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研究的高层争论 YMCK10252018-02-18 23:28:08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是反对特异功能研究的，但本文透露了一些当时的高层争论，同时也让大众看到了以钱学森、张震寰为代表的科学家冲破一切阻力，对一切未知现象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毫无疑问，他们是在亲见了一些特异功能现象之后才会如此坚持）。本文转载自《炎黄春秋》，原文链接地址为：
http://www.yhcqw.com/71/9204.html
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作者 陈祖甲
钱学森参加的人体科学讨论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件怪事:以“耳朵认字”为起点，逐渐演化为“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的一股风潮。我当时是《人民日报》分管科学的记者，亲历此事。
“耳朵认字”是从《四川日报》1979年3月的一篇报道发端的，受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多种媒体上纷纷亮相，至于表演式的传播四处可见。面对现实，有不少科学家站出来揭穿其中的奥妙，反对宣扬这类所谓“超自然现象”。1979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腋下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上发表。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在4月23日给一些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当时的《人民日报》科教部讨论了“耳朵认字”等现象，根据基本的人体生理常识，大家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违反科学。于是决定要我写一篇评论。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文章，批评一些领导反科学理念。事后，报社与我受到很多的攻击。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耀邦同志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段批示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态度坚定，旗帜鲜明，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于光远、叶圣陶等一批知名人士也站出来批评，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了不少批评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耍小把戏所致。
但是，那些“特异功能”的支持者指责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技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年9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还有主任张震寰）。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耳朵认字”等在遭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这个概念在他1980年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了，后来正式公开。然而，这个概念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技界的承认，权威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没有同意这个概念。
钱学森及其拥护者于1980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钱学森还几次出版专著，最全的是由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字数达108万。这个理念虽受到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批评，但他一直坚持，直到他去世。
面对“特异功能”支持者的反批评，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方面组织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借口，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另一方面自己经过研究，写文章提出批评。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也不过如此。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也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配以由总编辑胡绩伟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3月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多位有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像，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们并没有退让，他们多次找又一些中央高层领导表演“特异功能”，并借此大肆宣扬。当时的国防科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家潘菽、李昌、于光远分别写信，指责有加。
接着，他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年3月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即本人）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做的表演在记者们面前出了洋相。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年6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年4月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也是相信“特异功能”的。就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这就是对所谓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判”的“三不”政策，把胡耀邦坚守两道关的意见作了改变。
因为有了“不批判”三个字，一些“特异功能”的宣传受到限制，同样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也受到遏制，即便是《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夭折了。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听到后大发雷霆，说：“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胡耀邦下台后，他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后，钱学森征得张震寰赞同，于1982年5月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
信中说：“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钱学森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又立即被送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月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胡耀邦的批示做了一点让步，提出了“也不批评”。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月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周培源不仅反对研究“特异功能”，而且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什么“情况汇编”。当时，笔者作为记者旁听了这次会议。根据笔记记录，钱学森当时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坚持认为，没有中央文件，胡耀邦的话不宜由科协往外传。科协书记裴丽生也认为需要请示，不同意就不要发。他们更不同意办刊物。当然也有个别科协书记支持钱学森。但中国科协始终没有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只是中宣部继续发文，“三不”政策更加肯定，坚决照办。实行的却是继续宣传，不准批评。
钱学森更加大力宣扬他的“人体科学”。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在报告结尾时声称：“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他们在1983年正式编印了刊物《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把钱学森的讲话放在第一条。《自然杂志》继续大量刊登“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更加一发而不可收，风靡全国。
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把“人体科学”纳入“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体系”，在《人民日报》发表。曾任钱的秘书的涂元季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书中称赞：“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见该书133-134页）直至2009年伍绍祖还在一个纪念会上支持钱学森的“人体科学”。
直到1994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普及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反对伪科学，这才让批评“人体科学”的文字在媒体上微弱地重现。中国科协在1995年有当时的主席朱光亚支持，召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两科联盟”会议，公开批判“人体科学”等等。不过主流媒体依然坚持“三不”政策。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