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身后的糊涂账，令人唏嘘叹息！

2017-07-12 

1911年8月6日，

季羡林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

官庄村是穷县中的穷村，

而他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

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

没钱买盐就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

在锅里煮水腌咸菜，过得异常艰苦。

 

6岁那年他离开故乡，投奔济南的叔父，

叔父对他寄予厚望，并送他上私塾，

1926年，他进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

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

进入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

 

 

 

1934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

被山东济南高级中学聘为国文教员，

而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

远非他的梦想，他希望出国留学。

他是幸运的，就在第二年，

清华与德国签订交换研究生协定。

成绩优异的他，

因此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

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

和战火纷飞的祖国不同，

哥廷根大学孤独寂静的环境，

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

他一门心思扑在了知识里，

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

1941年，他成功毕业，

并获得博士学位，

英国剑桥大学向他发来邀请，

可他拒绝了，人们都无法理解，

他却说：“如果去英国，

对于我个人来说可以进一步深造，

但是我不能去，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他被聘为北大教授，

创建东方语文系。

他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

研究印度佛教史，

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

并撰写了包括，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罗摩衍那〉浅论》

等多部重要著作。

 

他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

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

他是中国唯一一个，

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

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

当时震撼了整个国际学术界。

 

 

 

他是当之无愧的，

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学者，

不仅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

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

还是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

中国文学、比较文学、

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被人们誉为：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2009年7月11日，

一代大师季羡林安详逝世，

享年98岁……

 

 

 

今天7月11日，是季羡林逝世8周年，可如今提到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

说得最多的绝不是有关于他的学术研究，而是旷日持久的关于他遗产的争夺。

 

这既是一笔难以理清的糊涂账，也是一个学者家庭令人唏嘘的悲欢离合。

 

 

 

 

争产

 

 

 

2001年7月6日，季羡林与北京大学签订捐赠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将属于季羡林个人所藏的书籍、著作、手稿、照片、古今字画以及其他物品捐赠给北京大学。2008年12月5日，季羡林手书声明，称已经捐赠给北大120万元，今后不再捐赠，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只是保存并非捐赠。12月6日，季羡林写下委托书，“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

 

季羡林的儿子季承认为，父亲的捐赠并不合法。2012年6月，季承起诉北京大学，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

 

被告北京大学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季羡林之子季承与北京大学之间关于季羡林部分遗产的争夺仍在继续。82岁的季承诉北京大学返还原物纠纷案二审再次开庭，此前，原告方季承要求被告方北京大学出示2009年1月13日，向季羡林先生退还捐赠协议时的谈话录音，因北大未能提交，于是法院宣布休庭，这一次北大同样未能提交，于是案件再次被申请延期处理。

 

 

一审时，季承（左）在法庭上。

这份并未证实的录音资料对季承非常关键。季承的代理律师卞宜民说，2009年1月16日，北大当时的副书记杨河到301医院病房看望季羡林先生，带去了北大关于季先生私人财产的党政联合会议八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季羡林存放在北京大学的物品重新征求其意见，捐与不捐由季羡林决定。

 

北大方向法院提供了当时的谈话录音，季羡林表示，“书就放在学校……所有的藏画将来决定怎么处理。”在遗产案的一审过程中，法院认为季羡林所说的“考虑考虑”，只表明其有一定犹豫，但直到逝世，都没有明确表示要解除协议，因此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季羡林与北大做出的捐赠协议已经成立并合法有效。卞宜民说，实际上在1月13日，杨河曾经来病房把赠予协议退还给季羡林父子，这天的谈话内容更能明确表明北大和季羡林各自的态度，当天，季承看到北大同样是做过录音的，因此希望北大将其公布。

 

2001年，季羡林与北大签署了《关于季羡林先生向北京大学捐赠个人所藏图书、手稿、字画等物品的协议书》，这一举动在当时非常轰动，季羡林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在季羡林“裸捐”的背后，则是他与家人的分道扬镳。

 

1995年，季羡林与儿子季承断绝了往来，直到13年后，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才重新和儿子恢复了往来。

 

 

季羡林先生向北大捐赠个人藏品。（资料图） 

 

在父子重归于好之后，季承拿出季羡林写的字条，内容包括：已向北大捐赠120万，今后不再向北大捐赠；以前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文物，是委托保管，不是捐赠；委托季承全权处理他的一切事务。据此，他主张北大返还图书馆内保存的季羡林所藏字画共计649件，估价在一亿元以上。对此，北大则答辩称：季羡林先生未有撤销《捐赠协议》的行为，且《合同法》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可以撤销的规定。季承提出的“返还原物主张”没有依据。

 

“但当时协议中，没有所捐物品的清单和约定的捐赠时间。”卞宜民说，在附件中的14类捐赠品中，字画在第5类，并没有明确写出字画的名目和性质，标的物不明确，交付的时间也不准确，只是笼统地说半年以后，这在法律上只能认定为是“预约”，而不是《合同法》中的“邀约”，不应以《合同法》来对待。另外，季羡林明确表示要撤换掉身边秘书后，北大归还了季先生保存在秘书手中的身份证、工资卡、存折以及两套房子的钥匙。

 

2009年6月，季承与北大交割季羡林位于蓝旗营住所物权时，又发现前任秘书李玉洁私藏的72幅珍贵字画，“北大认定这些字画是季家的私人财产，因为一旦认为属于捐赠部分，这就属于盗窃行为，是北大的失职。”卞宜民说，这些文物清点之后交给了北大图书馆代为保管，但时至今日，这72幅作品与已经保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另外577件字画一起，现在都被认定为北大所有。此外季承还提出，季羡林在捐赠时并没有考虑到财产属于季羡林夫妇二人共同所有，季羡林夫人彭德华的财产部分应当归还。

 

 

 

父子

 

 

 

1995年初，季羡林发表一篇文章《求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欲说还休的晦涩文章中，季羡林说自己“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书中一位母亲说自己是被儿子遗弃的老婆子。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

 

在现实中，季羡林正在与自己唯一的儿子和整个家庭决裂。季承告诉本刊记者，1994年前后，母亲彭德华病重住院许久，春节前，为了能让母亲回家过年，他和保姆从早晨一直收拾到下午四点，而父亲一如既往地不闻不问，最后因为一盆花找不到了，父子二人吵了起来。“他生气地说，‘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他觉得我们对母亲比对他更好，这让他很不高兴。”季承说。

 

 

季羡林季承父子（资料图）

季羡林当时的秘书李铮劝父子二人和解，季承于是把闷在心里的不满全都发泄出来，“父亲当时承认，他的确对这个家做得不够。但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反悔了，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洗车，他突然跟我说，‘以后你不用来了。’我明白他是要赶我走，从那之后我们就13年再没见过面。”

 

那时原本就是季家最悲伤的一段日子。季羡林的叔祖母、女儿季婉如接连过世，季羡林夫人病重，父子决裂后不久，彭德华也去世了。

 

“但是他那时在北大一个人住得很苦，一间朝北的屋子，窗户漏风，吹进来很多沙土，他晚上只能蜷着睡觉，是我帮他在窗户上封了胶条才好了一些。1950年代的困难时期，我和姐姐下定决心要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如果父亲不同意，就让两位老人和我一起住。”

 

 

2008年11月7日，73岁的季承到北京301医院看望97岁的父亲季羡林，父子二人13年未见后首次团聚。

 

季承把老人接来后，跟他一起住在中科院的宿舍里。一家团圆之后，季家的生活在外人看起来非常其乐融融。“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经常提议全家人一起出去玩。除了我们家，经常还会叫上同在北京的五舅一家，以及父亲的秘书李铮一家人。每次都是他出钱，我来组织，天坛、八达岭、颐和园，所有的地方我们都去遍了，各种高级的餐馆，东来顺、全聚德、翠华楼、莫斯科餐厅等等也全都吃遍了。”

 

但这种表面的和睦其实非常脆弱，李铮的儿子李小军告诉本刊，季羡林尽管是活动的核心，但是和所有人都有种距离感，“我每次去参加聚会，都会有一点不情愿，喊一声‘爷爷’就赶紧跑开。我觉得季先生是一个不适合结婚的人，我整理过他留德时的日记，里面很少提到自己的子女，这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他离开的时候两个孩子都那么小，一般父母会非常惦念，张口闭口都会说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他没有。”

 

也许季羡林并不愿意沉溺于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之中，“文革”后恢复了正常的学术工作之后，他开始孜孜不倦地耕耘自己的事业，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读书，撰写了《糖史》，重新开始了散文写作，参加社会活动，学术地位与日俱增。

 

 

 

 

身边人

 

 

 

2002年，季羡林住进了301医院，之后便很少再出来活动。断绝与家人往来之后，东语系的一位教授夫人李玉洁承担起了照顾季羡林的工作。季承与李玉洁最初还算相处融洽，但凡季羡林有什么状况出现，李玉洁都会找季承商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季承感觉李玉洁“开始提防着自己”，比如季羡林做白内障手术，季承在事后才有所耳闻。

 

等季羡林搬到301医院之后，李玉洁更成为北大委任的季羡林秘书，是外界接触季羡林时的把关人，季承再想见到父亲，均遭到李玉洁的阻挠。不止季承本人，很多人都很难接近季羡林。这种隔绝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一位字画商人张衡，声称在拍卖市场上买到了几幅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由此认为北大保存的字画已经流失到市场上，引起舆论哗然。这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字画真伪的鉴别也没了下文，但正好给了季羡林一个机会，他终于可以表达出希望换掉身边秘书的想法。

 

当时李玉洁已经因为脑溢血住院，北大教职工杨锐接任了季羡林的秘书一职，季羡林对这位秘书非常不满。通过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北大撤掉了秘书，同时别人告诉他，季承早就想来看他，于是父子二人终于获得了见面的机会。

 

 

2009年1月，季羡林与孙儿在一起。

 

重新见到了自己的至亲，季羡林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于是有了季承拿出的关于重新处置财产的授权文件。

 

因为张衡所说字画流失的问题，北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