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辛庄的“邪门”杀人案
* 本文选自萨苏新作《冰血：零下30℃的刑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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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河子列车爆炸案里写到了北京的法医和刑侦专家，老丁还给我讲过另外一个发生在东北的案子，参与侦破的也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东北法医。虽然案子是老丁的同事办的，但为了作为工作参考，心细的老丁仍然做了非常详尽的内容记录。
讲完了看我在那儿发愣，老爷子说你怎么了？受刺激太大了？不能吧，黄泥河子死三十多口子我看你也没这么大反应啊。
我说老爷子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案子不简单啊……
老丁没生气，坐在那儿琢磨了一会儿，一字一顿地说道：“这里边每一步都是符合法律的。”
看老爷子眉毛慢慢立起来，萨叹了口气，这案子，还真有点儿邪。
此案发生于辽宁兴城。大约是1992年4月，一天中午，当地西辛庄村的治保主任朱福泉紧急跑到所属的东辛庄公安分局报案，称当地可能发生了一起命案。朱主任早晨在村委会处理事情，遇到村民杨树槐，说他堂弟杨树文得脑溢血死了，需要开介绍信去火化。杨树槐曾当过会计，平时八面玲珑，绰号“外交官”，和村委会的人关系很好，所以有人例行公事就给他开了信。
当地民风淳朴，死人通常都是家里报丧，村委会乡里乡亲的尽量给方便，也没有特别查问的。但朱主任是部队下来的，遇事多想了一下，于是决定到杨家看看。路上遇到民兵连长赵希和村长杨景贵。说了这事儿，杨景贵也有点儿奇怪，因为前一天还看到杨树文打酒呢，怎么说死就死了？三人同行，到了杨家没进院便闻到一股血腥味，赵希扒墙头往里一看，正看见几个人抬一具尸体，脑袋跟血葫芦似的……
脑溢血有这个溢法吗？！
三个人赶紧进院制止，再看就更不对了，基本认定是一起凶杀案。赵希在那里盯着，杨景贵去追杨树槐，朱主任便赶来报案。接案的刘副局长曾经在东北边防处工作，是老丁的战友，人称刘大胆。
兴城地近北戴河，虽然那边热闹，但本地的案件并不太多，面对杀人大案，刘大胆不敢怠慢，立即叫回了正登车出门开会的顾春荣局长，带上法医李福桂和正在分局办事的市局刑警队技术科侦查员王占忠等匆忙赶往现场。
李法医业务精熟，他的验尸报告十分清晰：
“死者上身灰色棉袄、蓝色背心，下身灰色外裤、黑色棉裤、红色裤头，脚穿白色塑料底鞋，身体发育正常，尸斑存在于各个活动关节，头部黑发长10厘米，两眼闭合，左右瞳孔散大，眼球结膜苍白，角膜透明，鼻腔和右耳腔有血性分泌物，口唇青紫，牙齿无脱落，右耳上方有10X9厘米头皮裂创，右颌部有10X9厘米塌陷区，触之有骨擦音，右耳廓上部及耳岬有三个裂创，分别为3X0.5厘米，2.5X0.5厘米，深达颅腔，耳廓断离，右眼角外侧2.5CM处有1.5X0.5CM纵型裂创，深达骨质，有组织间桥……”
如果嫌报告内容过于学术性，还是老丁说的直观——“头砸得跟烂西瓜似的，脑浆迸裂。”
这能是脑溢血？！
死者的父亲杨富老先生在现场，他说：“你们公安人员费那事干哈，那脑袋是摔的，自己撞死的。”
自己撞死的？
李法医一边摇头一边继续解剖，打开死者头皮，此后的报告是：“右侧头皮下有广泛血肿，右颞颅有10X9.5CM凹陷粉碎性骨折，打开粉碎骨片可见脑组织外溢……”
这怎么能是撞死的？凭借老李多年的法医经验，这是典型的钝器打击颅骨至脑损伤死亡啊！
再问，杨老先生就不说话了，村民们七嘴八舌地搭腔：“撞死的。”“对，肯定是撞死的。”“一摔把脑袋摔碎了。”一个个好像都比李法医专业。
案子从一开始就透着邪，“刘大胆”到达现场的时候，感觉十分诡异。
原因是死者家中非常安静，既没有哭声，也没有吵闹，前来迎接公安人员的死者父亲杨富是当地的退休教师，教音乐美术的，态度彬彬有礼，还带着一种斯文劲儿，什么都好，就是看着不像是死了儿子的！
周围的村民也嗑瓜子的嗑瓜子，聊天的聊天，似乎并没有因为死了人而感到惊恐，这种表现和一般凶杀案现场完全不一样。
这村子是八大拿里的卧虎庄？杀人跟闹着玩似的？刘大胆都有点儿含糊。
顾局长没含糊，他想了一想，下令一面勘查现场一面把相关人等带到当地派出所，第一个先问杨树槐，就是那个跑到村委会开火化介绍信的“外交官”。对他先讯问是有道理的，此人显然是知情人，又有协助隐瞒案情的把柄，以警察们的经验，这类八面玲珑的家伙言多必失，精神脆弱，一旦攻克心理防线会跟竹筒倒豆子一样，造成突破一点、全线崩溃的效果。
顾局长做梦也没想到会问出一份别开生面的笔录来。
别开生面在哪儿？刘大胆说了，如果让这个“外交官”上星光大道，估计能比赵本山还红。
审问杨树槐，一开始便别开生面。
分局的工作人员到派出所，听到派出所所长正义愤填膺地对杨树槐发脾气呢——“幸亏朱主任、杨村长发现情况不对，不然我把火化证给你开了，真把人给火化掉，那就是把一起杀人大案毁尸灭迹，后果严重啊！你看看，村政府、派出所险些被你骗了，你的胆子够大的！”
咦，这话没错儿，可是早不说晚不说，偏偏等着我们进门的时候说，这什么意思啊？
反正是把村里、派出所里的责任都撇清了。
再看那位杨树槐老兄呢？点着一颗烟，悠然而吸，毫无紧张情绪。
贺局长看看这个情景，跟刘大胆耳语几句，刘大胆对派出所所长道：“你的辖区你来审，我们旁听。”
所长连忙答应。
当地条件简陋，贺局长就拉个条凳，带着刘大胆一班人在隔壁听着。
问完姓名等等进入正题，所长问：“你是死者什么人？”
杨树槐：“是死者的叔伯哥哥。”
“杨树文是你打死的吗？”
这话问得几个刑警直皱眉头，能看见杨树槐坦然自若，状若《红灯记》里的李玉和，微笑作答：“不是我打死的，我无故打死人是犯法，这事儿咱不干。”
谁也没注意，刚说到这儿，也在外屋的杨村长呼一下站起来，脸上都是汗，突然插话道：“杨树文不是你打死的，我们相信你……”
刘大胆赶紧让人把他拉出去——这怎么能随便插话啊？“我们”？你自己都是讯问对象，你代表谁说“我们”啊？
派出所所长朝这边看了看，接着问：“不是你打死的，可杨树文明明是被人打死的，你为什么到村政府骗介绍信办火化证？为什么撒谎说杨树文得脑溢血死的呢？”
杨树槐一边吸着烟，一边慢条斯理、有条有理地回答：“这事儿很简单，我一说假话，说杨树文得脑溢血死的，开个火化证把死者尸体一火化，消消停停的就没事了。我开火化证明掏真话说杨树文让人打死了，你们能给我开火化证明吗？这事儿你们的麻烦就大了，还得侦查、破案、抓人，公安局得操多大的心啊。”
合着他还是为我们考虑？分局的几个警察忍俊不禁。
所长大人继续威严地审问：“你难道连杀人偿命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法律是无情的，你欺骗公安机关，包庇杀人罪犯，开假火化证明书，这是犯罪你懂不懂？”
杨树槐笑得毫无惧色：“我不懂，法律无情人有情嘛。（警察心说，你给谁上课呢？）我二伯父让我办火化证，我就办来了。我二伯父说他得脑溢血死了，我就得说得脑溢血死了。我是替我二伯父办事，照我二伯父的话学舌，这有罪过吗？我二伯父的指示我能不照办吗？”
所长：“你二伯父是天啊？他要让你反政府你也去干？”
杨树槐：“他让我反政府我肯定不能跟着干，可他要说杨树文是脑溢血死的，我只能信他。”
所长：“为什么？”
杨树槐：“因为我二伯父是杨树文的亲爹。”
这句话说出来，所长一时语塞，听审的也议论纷纷。
杨树槐开始耐心给警察们讲道理：“我二伯父就是死者杨树文的亲爹杨富啊。其实，我二伯父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我衷心地拥护。村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还大老远跑到派出所来，找这麻烦干吗？你们派出所就当不知道，省多少心啊。我们老杨家死个人就死个人呗，反正杨树文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自家蔫不出溜一处理完了，不惊动山神不惊动土地的多省心啊。我也劝你们别插手这糟心事儿了。”
刘大胆告诉老丁，听到这番高论，自己没憋住，当时都气乐了。外面那派出所所长听了笑声，脸上也挂不住，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这是人命关天的杀人案，不是杀条狗！你二伯父怎么这么糊涂呢？你也糊涂！”
这稀泥和的也太明显了吧？
杨树槐嘿嘿一乐：“所长您说错了，我二伯父一点儿都不糊涂，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办啥事儿都叫人佩服，比我强多了。”说着还从椅子上下来了，拿出一根烟，递给所长道：“您说呢，杨树文这小子活着时候就是一混帐，喝酒耍钱，逼他媳妇喝农药，他死这是天意啊。”
“把你那烟拿回去，坐好！”所长有些抓狂，“我问你，到底谁是杀死杨树文的凶手？”
“我没看见，你们问我二伯父去。”
这样的笔录如果不算奇葩，大概就没有奇葩的了。
问得不正规，答得理直气壮，刘大胆看见杨村长几次欲言又止，在一边直抹汗，用扇子都扇不干净。那神情不像是恐惧，倒更像是愧疚——他愧疚个啥啊？
贺局长什么也不说，只是眯着眼睛在一旁坐着听。
末了，刘大胆问贺局长：“下一步咱怎么办啊？”
贺局长言简意赅：“他不是说了吗？问他二伯父去，那咱就去问呗。”
这一问的结果痛快得出乎意料。
面对人民警察，杨富老爷子胸膛一挺，正气凛然道：“儿子是我打死的，我去替他偿命，公安局同志，你把我带走吧。”
前几年鬼吹灯开始流行的时候，老萨也向天下霸唱兄打听过盗墓这回事，霸唱是个实在人，先告诉我这是犯法的。废话，我当然知道这是犯法的……接着这位天津大爷就开始讲怎么盗了，十分的在行。我开始怀疑他家是考古出身的，后来才知道也是相关专业。人家是搞地质的。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霸唱可不是那种满嘴跑舌头的架势，人家斯文。斯斯文文地给你讲盗墓，比说相声的还像说相声的。
从霸唱那儿知道，原来盗墓的有很多规矩，比如盗大墓总要有帮手。自古以来被同伙埋了的盗墓贼不计其数，这利益面前就什么一起扛过枪、开过荒、睡过炕、嫖过娼的都不管用了，还是血亲最顶事，最好是父子一起去。而且，下去的时候，都是儿子下而不是老子下。原因是即便在盗墓贼这种极没有道德的群体里，也很少老子坑儿子的，但反过来就谁也不知道了。
所以，杨老爷子承认儿子是自己杀的，公安干警根本不信。当爹的会杀儿子？
还是王法医有涵养，跟顾局长嘀咕两句，顾局长看了老爷子一眼，问道：“你杀的你儿子？你用什么杀的你儿子呢？”
杨富老先生似乎早想到有这一问，指着前门口的一根镐把，说：“我用的这个。”赵希看了看，想起来中午过来看时，的确看到杨老汉手持这根镐把，这镐把还真是他带来的。
刘大胆把镐把拿过来，递给王法医。王法医看了看，又摸了摸，告诉老爷子：“这个？不可能啊。这镐把是圆的，您儿子是带棱的铁器打的，这不是一个东西啊。”
顾局长心平气和地对杨老先生说：“杨老师，你是有文化的老同志，了解法律，谁杀的人我们不能张冠李戴。别管什么人威胁你，讲出来，如是讲出来谁是杀了你儿子的凶手，我们公安机关会给一个公正的处理的。”
老先生一愣，坚持说：“杨树文是我儿子，我就是杀死我亲生儿子的凶手，要偿命我去……”
崔局长刚要说话，有人接腔了：“爹，你老人家一片慈心，您不能往自己身上揽罪啊。”公安人员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圆脸大眼睛、挺瘦小的媳妇从屋里走出来，眼睛哭得红红的。
有人告诉说这是杨树文的媳妇叶素音。杨老先生马上喝道：“素音你回屋去，有爹这条命，啥都够了。”
叶素音转过来对顾局长说：“我男人是我打死的，我给他偿命去。”
刚当爹的自称打死儿子，又来一个妻子自称打死丈夫的。顾局长问：“你用什么打死你丈夫的？”
叶素音指着东屋道：“我用一把锤子，扔在东屋地上了。”
王法医进去看看，出门做了个肯定的手势。
顾局长这时候还在问：“你为什么杀你丈夫？”
叶素音冷着脸回答：“他赌钱，打我，打孩子。”
顾局长再要张口，刘大胆忽然过来了，道：“局长，快上车吧，局里不是还有事儿吗？”
能有什么事儿比杀人还大？顾局长没问，他知道刘大胆有心计，这肯定是有事儿。抬头一看，只见周围村民正慢慢地从村里各处朝这边聚集起来，有人在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对啊，先回去吧。”顾局长把帽子摘下来，朝里面吹口气再戴上，轻松地说。顺手对叶素音一指：“回去问一下她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们带着叶素音上了车，两辆警车一前一后开出西辛庄，公安们才稍微松了口气——法医确认的作案工具和叶素音提供的锤子完全吻合，她的嫌疑很大，今天不把她带回去是失职。而在乡下抢夺人犯之类的群体性事件是很麻烦的，不好处理。幸亏刘大胆反应快，不然这个村子杀条人命不当回事儿的作风，有点儿事就小不了。
但是他们回头看看，见到村子里的人只是围着杨家院子，看警车怯生生的，又不像要闹事的样子。
老丁说了，其实咱中国的老百姓都怕政府，正常情况下哪儿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啊。
可能因为案情演变有点儿意外，坐在车上大家都有些沉闷。过了一会儿，刘大胆冒出一句来：“要么，这人是一浑蛋，要么，这一村都是浑蛋——咱们那派出所也有问题。”
顾局长瞟了他一眼，刚要说话，前面那辆警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这边的司机赶紧向一侧打轮，车子差点儿冲出道路。
盔歪甲斜的警察们跳下车来，前面的已经来报告了——叶素音昏迷了！
王法医赶紧过来看——别以为法医只会看死人，人家都是按医师系统考核的，要是有胃病或者跌打损伤看看法医有时候比上医院还好，当然您得有足够的心理素质。
王法医报告，说她可能是预先喝药了，旁边是卫生院，赶紧送院抢救。
汽车拐个弯进了卫生院，法医指挥把叶素音抬进去抢救，刘大胆帮着抬人，拿帽子扇风扇了几下，忽然听见里面有个大夫说话：“是乐果，杨树文这混蛋，到底逼他媳妇喝药了啊！”
刘大胆在杨树文被杀之后三天才得着工夫睡一觉。原因是叶素音好不容易抢救过来，人已经崩溃了，光哭，不回答任何问题。当地的医生提供了一条线索——杨树文曾经逼妻子去借钱，借不到就要她喝农药自杀，所以一见叶素音这个样子被送到卫生院来，医生本能便认为是被杨树文逼得喝药了。
这家人到底怎么回事儿？顾局长下令刘大胆带人从派出所到村委会，把杨树文、叶素音相关的事情查一个底儿掉。
到东辛庄派出所查出来的结果触目惊心。杨树文因为一条腿有些畸形，外号“二老别”，嗜好喝酒，每天得半斤，也因此被称作“杨半斤”。他是杨富老汉前妻的儿子，因此后妻不太敢管，怕落一个欺负没娘孩子的名声。等发现家里太过骄纵苗儿已经长歪的时候，再纠正就来不及了，只能希望他成家以后能好一点。
叶素音是个勤奋能干的媳妇，开了一个个体缝纫工厂，是东辛庄政府命名的“女能人”。她做生意不是凭的精明，而是凭的待人和气、做事有信用。她不是本地人，刚嫁过来的时候在家里有点儿受气，这算是当地一个不良习俗。后来生了一儿一女，一般情况下状况便该好转——日本天皇家的儿媳妇一旦生了儿子还翻身农奴把歌唱呢，杨树文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他正是这段时间养上了赌博的恶习，被公安机关抓过无数次，依然如故。他一喝酒或者赌输了就打老婆孩子。叶素音曾经想反抗，此前的几年中，派出所已经接了四五回他们家的报案，有一回是杨树文拿锤子（就是后来叶素音打死他的锤子）打叶素音，被邻居抢下来了。还有两回杨树文威胁要打死叶素音。
问题是按照我国当时的处理程序，这种夫妻的特殊关系，只要没真打成重伤，也只能批评教育，哪怕是喊着要出人命，也没有派个警察坐人床头盯着的道理，连劝人家离婚都是不道德的。
事实上不但是夫妻之间，连普通人之间的纠纷也是如此，当时公安机关一般仅针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进行侦办，如果有人说受了威胁，那也不会先把对方拘起来。
这事儿虽然不合情理，但还很不好改。在日本如果有人威胁杀谁，那是直接要逮人的。当年中日警方国际合作比较密切的时候，日方也曾有一位黑木专家介绍过这种法律原则，来中国考察之后却写了篇论文，承认自己十分幼稚——中国人说的话千变万化，各地方言奇葩迭出，意思各不相同。在山东说要把谁宰了，那可能出人命，要是在上海，对方可能只会表示“阿拉文明人，不跟你个瘪三计较”。如果一群天南地北的家伙在一起吵架，什么算是威胁，什么不算，还真是有些茫然。法律是个严肃刻板的东西，不好贸然定位。
当然，这都是技术性困难，主要还是工作压力大，当时实在没有警力解决预防犯罪问题。
其实接到这个任务，刘大胆觉得不是很好办。公安机关并不掌握杨家的基本情况和社会关系，他从现场情况看，担心西辛庄上下针对此事有所串通，自己两眼一抹黑去调查，能不能摸到情况很难说。他独辟蹊径，决定去杨树文的父亲杨富所在的杨屯了解情况——两地相距十几里地，平时杨家父子异地而居，案发时杨富老先生怎么会在西辛庄呢？
开始的调查还是不顺利，除了知道杨家父子并不和睦，杨树文从没来看过父亲以外，村民似乎也说不出什么来——“杨树文小时候？不了解，他们老家在西辛庄，他结婚的时候老杨把房子给了儿子，才搬到这儿来的”，“老杨富这人品格挺好的，没见他跟儿媳妇有啥”，“杨富打死他儿子？有可能，杨六郎还辕门斩子呢，他们老杨家有这个传统。”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个媳妇儿说出个有用的线索来。
“那天上午，我看见老杨富他孙子杨衣从西辛庄跑来，喊他爷爷，说他们家死人了。老杨富听了气冲冲拿了根棍子就出门了……”
“晌午？”
“上午。”
不对啊，上午杨树文还没死呢，怎么就死人了呢？
带着这个疑问，刘大胆带人再到西辛村了解情况。村里对于杨树文之死几乎没人肯提供有用的情况：“到底是老杨杀的还是素音杀的，他们自己家还没说好呢，我们不好表态。”
似乎这村子解放以来就没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教育。
找来杨衣所问倒是有收获，孩子不懂世故，说早上是他爸爸杨树文让他去爷爷家的，只说他妈死了，让老头来一趟。再问，讲前一天晚上听见他妈哀告：“让我跟孩子再睡最后一宿吧”，还有早上临走时候，听到杨树文喊：“让你喝你就喝，我肯定能给你找口棺材。”
至此，在公安人员面前，一个恶丈夫预谋逼着善良媳妇喝药自杀，媳妇拼死反抗打死丈夫的案件逐渐浮现出来。
而公安局逐渐定调之后，乡亲们来求情的，包括村委会来求情的事情也开始了。这种事情在农村并不十分罕见，而顾局长和刘大胆都比较同情叶素音——干警察这行，当初是冲着多少给社会增加一些正义来的，这份心思并没有泯灭，在制作案卷准备送检察院的时候，便做得比较详细认真，希望多多少少给叶素音一些帮助，能判轻一点最好。
结果，这一认真，可就看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来了。
警察们原来以为这个杨树文是个没文化的混混，结果对他的遗物进行检查时，意外地发现，此人竟然是个法制文学爱好者。
在他的床下面，放着近百本法制方面的杂志和图书，其中大部分是地摊文学，但也有一部分是《啄木鸟》之类的普法杂志。
你不能阻止一个赌棍热爱普法，但这足以让刘大胆深感邪性。
公安人员们毕竟是专业的，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特点——杨树文开始热爱普法是在一年之内的事情。
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赌徒为什么会喜欢普法杂志？被警察同志的教育感动了？派出所的教育这么彻底的话，杨树文这家伙不应该接连被抓赌的嘛。
他们是再次到西辛庄调查才发现这件事的，带着一摞普法杂志上了车，刘大胆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地大物博，所以每个地方的警察也有自己的特色。黑土地的警察出毛病的不少，但能干的也拔尖，要说真正的特色，大概是那种关东特有的豪爽粗疏。这种粗豪有时候让人觉得很出格。比如刘大胆在一次打击卖淫嫖娼行动中立功，上台领奖发表感言时却真真让领导下不来台，他说：“有的老光棍子省吃俭用积攒几个钱，偶尔嫖了娼被我们抓住，不要抓住蛤蟆非得攥出尿来不可，往死里罚。都是人嘛，七情六欲难免。我们有的同志为什么一周不回家就想老婆……”
黑土地特色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