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逵：今天，不要再夸深圳是“奇迹”了！

 

【原编者按：李津逵先生是国内城市化研究专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资深研究员，

也担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深圳城市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长协会城市研究顾问多诸多社会职务。

李津逵认为，深圳的发展成就只是是按照常识来办所取得的成就，并非什么“奇迹”。

倒是“最初在深圳决心按常识办事的那些人，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勇敢担当，

才是中华文明史上真正的奇迹。”恰恰是这些创造奇迹的勇气今天似乎被忘却了，

这才真令人担心。本文经过李老师李津逵先生授权刊登。】

深圳河。曾经，当地人这样趟过深圳河偷渡香港。

深圳被大肆夸奖赞美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告别了“香三年臭三年，

不香不臭又三年”，几乎是一夜之间深圳听到的都是赞美、惊叹，成为一个方方面面都追捧的“奇迹”了。

这是怎么了?

因为深圳在以往40年间取得了罕见的城市扩张、人口聚集、经济增长、国际专利数、高新技术企业的涌现吗?

但是，如果从人类文明史来审视，上述这些真算的上是“奇迹”吗？

1、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规律，深圳的发展并不例外

深圳1980年代渔村。

从30万人口的农业县用40年跃居中国一线城市，看上去的确不同凡响，

其实不过是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

 

兴起于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人类文明全新的一页，生产方式和消费内容都因此突破了瓶颈，

闯出了历史的峡谷。按照伊恩·莫里斯《西方还能主宰多久》的算法，在18世纪前后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话，

西方将又一次遭遇社会发展指数4 0多分左右的天花板，其前景很有可能像罗马帝国与中国宋朝

一样再次出现文明的崩塌。恰恰是英国工业革命开辟了西方文明的出路，

也恰恰是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欧洲以至美洲、澳洲的文明走向。

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分工、动力的倍增、效率的极大提高，

工业生产的产品也关怀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整个社会成员所能享受到的物质产品与服务大大的丰富起来，

并且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社会现象——

就是几万几十万以至几百万相互之间原本陌生的人口在有限的空间聚集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

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律在200年前的英国开始显现，100多年前的美国也已滥觞。

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反复上演着“小渔村变成一夜城”的故事，

20世纪初中国广东五邑地区的侨墟就是以华侨异地工业化的方式实现了当地的城市化。

延安，延河水。深圳叫做特区据说典出于此。

工业革命带来产业结构高级化，从而推动人口向工业地带聚集，

深圳走上了所有发达国家城市都已经走过的路，所不同是深圳的规模与速度都更大更快而已。

纵然说 “3万乘以8万等于24亿”是一个大数字的话，但它所反映的规律与“三八二十四”没有区别。

 

要说自贸区，16世纪的热那亚就是一个自由港；要说外向型经济，那是四小龙接过日本美国的接力棒又传给我们的；招商引资办工厂吸引农民工的做法更不是新发明，170年前就有一位德国富二代到英格兰打理家族投资的企业、并且与一位爱尔兰打工妺产生了爱情，这位如今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伟大导师的年轻人走进工人居住的贫民区并写出了《1844年英国工人阶段状况》，恩格斯就是170年前到英国投资的“外商”啊。

深圳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例外，因此没有必要称之为“奇迹”。

 

 

2、经济迅速增长是因为按常识办事，不值得大加赞美

深圳的水围村，曾经比对岸的香港新界富裕，但是后来村民多半跑香港了。

深圳在中国是“特区”，从世界看则是一个“常区”——按常识办事的区域。

今天回头看40年前广东省制定的《经济特区条例》，我们会觉得通篇讲的不过是常识。

例如，企业要自主经营；经营者要依法纳税；占用土地要交地租；雇佣工人要签合同等等。

为什么这些符合常识的事情要作为“特事特办”来加以规定呢?

可见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不按常识办事的国度，大型企业建一个厕所都要给国家计委打报告，

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充斥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在这样一个特殊国度里要想按常识办事确实是太难了，因此只能划出一个“特区”，

在“特区”里按照常识办事。

今天特区中这些常识已经被全国广大地区所接受，因此“特区不特”也就自然而然了。

 

照常识办事都要划一个“特区”，并不能说特区的做法多么创新，只能说明当时的国情多么可悲。

其实，深圳在制度上的创新绝大多数都是世界特别是香港现成制度的模仿，

只不过变换一种令内陆地区和上级部门能够听得懂、听够受得住的表述方式。

比如说“股份制”叫做“现代企业制度”；比如说“卖楼花”叫做“房地产预售”；

比如说“土地批租”叫做“国有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

今天我们反思起来，要看到为了应对这可悲的国情需要多少勇气和智慧，

更应该审视这种可悲的国情是否真的远去? 亦或依然象基因一样固守在我们头脑之中，

一遇适当的气候温度就卷土重来?

 

按照常识办事值得大加赞美吗? 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值得大加赞美吗?

假如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热烈地赞美说这个人饿了就知道去吃饭，渴了就知道去喝水，

他多么的了不起，他创造了怎样的奇迹？这样的一种赞美是不是对我们民族整体智商的侮辱呢?

 

 

3、巨大的财富来自文明落差，而不是其他

1980年代，深圳建设深南路，双向8车道。市长梁湘被批“好大喜功”。

我问过数以百计的朋友，谁在20年前能够想象今天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迄今没有一个人给我肯定的回答。

可以说最近20年里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增量都是20年前不可想象的。

这样巨大的财富从哪里来？是我们吃苦耐劳的结果嘛?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经历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父辈和祖辈能够认同吗？

他们那个时候难道不比我们更吃苦耐劳吗？

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猜想是，就像历史上任何两个不同文明圈相互接触的时候一样，

假如之间存在着能级的落差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势能转变为动能的机会。

工业革命以来欧洲文明的创新前沿从大西洋越过美洲来到了太平洋，遭遇了长期处在超稳态结构的东亚文明，

双方的差距是工业1.0  + 工业2.0与农耕文明之间的落差。

如此巨大的落差再加上中国巨大体量的人口规模就形成了一个水头极高、水量巨大的“文明瀑布”。

这个时候只要正确地将水轮机安放到瀑布之下转动起来，就可以带动一个强大无比的发电机发出无穷的电能。

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物质产品，从城市建筑、工程机械、通信手段到家具、文具、家用电器、交通工具、

服装面料都是中国人可以生产制造的，可是其中哪一件是中国人的原创呢？

 

我们都听说为发明一只电灯泡爱迪生试错几百次。那么蒸汽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又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直到这些产品千锤百炼实现了技术可行性、工艺可行性、市场可行性甚至环保可行性的时候，

我们将它的产能引进消化吸收，通过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变成我们的竞争力。

深圳，1980年代东门老墟。

2017年我国主要家电产品在全球占比达到60%以上，广东一省各种家用电器的产量几乎都占全国一半。

但是这些家用电器又是怎么发明创造出来的呢?

首先要有电机的发明令工业进入2.0时代，于是才有电动、电热、电声、电磁等等机理应用于家庭的可能。

以洗衣机为例，从1911年开始，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就前赴后继研发出搅拌式、滚筒式和波轮式，

试制出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便宜的洗衣机，直到战后洗衣机成为发达国家家庭的必需品。

当广东从整机组装到零配件逐步国产化成为洗衣机生产基地之前，洗衣机的制造技术已经成熟、

并且标准化了。广东成为洗衣机的生产基地，离不开广东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渴望和强大的学习能力。

而国家做对了什么?国家在80年代取消了家电定点生产的管制，也就是不再硬性规定哪里不许生产家用电器，

换句话说就是少管闲事了，对于国家有部门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符合常识又多么不容易的德政！

 

也正是因为我们从成熟的技术引进开始，没有经历的前期研发、设计过程，

因此重大的技术创新依然很难出现在广东。例如当前洗衣机行业里直驱电机的运用仍然是国外先行一步，

更不用说在核心零部件及材料研发上存在差距。正如有观点说“芯片不是由一群穷人发明的”。

目前，除了华为在5G研发上进入了创新的“无人区”之外，

更多的地方依然是在通过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

 

招商引资引来的项目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项目，它们通过转移延长了成熟技术的套利时间，

争取了研发时间，而我方引进的是成熟的制造技术 （Know What），

并没有引进其设计（Know How）与研发（Know Why），这个过程。

 

被媒体炒出的“新四大发明”准确地说是“新四大发展”，

因为这些原创于欧美的技术一旦被中国人掌握就会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市场上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感恩的态度对待这个开放、共享的人类文明网络呢？

还是以对立的态度侈谈“超越美国”呢? 我们实现的速度别人都曾实现过，

别人走过的弯路（例如先污染后治理、例如产城分割的工业区和卧城）我们依然在走，

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做出了什么净贡献呢?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

可是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能说明什么呢?

不用在历史上、国际上比，看一看中国各省市GDP的数值就会发现，

很多地处华北、华中的欠发达省份的GDP都超过上海和北京，这又说明什么呢?

 

 

4、常识需要再认识，不然回归老路很容易

那么，既然是常识你又有什么必要提起这个话题呢？不幸的是，常识如果不被作为常识，认识就会陷入岐途。

把按照常识办事说成是伟大的奇迹，再把这个奇迹归因于我们自身的因素，

很可能这些被认定为优势的因素又恰恰是反常识的，其结果，

以往40年走过的道路给我们留下的就不是精神遗产，而是一堆面目不清的垃圾信息。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所以，最初在深圳决心按常识办事的那些人，

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勇敢担当，才是中华文明史上真正的奇迹。

恰恰是这些创造奇迹的勇气今天似乎被忘却了，

这才真令人担心：我们会不会从这条常识之路回归到反常识的老路上去?

 

 

但愿这是危言耸听，可是当纪念这座城市40年历史的时候有些她的初创者的名字或者见不到，

或者干脆成了敏感词；一篇建议按照党中央“五大发展理念”来建设深圳的文章在网上莫名消失；

就连当年宝安农民“大逃港”也被重新表述为“秘密赴港就业现象”，

这样一种以生命鲜血为代价表达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想往的怒潮，仅仅是一个“秘密就业现象”，

并且还“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这样一来，按照常识办事，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就被消解了，

剩下的便是“厉害了我的国”一般，赞美夸奖深圳GDP又超过了谁，

深圳质量如何如何高一类的“奇迹”。

（2018年7月18日， 深圳）

 

 

来源：西葫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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