的东亚世界，中国人绝对是海上霸主。然而那些霸主并不是明朝的人，而是东南沿海的人，比如汪直，当然后来还有郑成功。他们对朝廷持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东亚洋面上郑成功家族曾经掌握了庞大的舰队，绝对称霸，基本想打谁打谁，想灭谁灭谁。但等到清朝人一来，把他们全都给剿灭了。

 

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清朝对英国人就束手无策，英国人过来的船的数目、人的数目都比郑成功少多了，但为什么他们把清朝打得屁滚尿流，而为什么郑成功当时那么强悍，却最终还是被清朝剿灭了。当然，英国人和郑成功在武器上是有代差的，可也不至于那么轻松就被灭掉了。

 

后来我尝试给出一个解释：郑成功庞大的海上舰队是依靠海洋贸易过程养活的。刚才我们谈到远洋贸易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信用机制规避风险，而对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人而言，他们的风险规避机制、信用基础是通过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扩展力有限——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上，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只要是贸易，就一定对市场有巨大需求，如果你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你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那就意味着，你会在本质上被大陆帝国掐住脖子，最终大陆帝国想剿灭就能剿灭你。

 

而英国人过来为什么清朝非但奈何不了，反倒吃了英国人的亏？因为英国人是以全球海洋为活动单位的，他们建立起了一套能够远远突破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的普遍信用机制，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

 

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假如只以东亚海面为活动单位，则大陆市场对你是有压制力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能够到海外去冒险，是基于他们的宗族为前提。但反过来，只要高度关注宗族问题，那么对于政治问题的视野一定会被压缩，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双刃剑。

 

许纪霖：正如施展刚才谈到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谓“下南洋”现象，也是一种商业的扩张，同时也可以说是文化扩张。这种扩张为什么有限？华人移民在海外，至今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扎堆而居，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中国文化以中原为中心，有高级文明。然而，这些向外扩张的华人移民族群，他们带去的只是民俗的“小传统”，无法离开自身的族群。中华“大传统”很难在海外传播，形成一套普世的大文明。

 

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这些轴心文明都走出了特定的民族和族群，成为普世性的文明。孔子学院虽然遍及全球，但实际上只是教语言，虽然语言背后有文化、有价值，但我们只是将汉语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传播，而没有将之提升为一种高级的文明。事实上，不要说对外传播，即使中华文明在中国内部，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也非常模糊。

 

今天，中国文明已经深刻地加入到了全球化的过程里，中国的命运不可能只局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我们将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如何从富强的崛起提升到文明的崛起？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施展：刚才许老师说到把别的东西化进来，以及我们向外提供一些东西，实际上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话题。但感觉似乎很难以儒家的方式传播出去。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宗教载体的问题上，别的宗教的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我们的载体是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传播成本高多了，传播难度大多了。在传播上，这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困境。

 

换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回到前面提到的，西方的到来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的那个话题上。在近代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左宗棠平新疆。在中原正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新疆被阿古柏打进来，也乱了起来。阿古柏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号召力。

 

他在新疆建立起来了一套秩序，使新疆陷入严重失序的状态。等到清廷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左宗棠就去说服太后，说咱们得把新疆拿回来。太后同意了，说，你去吧。我带什么兵去？你平太平天国的时候不是手上有湘军吗，带着他们再去。给点儿钱吧？没钱。没钱这仗没法儿打呀？别急，咱再想辙。于是大清找汇丰银行贷款支付了军费。前前后后一共贷了八笔款，1500万两白银。

 

贷款得有抵押物，否则贷款发不出来。拿什么做抵押担保？帝国海关的税收。假如我是汇丰，我肯定要求，第一，你们的账本我得能看懂。清廷海关的账本，汇丰绝对能看懂，因为当时帝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今天，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很屈辱的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还有点儿用，至少账本靠谱，汇丰同意接受贷款合同。

 

但光能把账记明白，记来记去一年的税收如果一共就20两银子，那汇丰肯定也不会给贷款，必须得帝国海关的税收规模足够大，才能够成为担保物。关税规模变大的前提是帝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变大，对外贸易的规模什么时候大起来的呢？也很屈辱，是鸦片战争之后大起来的。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广州一口通商，每年的贸易就那么大点儿。鸦片战争之后，变成了五口通商，帝国的贸易规模一下子就比过去大了很多倍，于是中国很意外地因此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融资手段。而且汇丰银行拿到贷款合同之后，不是靠储户的存款往外发放贷款的，而是到伦敦金融市场以8个点的利往外发放债券，融到这笔资。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汇丰到伦敦金融市场上去发债券融资，伦敦金融市场当时对世界资本市场的掌控力远远大于今天纽约对世界市场的掌控力，它就是整个海洋世界的轴心。这是整个海洋世界所有的现代资本秩序，以胡焕庸线以东的大清为中介，转化为向胡焕庸线以西的中国和中亚投放秩序的一个过程。因此欧亚大陆深处的大陆秩序和海洋秩序形成了一个联动关系，假如没有大清作为中介，这种联动关系就建立不起来。这种联动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人类秩序因此连为了一体，中国从而成为人类史、世界史意义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性的存在。

 

这里还可以再多插一句，左宗棠能够拿到平疆的那笔军费这件事，在这里，不能光说西方打过来很屈辱，的确很屈辱，但的确也让当时的清廷获得了保全帝国的特殊手段。而且鸦片战争之后，不仅仅是外贸规模变大，那会儿卖茶叶、丝绸、瓷器，是在内地产出的，它们必须运到沿海才能出口。这就意味着内贸规模也会开始变大。而内贸规模变大会带来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厘金，就是各省之间的过境税。厘金极为重要，曾国藩练湘军就是靠厘金养活的。

 

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到来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内在需求。一个是如何帮你突破内卷化的危机，再一个，即使西方不来，太平天国该起来还是起来，新疆该丢还是丢。但是西方来了之后，却意外地使当时的清廷获得了一种帝国自我保存的特殊手段，不仅如此，还能把帝国的能力转化为一种对外秩序的输出，并正因为这种对外输出，使得中国内在的多元性获得了最深刻的呈现，作为特殊意义上的世界帝国也因此得以成立。我能够想到的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东西，包括在今天，在我们特殊的全球经贸结构的变化之下，很可能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才能够展开。

 

许纪霖：最后我想补充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中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异。中华文明等同于中国文明吗？这个问题一般人很少会去想，人们总觉得这两者似乎可以画等号。事实上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Chinese civilization既可以理解为汉民族文明，又可以理解为中华文明，它指的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而中国文明的正确英文对应词，应该是civilizations of China， 其确切含义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国家之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文明，用的是复数。

 

以前这个区别很少被提起，因为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是大汉族中心主义，好像讲到中国就是指中华（华夏汉民族）。但是事实上这些年随着边疆问题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像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他们不仅具有文化的“小传统”，也拥有自己文明的“大传统”：独特的文字、史诗、神话和宗教。中国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中国文明内在地包含了汉族的中原文化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

 

我的看法是，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应该多讲中国文明，面向港澳台地区，应该多讲中华文明。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有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族中原文化，从文明的传统来看，藏人和蒙古人信仰的喇嘛教、维族和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就其历史渊源和文明的高级程度，未必亚于汉族的儒家文明。

 

所以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部，要多讲中国文明，用费孝通先生的话叫做“多元一体”，文明是多元的，同时又构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一体。但是在港澳台地区，他们基本上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源同种的汉人，属于同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只是族群之间有差异，在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就可以多强调中华文明，强调同属一个华夏汉民族的“文明共同体”。

 

除了极端的台独、港独分子不承认之外，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和台湾人，还是愿意接受这个中华文明意义上的一个中国的。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更愿意接受的，不是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而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