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 鹰:
甲：现在有人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承认“私有财产”，也搞“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市”和“资本家”，“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做官，这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所以，我有点糊涂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听有人说，“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因此，看起来二者差别不大了，是不是？
乙：不要说是你，就连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也讲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甲：当时党内保守势力很顽固，竭力反对改革开放，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而且要快上。因此，那时他讲“不争论”，讲“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对的，否则永远也迈不开这第一步。
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不过，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道路是什么？
甲：那你来谈谈吧，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乙：我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却讲请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
甲：哦！他是怎么讲的？
乙：马克思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甲：这跟“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乙：你瞧，马克思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假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原来如此！那你说，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乙：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那后两条之外，现在恐怕连“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更不用说，政府多年来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因此，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甲：看来，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資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一些“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
乙：就是嘛！要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独立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她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而在“党有、党治、党享”的国家里，现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脱不开“专制”二字。“勞動群體”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事事唯“马首是瞻”，又哪里来的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僵死的“社会主义”与活泼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难怪马克思如此看重“自由”，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甲：对此，清华的秦晖教授却有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2015年，财经内参；《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2016年，华夏快递。)
乙：秦教授如此抨击这一“资产阶级”口号，表明他对其来源的无知和对她真谛之扭曲，实在令人吃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平等”的对立面是“特权”，当时在人权的意义上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是针对“封建社会”帝王和贵族的“专制与特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争取在“人权、法律和真理”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一口号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纳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之第一条，是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句话也曾刻在法国的硬币上。我们现在肯定这一口号，就是因为我国还存在许多源於“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
甲：可是，秦教授却把“自由”与“平等”本身对立起来，说什么“自由”多了，就会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会不“自由”。由此，他又来划分“左派”和“右派”，滔滔不绝，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
乙：一点不错！这里的“猫腻”就在于，秦教授把“自由”和“平等”局限在经济意义上，然后又把它与“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扯在一起，来“批判”所谓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嘲笑这“普适的价值观”“非常动听”却“经不起推敲”。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和“偷换概念”。“平等”(Equality)与“平均主义”(Equalitarianism)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自由”(Liberty)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也不容混淆！
甲：是啊！毛式“社会主义”恰恰是对民众在经济上大搞“平均主义”，在政治上则继承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而文革中搞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血统论”等，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哪里有过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资本主义”？什么是假“资本主义”？就应当抓住“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原有的革命性内涵，从而看出其中的本质差别。
乙：可是，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无独有偶，另一位教授也曾告诉我们，“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疑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袁伟时，《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摘自《中国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采访者王远哲。)
甲：袁教授说的这“四大自由”倒不只是限于“经济”范畴了。可是，事实上，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哪里有过什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因此，恰恰相反，“四大自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却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所在。
乙：看来，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教授自己在“制造伪概念”和“讨论假问题”。我们的《六日谈》反复谈“概念”，就是要防止有人先把“概念”的清水搅混，然后从中摸出几条臭鱼烂虾来忽悠人。人们要警惕“混水摸鱼”的人啊！
甲：现在有人羡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羡慕英国和加拿大的国民福利制度。看来，在某些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更接近些“共产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真的比所有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更接近些马克思。
其实，北欧国家所做过的事情，正是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国家所说的，就是破除封建专制和特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搞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创造“法国的生活条件”。当年刘少奇和诸民主党派主张“新民主主义”，也是往这个方向走。毛派只有“卅亩地一头牛”，满脑子还都是封建帝王思想，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全然相反，糟践了中国几十年。那时人们没有在理论上看出这重大区别，让毛派得了逞，那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在哪里？还在大骂马克思和刘少奇，就不能不说是太糊涂了。羡慕北欧国家吗？可以，但应反省为何中国失去了这个历史的机会。毛泽东和慈禧一样，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很多年。
乙：不过，我也应当补充一句，由于人被私欲、贪欲和权力欲等所驱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有偏离资本主义那三要素的诱惑和倾向，也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现在中国的那些不良资产，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都是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人太贪了，不断加大“杠杆”作用，弄出无数金融衍生物来，疯狂贷款，风险投资，把钱挪来挪去“投机赌博”，并不实际创造物质财富，最后弄得下不来台。但又仗着个儿头太大不能垮，要政府买单救赎。2008年西方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一些国家又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依法治国”或打压“假新闻”为由，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总之，“当权者”或“资产者”应当警醒，人的堕落是个熵增加的自发过程，只有外力做功，才可逆转。
甲：好！就算是在道路问题上刘少奇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必要性，那为什么中国到底还是走了个大弯路？
乙：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刘斗不过毛，除了共产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独裁，以及社会上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列宁去世得早，“新经济政策”没能展开，而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头几十年的时间内，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一度引人瞩目。这种高度集中的、强化的国家机器也使它得以抗衡并最终击败入侵的德国法西斯，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在希特勒面前，自由民主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反倒不堪一击、一败塗地。实践似乎也“表明”苏联这条“捷径”行得通。当然，由于根本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根本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泥足巨人”日后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事。众所周知，在“柏林墙”设立之前，已经有两百万人从东德跑到了西德去，人们用脚投了体制的票。不难想像，一个要靠钢筋水泥墙、靠刺刀和手铐来维持的体制，又能支撑多久呢？
但49年建国以来，苏联的这种颇有诱惑力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凡群众运动中的“理智派”从来没人听，“狂热派”则永远占上风。因而，当年刘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即使今人回到1949年，平心而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
甲：建国初期，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有的还在欧美留学过，见识过西方的民主政治，体验过被马克思极为看重的“法国的生活条件”，深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本能地反感和抵制毛泽东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的做法，但后来都被毛打成了“右派”，被“专了政”。那当时共产党内又有没有和毛不同的“理智派”呢？
乙：当时党内倒是有个刘少奇，他在1951年就看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1951年2月28日他又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而且在其“建国蓝图”(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中，公然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由此可知，刘少奇能读懂马克思，实属不易！否则，文革时也不会成为“过街老鼠”，为亿万人喊打，那时国民就是这个水准，少有独立思考。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些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相反，有人到现在还在歪曲马克思，大骂马克思和刘少奇，还在把“走资派”当作“官僚”来打，难道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一点儿也不自觉耳热惭愧吗？
甲：说到这儿，你看毛式“社会主义”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
乙：我想，可以说，那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后者的特征是“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即“专制和特权”。
甲：能具体谈谈吗？
乙：毛式“社会主义”不顾我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现实，一味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生产关系中，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所谓“国家所有制”、“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强迫农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滥用“国家机器”的专制做法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就了新的一批“贵族”或“官僚”特权阶级。
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推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等价交换”，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不但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反而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
甲：我应补充一句，毛式“社会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上的反动之外，又不停地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还加上“大跃进”和“人海战术”的“瞎指挥”，结果国民经济生产力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乙：对！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甲：不过，有人这样替毛泽东辩护，说他同情工农，痛恨官僚，希望早日实现“世界大同”。
乙：应当承认，我国的确存在城乡、工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而且相当严重，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经济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这些差别。“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也正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主张。事实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差别今天已然缩小很多。例如，美国解决农业问题就不是靠集体化，而是通过产业机械化、工业化。
甲：那毛泽东是妄图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我国那“三大差别”的呢？
乙：他是采用专制的手段，例如，他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就强迫医务人员“上山下乡”去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服务。他又强迫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以为靠“外部输血”而不是生产自救，就能消灭“贫穷和落后”，这实际上是妄想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跑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天朝理想。在这一方面，柬共波尔布特做得则更绝，干脆强制柬埔寨的所有城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直接搬到乡下去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彻底“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废铜烂铁！这类执政理念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落后的小农经济及愚昧的封建文化所滋生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这种“流氓无产者”式的执政行为只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野蛮暴力专政。
甲：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一句话，“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乙：这点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