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两个女人 YMCK10252018-10-07 21:03:43
父亲和他的两个女人
－－作者：止小戈
从曼谷飞往昆明的航班上，父亲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妈做的破酥包，有多么多么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来。
我转而问了他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母亲和大妈，你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你觉得谁更好一些？”
“你的母亲只是守妇道，和你的大妈相比，一无是处！”父亲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样，简单粗暴。
那是1991年春节，父亲带着我和弟弟阿旭从泰国美斯乐回老家云南凤庆探亲。
41年前的春节，身为国民党中校的父亲，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妈，还有两岁的儿子，只身逃往缅甸，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之后，他们前往泰国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亲的回答，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1
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在我所学的历史中，称之为叛变。
3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解放军进城那天，已经脱掉军装的父亲双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静观这个城市新的主人。
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步兵科，后服役于滇军，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团长。
18岁的父亲
若干年后，当父亲向我讲述这段过往时，我问他：“你觉得你们厉害，还是解放军厉害？”
“他们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齐。”父亲没有正面回答。
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挺进昆明城的解放军，让父亲感到不安。他调转身，连夜赶回凤庆老家，跪在地上对我的奶奶说：“娘，我要去缅甸找三哥，避避风头，等形势缓和就回家。”那时，三伯在缅甸跑马帮生意。
在泰北的华人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个传统，儿子出行或归家时，都要向母亲跪着告别或请安。
奶奶没有作声，起身去给父亲收拾行李。父亲的妻子，则把家里的破酥包，全都装进了父亲的背包里。
妻子是大他一岁的表姐，青梅竹马。他们的孩子王磊，仅有两岁。
那年，父亲只有29岁。
2
父亲四兄弟，大伯是旧政府的乡长，二伯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省立昆华中学任教，三伯跑马帮生意，常年在缅甸。
上世纪40年代，父亲三兄弟，左至右：二伯、大伯、父亲
1949年，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是命运的分水岭。
父亲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岭，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缅甸。到缅甸后不久，父亲辗转找到三伯，跑马帮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
军校出身的父亲并不是做生意的料，时值李弥在缅北招募国民党残军，试图反攻，父亲当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亲的履历
父亲逃离家乡不久，土改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曾在旧政府任过乡长的大伯，是重点运动对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别母亲，出走缅甸，遗下大伯母和4个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来到了缅甸。在此前，他被关押了3年。关押期间，他的两个女儿夭折。被释放后，依然处于被监视状态。在一位同族人的劝说下，有一天趁着外出赶集，慌张逃走，未及告别家人。
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异国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脱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儿子，作为王家的长子，后来也逃到了缅甸，加入李弥的反共救国军。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斗。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坏人标签，地主家属、逃亡家属、境外蒋军家属等等。
当儿孙们为了活命一个个地逃亡异国之后，只剩一帮妇孺，守着王家偌大的老宅，独自承受整个家族之于历史的苦难。
奶奶只能整日以泪洗面，他的儿孙们，为了活命接连逃往异域，至她死，都没有回家。
3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美斯乐。
在此前，我的父亲一直在缅甸，试图和败退于此的国民党部队一起反共救国。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缅甸政府的请求下，入缅追剿国民党部队。后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师泰北。
父亲的其他3个兄弟，也随军来到泰国。大伯和三伯继续做生意，二伯后来成为美斯乐兴华中学小学部的校长。
父亲撤退泰国时，我还在娘的肚子里。我的母亲叫黄淑卿，1958年由云南施甸前往缅甸，加入父亲所在的第五军政训处。母亲不仅模样清秀，还写得一手好字。
我的母亲
那时，父亲已经离开云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遥遥无期，37岁的他渴望重组一个家庭。父亲托人去做母亲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亲不为所动，态度非常冷淡。
母亲的态度，让身为师长的父亲不解，他了解后才得知，母亲曾经有过家庭。父亲并不介意，经过不懈努力，母亲终于对父亲有了好感，嫁给了父亲。
一个英俊潇洒的高级军官，一个读过书的大家闺秀，他们的结合，让无数人羡慕。
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的四个兄弟，先后在异国再娶，这是一个无奈且充满愧疚的选择。留在云南的四个妯娌，一辈子都没有改嫁。即使在后来，他们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们依然在默默坚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亲突然精神失常！这是一个让整个美斯乐的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后，当我回到云南，知道了母亲的身世，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会这样。
4
父亲的这一段婚姻，过得并不幸福。
父亲常年驻扎军营，母亲只能自己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她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门牢牢锁好，检查数遍才放心。然后点上蜡烛，辅导几个孩子功课。
母亲对我们非常溺爱，每当脾气火暴的父亲训斥我们时，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总是吵不过强势的父亲。丝毫不懂温柔的父亲，从来不会安慰母亲。
1970年，在缅北驻防三年的父亲回了家，我们一家六口终于团聚了。
我的全家福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时，母亲坐在角落里一语不发，对所有人的问候都不搭理。就在人们埋头吃饭时，只听“叭”的一声，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两截，整桌宾客愕然。
她开始一个人喃喃自语，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会哭，一会笑。
从那以后，母亲的行为愈发异常。
1970年，对于驻扎泰北的孤军来说，正处于生死边缘。
在此前，他们多次被泰国政府围剿，之后又为了抢生意和毒枭坤沙打仗。这一年，泰国政府邀请他们做雇佣军，替政府收复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地盘，成功后就可成立政府承认的“泰北民众自卫队”，获得长期居留权。
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让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军长的父亲，几乎天天开会研究打仗事宜，照顾母亲的事交给了传令兵。
而母亲不愿呆在家里，她经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对我们说，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们了。父亲深夜开会到很晚，她就带着最小的弟弟，守在门外，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开完会的父亲看到这个场景，气得扭头就走。
有人建议把母亲送往精神病院，父亲却没有同意。他担心精神病院会让母亲感到害怕。
1972年夏天，父亲带全家到清迈度假，他希望换个环境能让母亲的病好转，但足足呆了一个月，没有任何效果。
我曾问父亲，他会不会像母亲说的那样，抛弃我们母子。
“不会的！”父亲的回答，坚毅中，透露着一丝感伤。1950年，他曾抛弃了自己的妻儿。
5
母亲嫁给父亲的那一年，云南广播电台开设“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经常会出现父亲的名字，呼吁父亲回归祖国的怀抱，全家老小等候他们回家。
每次听到这样的广播，传令兵就会默默地退去。父亲先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流泪，之后就是摔东西。
对于流落异域的老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面向北方默默流泪的经历。同样，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母亲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流泪。
等到1961年我出生时，父亲四兄弟终于和云南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大妈不识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写来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会问：爸爸，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歉疚和无奈，他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能力，寄钱和物品回去。
那时候，中国饥荒遍野。父亲寄回去的有炒面、布匹、炒锅、红糖、衣服等等，对于家乡的亲人来说，雪中送炭。
1962年，家乡来信，奶奶去世了。父亲四兄弟相约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长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双方的联系中断。直到1978年后，通信再次恢复，也比较频繁了。只是信的内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长的“文革”，让大家有了生疏且绝望。
在此前，父亲曾有两次撤台机会，但他没有走。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四兄弟一致认为，虽然泰国也是异乡，但离家要近得多。
他们一生，都没有放弃回家的想法。而现实，却让他们成了一群寄居异国的孤儿。
因为父辈们的牺牲和努力，让我们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学毕业后，我前往台湾念书，后到日本工读。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乐，没想到父亲劈头就说：“你还回来做什么，看看这个家，一点温暖都没有！”
我有些讶异地看着父亲，曾经身为副军长的父亲，腰背依然挺直，但头发已经花白。
那时，泰北的孤军已经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传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亲的眼里，满是落寞。
我看到疯了的母亲，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正是盛夏，身上却层层叠叠穿了五六件衣服，头发很脏，身上满是异味。没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来，母亲终于有了一丝笑容，但很快，她又对着空中喃喃自语。
病重的母亲
这个场景让我非常难受，我决定留下来，守着年迈的父母，不再漂泊。
6
就在我回到美斯乐的这一年，家乡的一封来信，让父亲有些激动。信是家里的一位长辈，受父亲的儿子王磊之托写来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们能回家看看，王磊担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来告诉你，党和政府非常开明，政策也很明确，你们回来不会有事的，我用人头担保。
历史的恩怨渐渐远去，亲人们的相聚，终于可期。
第二年春节，父亲带着我，从曼谷乘坐飞机，开始前往已经离别整整41年的家乡。
我的弟弟阿旭和父亲在昆明
因为通讯条件所限，抵达昆明后，父亲才向凤庆的家人发去电报：
吾已抵昆，携子豪、旭同返
在决定回家之前，母亲清醒的时候，父亲曾征求她的意见，想不想回中国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时，外公和外婆还都在世。母亲猛地站起来，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后扭头走开。
这让我十分不解。
这个谜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云南探亲时，才一点一点剥开。
7
从昆明出发，坐着汽车在山里颠簸了一整天，终于抵达凤庆老家。
时年70岁的父亲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着牛仔裤，一身时髦打扮。那时的凤庆，到处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亲，如是异乡人。
就在村口，远远的，望见一个穿旧式蓝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树下。走到跟前时，父亲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着老太太，用浓重的乡音问：“你施玉兰嘎？”
“哦，回来了嘎。”老太太答非所问地说，然后指着我和弟弟说：“哪个是阿豪？哪个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妈。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无数次地想，父亲和大妈见面时，一定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没有想到，在离别41年之后再见时，他们夫妻之间，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难、分离，以及思念，似乎并不存在。
我的大妈施玉兰
后来才知道，大妈为了等我们回家，就这样在村口的大树下，站了整整一天。
父亲走到大妈身边，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说：“你辛苦了，你辛苦了！”这对曾经竹马青梅的表姐弟，就这样说着话，往家走去。
父亲的举动，就像一位长官在嘉奖胜利归来的士兵。
一起前来迎接我们回家的，还有父亲的儿子王磊。那个曾在信中无数次呼唤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岁的中年人。而真正与爸爸相见时，他却难以开口，一直淡淡的，没有多少话可讲。
王磊和父亲
“小时候一直期盼着爸爸回来，别人都有爸爸，我为什么没有。后来长大了，我和妈妈已经不抱希望了。现在突然回来了，就像是做梦一样，很奇妙的感觉。”王磊很平静地说。
两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但他多年后竟然记得一个画面：他耍赖皮哭，父亲打了他屁股两下。父亲教训他的画面，是他对父亲唯一的记忆，如同珍宝一样，深藏于心，一辈子都舍不得忘。
8
大妈在接到电报时，就开始准备了。他们刷白了房子，从乡政府借来新的被褥。
父亲被安排和大妈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两位老人的楼上。夜深人静时，月光从房顶的窗户照进来，不隔音的木板下传来父亲和大妈忽高忽低的谈话声。
我们同父异母的三兄弟没敢说一句话，侧耳细听，只听得父亲翻来覆去说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对不起你们了。”
大妈则说：“你也不容易。”
每当谈话陷入沉默时，父亲就抢着说：“过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说了，你们受的苦我都知道。”
强势的父亲，没有给大妈任何倾诉的机会。
我也终于明白，当我问母亲和大妈谁更好时，父亲为什么会说母亲“一无是处”。大妈对他的包容和体贴，以及作为一名传统妇女的隐忍，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亲的归来，让大妈高兴不已，她忙前忙后张罗饭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却不肯入座，我去请了好几遍，她才悄悄告诉我：“我从嫁给你父亲那天起，从来没和他同桌吃过饭，这是老规矩。”
在准备的饭菜中，有一盘浸着油渍的破酥包，异常醒目。
回家的父亲，还偶遇了当年随他征战的勤务兵，勤务兵头发花白，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亲跟前，敬了一个礼：“长官，您回来了！”
多年后，父亲提到这个场景，依然是唏嘘不已。
留在云南的勤务兵，也曾遭受了历史的折磨，但毕竟，他可以留在家乡，与亲人厮守。
9
父亲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为凤庆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坟曾在文革时被毁。当地统战部门为了向曾为副军长的父亲示好，专门拨了一块地用于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坟前，父亲长跪不起。儿子出行或归家时，都要向母亲跪着告别或请安，这是在泰北华人中，至今还保留着的一个古老传统。
当年离家时，他告诉母亲，他只是出去避避风头。这一去，就阴阳两隔。
在40年前，父辈们流离于缅北的丛林中，居无定所之时，留在家乡的妇孺们，也在惊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个有着数十间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门窗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四合院前的操场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
1950年后，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个哑巴忠实地守在奶奶身边。
再后来，所有人被赶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门被贴上封条，财产全被没收，家人住进一间阴暗潮湿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半年后，茅草屋倒塌了，他们只能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借住。
“母亲被批斗时，我只能站在旁边，边看边哭，等批斗的人走后，才赶快扶起母亲，去找点草药来给母亲敷在伤口上。”王磊说。
大妈与儿子王磊及两个孙女
因为父亲的身份，小学毕业后，王磊就不能继续念书了，开始和母亲在生产队干农活。
曾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时，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给自己准备的楠木棺材，用来给那个忠诚的哑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灵前，没有一个可以披孝的儿子。
10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经去世了，埋骨异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亲平安返回泰北后，相信了共产党没有说谎，也在一年多后回家探亲，遗憾的是，见到了我父亲的三伯母却没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错过。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亲，见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们相见两年后，大妈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亲的疯病愈发严重，为了探究母亲的过去，我带着新婚妻子前往云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从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亲的秘密，那是一段连父亲都不知道的经历：出身大户人家的母亲，年轻时曾嫁给当地一青年教师，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母亲以“陪杀”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枪毙，5岁女儿也在监狱受了惊吓，夭折。
母亲被释放后，外婆集齐家里所有的钱币，捆在母亲身上，送她跨过怒江，逃往缅甸。
我终于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会活得那般惊恐，那么不安！她对我们的溺爱，对父亲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
可惜，行伍出身的父亲，一生也没能明白母亲内心的创伤，他甚至连母亲的生日都不知道。终于，母亲再也无法承受历史的沉疴，在恐惧和不安中，彻底迷失了，成了父亲口中“一无是处”的妻子。
1994年，我们邀请二伯母前往泰国团聚，那年，二伯已经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遗憾的是，二伯母临走都没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没有原谅自己的丈夫。
他们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恋爱的。关于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儿子，会在下一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讲述。
2005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这对阴差阳错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辈子过得都很分裂。他们的内心，各自都有着历史的创伤，却相互没能理解和宽慰。
十年后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来到泰北美斯乐，我带他去了父亲的墓地。他跪在父亲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见到父亲时一样，依然是淡淡的，没有多少话可讲。
就像做梦一样。
转自《龙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