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丽人史静仪的爱情与信仰 YMCK10252019-01-29 20:30:08

革命丽人史静仪的爱情与信仰

 

－－作者：东方平

 

京汉铁路大智门车站。

 

一个人的私奔

 

1922年夏秋之际，从未出过远门的湖北少女史静仪做出一个大胆决定：离家出走！她一个人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登上火车，沿京汉铁路从武汉直奔北京。

 

对于那个时代的书香门第而言，史静仪这次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绝对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惊人之举。因为她北上京城不是求学谋职，不是投亲靠友，而是私奔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未婚夫刘仁静。

 

史静仪出身在武汉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史直书是应城白马庙史家湾人，1906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学成归国后，在武昌法政专门学校执教多年。史静仪与刘仁静的娃娃亲是父辈订下的，双方家庭门当户对。

 

刘仁静去北京上学前，两人曾经有意无意间在亲戚家“偶遇”。映入刘仁静眼帘的史静仪个头不高，长得娇小玲珑，眉眼生动，模样周正，亲友们称之为“黑牡丹”，果然名不虚传。在史静仪眼中，面前这个清秀白皙的情郎哥，绝对是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才俊，何况两人名字里都有一个“静”字，一定是天作之合。她不由得暗生情愫，两朵淡淡的红云浮上脸颊。

 

满心欢喜的刘仁静负笈北上，他与史静仪有无鱼雁传书，现在已无从考证。

 

史静仪母亲病故后，父亲续弦，在大家庭里饱受夹磨的妙龄少女，开始了青春期的逆反与抗争。一次又一次与继母的冲突，自己都占不了上风，得不到长辈的支持，难耐的沉闷与压抑困扰着这个胆大心细的姑娘，她开始谋划离家出走，寻找自己的生路。目标，当然是未婚夫刘仁静所在的北京。

 

一次充满胆识与冒险的私奔，像一条中途转向的抛物线，彻底改变了史静仪的命运轨迹，也在血气方刚的中共年轻成员之间，激起了一阵阵荡气回肠的情海涟漪。

 

无独有偶，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其妻子杨淑慧也是私奔成婚的。上海滩上的白富美小姐杨淑慧看上了留日学生周佛海，不顾周已有家室和两个孩子的既成事实，坚持与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周佛海私定终身。当杨家老爷子打上门来找周佛海理论时，为周保驾护航的就是同为一大代表的张国焘和刘仁静。杨淑慧被父亲关了三天禁闭，终于从阁楼上跳窗而出，与周佛海私奔日本鹿儿岛，生了孩儿之后才得到父母的谅解。

 

学者刘剑梅专文分析：“五四运动注重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女性们纷纷效仿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毅然走出束缚自己的封建家门，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开始发现自我。”这一代萌生了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们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幸福的大胆行为，在大时代铁马金戈的壮美画布上，涂上了一抹柔和的暖色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混乱时期，曾经自叹“命苦”的史静仪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她对当年的这次改变人生的离家出走，不知道会有如何的扪心自省？

 

刘仁静

 

一头热的初恋

 

在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的刘仁静这几年变化挺大，他个头不高，聪明伶俐，朋友评价“人小鬼大”。他博闻强记，尤其能言善辩，投生今世，一定是大专辩论会的最佳辩手。

 

1922年秋的刘仁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弱冠书生。一年前，他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这个年轻政党的一个活跃分子。

 

在北京古城，刘仁静欢喜地接纳了不期而至的未婚妻史静仪，两人抛弃一切繁文缛节的传统婚仪，在大学附近的胡同里觅屋同居。

 

秋季的北京天高云淡，神清气爽。20岁的花季少女史静仪终于摆脱了传统大家庭的精神桎梏，沉浸在甜蜜爱情的二人世界。两人久别加新婚，柔情蜜意、缠绵悱恻，幸福像花儿一般绽放，未来像晴空一般湛蓝。

 

在朋友们看来，这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可是，在本能的激情燃烧过后，刘仁静心中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刘仁静这一代左翼青年，经过信仰的洗礼，对选择爱人确立了一种共同的价值标准：美满的爱情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主义之上。他们憧憬中的红色佳偶，远在天边是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向蔡同盟”，近在眼前是何孟雄与缪伯英的“英雄夫妻”。

 

刘仁静北京大学的同学何孟雄，从五四运动闯将进化为共产主义先锋。他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是共产党北方支部第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恋人，缪伯英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他们1921年在党内同志的祝福中喜结连理，两人琴瑟和鸣，互敬互爱，一边读书求知，一边实践革命，被同志们誉为红色伴侣、“英雄夫妻”。

 

刘仁静心底对比，史静仪虽然淑女窈窕，笑靥如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没有主义的信仰，缺乏知性的风采。朋友聚会的时候，史静仪腼腆害羞，举止拘谨，妆扮土里土气，谈吐索然无味，十足一个小地方来的柴禾妞。刘仁静眼里的史静仪，仿佛是一朵精致的绢花，看起来美轮美奂，闻起来缺少芳香。

 

比较起来，刘仁静改造童养媳的耐性与功力，大大逊于同时期的著名党人任弼时。任弼时把父辈指腹为婚的童养媳陈琮英领进革命队伍，培养为坚定同志，成就了一段佳话。

 

网传的史静仪和刘仁静，真伪莫辨。

 

一场梦的外骛

 

1922年11月，新婚两月的史静仪还没有琢磨透丈夫的心思，就不得不送别刘仁静远行朔方，一个人孤零零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一个人应对北国的寒冬腊月。

 

刘仁静的党内使命，是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同赴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四次会议。通晓外语的刘仁静成了中共代表团的喉舌，大出风头。他代表中共在大会上发言，也因此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等苏联领袖。

 

考虑到史静仪在北京举目无亲，刘仁静临行前，把她托付给一个党内同志照拂。

 

史静仪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丈夫早日归来。三个月后，同赴莫斯科的陈独秀等人回到北京，史静仪却不见丈夫的踪影。刘仁静会后没有和陈独秀一块及时回国，而是留在苏联学习俄语。

 

刘仁静在莫斯科的一年时间，似乎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忘得一干二净。1923年秋天刘仁静回国，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不足两月，又南下广州列席中共“三大”。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一直在北京愁苦独处的史静仪，不是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她看透了刘仁静的冷漠，对爱情失去信心，也许耐不住长夜寂寥，“孤灯挑尽未成眠”，在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相处过程中，双方逐渐“郎有情妾有意”，终于走到了一起。不久，史静仪怀孕了。

 

有悖古训“朋友妻不可淫”的那个同志到底是谁？只要设定三个条件，一是当时在北京的年轻党人，二是未婚或身边没有女朋友，三是多半为刘仁静北大同学，涉嫌对象就在三、五人之内，其中某人嫌疑最大。党内正史和党人野史都避讳了此人的尊姓大名，现在当事人早已西归，后辈也不宜姑妄猜之了。

 

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委托毫不知情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打报告，向中共中央要求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史静仪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史静仪回国时，把孩子留在当地的托养机构。

 

把孩子生在苏联，留在苏联，史静仪是中国年轻革命者中的始作俑者。

 

同时代的众多左翼女青年，一般是在信仰的础石上寻觅爱情。史静仪与她们略有不同，是在爱情的沙滩上皈依信仰。她在刘仁静和他的党内同志们感染下，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熏陶，加入共青团组织，成为一个被时代大潮裹挟的左翼新女性。

 

网传的史静仪在苏联，真伪莫辨。

 

两无猜的同窗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1921年俄共（布）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主要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红色干部。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众多中共高级干部，都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生。

 

最初几年，东方大学有朝鲜女生、印度女生、伊朗女生、中亚女生，就是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郑超麟回忆，从一些同学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大伙是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的。当时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王一飞介绍陈乔年给外国同学，说这是Kutauruka（中国女人）。

 

1924年春同赴莫斯科的史静仪、陈碧兰、秦怡君，是第一批从国内去苏联东方大学留学的中国女生，她们碰巧都是湖北女孩，陈是中共党员，史与秦是共青团员。加上同年秋天从法国勤工俭学转来苏联的郭隆真、蔡畅，中国女同学也不过寥寥5人。

 

5个女生中，24岁的蔡畅与丈夫李富春在莫斯科双栖双飞，20出头的史静仪在北京有爱人刘仁静，22岁的陈碧兰在北京有爱人黄日葵，20岁的秦怡君在武汉有爱人许之昊，只有1894年出生的郭隆真还是孑然一身。她早年在国内退掉包办婚姻，此时已是30岁大姑娘，比一般男同学年长好几岁。

 

在一群血气方刚的东大中国男同学看来，远在国内的男朋友，并不是适龄女同学的爱情免疫牌。湖北女师出身的陈碧兰有灵性，妩媚可爱，冰雪聪明，在一阵猛过一阵的爱情攻势面前，她最先丢盔弃甲，放弃若即若离的旧爱黄日葵，选择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做了自己的新欢。几年后成为秦怡君第二任丈夫的李求实，也是追求陈碧兰未遂的其中一个失意者。

 

此时此地的史静仪，似乎却是风不止而树更静，波澜不惊，感情一片空白。

 

也许，她还在治疗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错乱情伤；也许，身孕与哺乳使她分身乏术，也缺少了主动的追求者；也许，她飞翔在信仰的蓝天，遨游在知识的大海，要给自己一个洗心革面的精神整容。

 

在感情的空窗期，她似乎明白了一个真理：放弃一棵树木，能够发现一片森林。

 

在莫斯科的无心插柳中，史静仪有一个大的收获，她邂逅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陈独秀次子陈乔年。

 

陈乔年当时22岁，与刘仁静同岁。崇尚劳工神圣的陈乔年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有着少年时代与哥哥陈延年一起做劳工锻炼的结实体魄。他没有刘仁静一般严谨的学术训练，没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但比起个头矮小的刘仁静，陈乔年是一个身材标准的俊美男子。

 

不过，直到1925年春陈乔年毕业回国，史静仪与他仅仅止于同窗之谊。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一杯水的主义

 

与陈乔年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郑超麟晚年回忆：“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12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

 

陈碧兰也对陈乔年的“苹果”留有深刻的记忆，“陈乔年……他本是一个体格标准（略嫌单薄），脸庞白净，两颊经常泛着红云，大家都叫他鸦普洛果（俄文即苹果）。他学习很认真，本质亦好，但嘴有点刻薄，尤其开玩笑时总是很粗鲁，同他的形象颇相称。”

 

在陈碧兰的眼里，看不到同乡同学史静仪的美丽容貌，只记得“史静仪虽算健康，但因身材过矮，不适应红军服装。”

 

陈碧兰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们以恋爱观为主题的一次讨论：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旅莫支部全体执委员连同青年团的负责者李求实一起，召集我们五个女同志（全体）举行座谈会，一共只有十一个人，我们在莫斯科的一个私邸的小型花园里，大家都在碧绿的草地上坐成一个圆形。

 

首先由王一飞说明开会的宗旨，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希望从讨论中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以便教育。

 

他把开会的宗旨说完之后，跟着就是刘伯坚发言。他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其目的是要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我们不仅要排斥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而且也要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理想主义或至上主义。”

 

陈乔年接着发言，他的观点直截了当：“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那里，工作在那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那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

 

陈乔年说两性关系像“喝一杯水一样”，是受俄国女革命家兼作家柯伦泰的影响。在没有遇到倾心相交的爱人之前，陈乔年把自己划进了不相信爱情的“一杯水主义者”。

 

陈乔年的时髦观点，似乎给史静仪在北京的恋爱实践披上了一层“革命”的绯红色面纱。他的侃侃而谈，是否不经意触动了史静仪心底的某根琴弦呢？

 

陈碧兰回忆录

 

三角恋的纷争

 

1926年，史静仪从苏联海参崴坐船回上海，遇到在上海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刘仁静。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句古语终于有幸落到了一个女“士”身上。刘仁静再次见到的史静仪，完全是脱胎换骨的一个新人。经过两年的留学镀金，一个没有多少新文化的柴禾妞，已经出挑为见多识广，落落大方，有信仰有知识的左翼青年、革命丽人。

 

刘仁静对史静仪几乎已经冷却的感情，顿时像添了柴火的锅炉，猛地升高了热度。可是，史静仪对他，已经不复3年前的盲信与崇拜，而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

 

史静仪接受党组织分配，回到派遣她出国留学的中共北方区，到北京从事妇女运动。时任中共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就是她在莫斯科的老同学陈乔年。

 

此时的北京古城，还在段祺瑞北洋军阀统治下。随着南方国共合作的不断壮大，共产党北方区的工作已经打开局面，投身左翼革命的知识女青年越来越多。莫斯科归来的美男子陈乔年，开朗热情、活泼风趣的领导者陈乔年，同事们的开心果，姑娘们的心头肉，身边有了不少爱慕者和追求者。

 

对比之下，北大出身的刘仁静自命不凡，善辩好争，经常与同志闹纠纷，人缘不好。刚刚回到北京的史静仪做出自己的抉择，果断放弃刘仁静，加入陈乔年的爱情追逐者队列，并很快独占鳌头。

 

又一次不明真相的刘仁静，还在上海一封接着一封给史静仪写信，要求她来上海工作，史静仪一概爱理不理。情急之下的刘仁静追到北京，听到的却是史静仪已经与陈乔年相爱的消息。

 

冷锅没人要，热灶有人抢。晴天霹雳之后，刘仁静回到上海，他还不甘心，不愿轻言放弃，决定写血书向史静仪一表衷情。

 

郑超麟回忆：1926年秋季一个星期天，CY（共青团）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声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

 

这件事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舆论风波，连从来不说弟弟一个不字的长兄陈延年，这次也对陈乔年大摇其头。了解陈家兄弟的党内同志在回忆陈乔年这段浪漫史时，多会强调陈延年没有谈过恋爱，牺牲时还是童男子。

 

譬如陈碧兰就写到，陈延年“除了专心致志于革命工作外，没有私人生活。他当时虽已年近三十，但尚未结婚，也从未曾恋爱过。也许是由于他在幼年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和刺激，使他对于两性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即与一般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变态观念。他不但绝不追求异性，即有些同志关怀他，为他介绍女同志时，他都一笑拒之……他于1927年秋调往上海担任区委书记。但不久被蒋介石政府逮捕，迅即枪决。”

 

陈延年。

 

两年间的温馨

 

这场风波，也是总书记陈独秀必须亲自出面摆平的第二件党内“爱情纠纷”，涉事者之一还是自己次子。

 

 上一年向警予、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之恋”，陈独秀的解决办法是征求女方意见后，把向蔡送去莫斯科学习。最后两人还是在莫斯科分道扬镳，自动拆散了党人引为楷模的“向蔡同盟”。

 

这一次，陈独秀的角色不仅是党的一把手，更是当事人大家长。这起恋爱事件，表面是陈乔年横刀夺爱，实质却是史静仪感情受伤后移情别恋。陈独秀秉公执法，也只能尊重史静仪的自主选择权利。为了缓和彼此的尴尬局面, 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再次去苏联学习。

 

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后，感情失控的刘仁静同意出国疗伤。在莫斯科，刘仁静全盘接受了托洛斯基的革命理论，蜕变为中共历史上的著名托派，回国后分别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牢。1987年，85岁的刘仁静在北京死于车祸，时任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退出后，史静仪与陈乔年公开同居，结为夫妻。

 

史静仪与陈乔年在一起生活不足两年，却是她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风光岁月。大革命如火如荼，从南方烧到北方，故乡武汉被北伐军解放，自己也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丈夫英气逼人，朝气活泼，在中共党内担当重任。夫妻俩恩爱和美，史静仪两年间怀上了两个孩子。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史静仪夫妇俩回到史静仪故乡武汉，陈乔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的路线错误，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都站在父亲的对立面，陈乔年随后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其间，史静仪把16岁的妹妹史汉仙推荐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妹妹后来嫁给陈乔年的部下杨纤如。

 

史静仪在武汉的父母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陈红五。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过自己的孙子。大革命失败不久，二人被调回上海工作，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被俘，与秦怡君的丈夫许之昊等三人同时在上海龙华罹难。史静仪为营救陈乔年四下奔走，儿子陈红五疏于照料，患病夭折。

 

中共六大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后，在陈独秀掌权时期担任过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为了挽救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希望陈独秀去莫斯科住一段时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委托回上海的同志把会议文件和口信带给陈独秀，就是通过史静仪找到陈独秀住址的。

 

四十年的曲折

 

失去陈乔年之后的史静仪，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我。她逐渐脱离中共宏大叙事篇章的主页，迷失在历史的涓涓细流之中了。

 

陈独秀三子、陈乔年弟弟陈松年回忆：陈乔年牺牲时，妻子史静仪正怀着女儿，孩子生下后被送到上海的救助会抚养。在一系列沉重打击下，史静仪再度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

 

再后来姓许的国民党军官带史静仪回国抗战。不久，姓许的军官战死在了前线，国民党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这位当年的二嫂。见面时，史静仪一再地叹息自己的命苦。

 

抗战胜利后，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工作。陈松年从此就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后听人说史静仪病死了。

 

郑超麟则在回忆录中称，在陈乔年被俘后，史静仪也被俘了，一个特务头子强迫史静仪与他同居，一直到解放时这个特务逃出大陆，而史静仪留下被定为反革命家属。史静仪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陈松年与郑超麟的这部分回忆，多有舛误。“文革”后史静仪的亲人陆续露面，揭开了史静仪后半生的神秘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史静仪的女儿李湘生对采访者讲述了史静仪的后半生：

 

“母亲史静仪1928年冬去莫斯科后，第二次婚姻对象李国琛是叶帅入党的介绍人。据夏衍老人说，在东京时李国琛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他同在一个支部。”李湘生说，其父李国琛1930年自莫斯科与其母相偕回国后，被派去贺龙部，不久遇上反AB团，被错捕，处决前冒死逃出。虽然幸免于难，但落了叛徒罪名。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又因组织抗日武装遭敌伪杀害。母亲史静仪1969年在武汉病故，生前几十年带着哥哥李文（武汉冷冻机厂离休干部）和她颠沛流离，历尽坎坷。

 

史静仪子女的简略叙述，澄清了史静仪扑朔迷离的传言。他们没有把刘仁静视为母亲的第一任丈夫，令人稍微有点意外。

 

同时，史静仪子女的口述中，也有意无意隐瞒了生父李国琛的完整履历。

 

九头鸟的进退

 

李国琛是史静仪湖北老乡，是一只善变的“九头鸟”。

 

说起来，李国琛是中共着力栽培的第一批军事骨干。他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加入中共，1925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同学中有后来闻名遐迩的国民党将领汤恩伯。李国琛毕业回国时正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然后加入叶剑英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南下广州，投身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以后，叶剑英、李国琛被派到苏联学习，被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同学当中，除了叶剑英，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同志；有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朋友夏曦。

 

孀居的史静仪在莫斯科再嫁李国琛，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两年平静温馨的婚姻生活。同时代的左翼女青年中，八年内两度留苏，分别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似乎只有史静仪一个人而已。

 

1930年夏，史静仪随丈夫李国琛回到上海。李国琛被派到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军委警卫师参谋长。在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夏曦主导的湘鄂西肃反中，李国琛被扣上“改组派”罪名并开除军籍。不过总算看在留苏老同学份上，夏曦放他一条生路，允其自行离开湘鄂西苏区。

 

脱离了中共阵营的李国琛走投无路，迅即投奔敌对的国民党，加入留苏学长邓文仪领导的蒋介石南昌行营调查科，任第一课课长，改名李果湛。

 

此时的史静仪，也就嫁狗随狗，放弃主义的信仰，与中共彻底脱离关系。

 

南昌行营调查科被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接管后，戴笠十分器重李果湛这批留苏学生，任命李果湛为特务处书记长。随后，李果湛担任过特务处北平区区长，抗战时为军统西北区区长（未到任）、武汉区区长。

 

抗战初期，军统在湖南临澄举办第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简称“临训班”），李果湛被派去当了一段时间教官。对于准备派往日占区主事的特务教官们，戴笠允许他们在临训班女生中自行挑选“工作太太”，李果湛便选中湖南女生成新廉当他的“工作太太”。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军统在武汉设立潜伏组织军统武汉区，首任区长就是李果谌。他带着24岁的“工作太太”成新廉赴任，管辖军统在武汉的300多号各路人马。

 

此时的史静仪已年过35，带着与李果湛生育的两个孩子，在陪都重庆安了家。对于丈夫与“工作太太”弄假成真，不知道她是否知情。

 

军统成员李甲孚与成新廉是临训班同学，他后来回忆：

 

“李果谌在临训班当过游击术教官，曾在班和我个别谈话一次，武汉撤退时，他留在那里潜伏做武汉区长，女同学成新廉做他的工作太太，不久弄假成真，二人就同居并结婚了。李果谌后来被日人发觉，把他逮捕，成新廉在被捕时殉职，她是临训班调到武汉六名女同学中唯一殉职的。她长得很美，颇有艺术天才。”

 

1939年12月，李果谌遭军统部下出卖，被日军汉口宪兵队逮捕。李果谌精通日语，以此博得日宪兵队信任，投降后没有“攀供一人”即获释。李果湛出来后向重庆方面传话，表示愿意卧底敌营，以重拾军统信任。

 

1941年春天，投靠汪伪政权的军统旧人熊剑东在武汉组建伪军“黄卫军”，李果湛出任参谋长。正当李果湛准备拉队伍大干一场时，他本人却不明不白地死了，时年39岁。他的死因，一说被军统便衣误杀，一说因内讧被熊剑东借刀杀人。

 

在国民党的档案里，李果谌到底是军统叛徒汉奸还是卧底抗日英雄，不得而知。但在共产党书写的历史中，李国琛却坐实了是一个中共叛徒、军统特务。

 

脱离了中共队伍的史静仪，虽然是中共著名烈士陈乔年遗孀，却又无法洗白与著名托派刘仁静的历史瓜葛，无法摆脱与军统特务李国琛的婚姻关联，她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注定是多灾多难的。

 

遗腹女的坎坷

 

革命丽人史静仪一生，与三个男子生了五个孩子。后半生陪伴在史静仪身边的，只有与李国琛所生的一儿一女。儿子李文曾在武汉冷冻机厂工作，女儿李湘生是一个雕塑家。

 

早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托养在莫斯科就没了下文，史静仪第二次赴苏后似乎也没有寻找带回。

 

第二个孩子是男孩，与陈乔年所生的陈红五，夭折。

 

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取名陈鸿，陈乔年牺牲后才呱呱落地。史静仪二度留学苏联时，由中共党组织出面托人收养，史静仪有生之年一直下落不明。

 

史静仪晚年最牵挂的，就是陈乔年的遗腹女陈鸿。

 

1989年2月25日，《文艺报》刊发史静仪胞妹史汉仙的丈夫杨纤如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文章透露：1968年史静仪去世前，曾经托付家人帮助寻找陈乔年的遗腹女陈鸿。文中介绍当年史静仪在陈乔年牺牲后产下一女，不久党组织派史静仪第二次赴苏联学习，她的女儿由组织出面，留在上海托人抚养，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退休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杨纤如后来对记者说：“乔年是我的老领导，静仪是我的妻姐，她弥留之际，嘱我找到陈鸿，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章刊发后，陆续找到5个“陈鸿”，但都对不上号。1994年，福建新四军研究会的有心人发现，新四军老战士、福州市轻工局离休干部苗玉的早年经历，与陈鸿有许多相似之处。

 

苗玉自我介绍：她是安徽无为县人，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苗家女儿，因家庭困苦被送给陈家。可陈家祖母曾对她说，“你不是陈家生的，也不是苗家生，你的亲生父母在上海。”16岁那年，新四军来到无为县，家境艰难的苗玉跑到新四军卫生所当护理员。从此，她参加革命队伍，后来随部队南下福建。丈夫陈辉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生有5个孩子。

 

1973年，苗家养母已80多岁，突然来信要她回去，说有要事相告。卧床不起的养母告诉苗玉：1927年她到上海，在汉口路一家姓孔老师家里当佣人，她的丈夫也是教书的，他们有个姓吴的朋友。“有一天，吴先生来到孔家，突然对我说，你离家大老远到上海，不就是为了赚几个钱？我给你一个小女孩带回家养，给你一些钱，又能照顾家庭不是更好？雇主孔先生也极力动员鼓励我接受。我稍加考虑后认为他们说的有理，就答应了。”

 

苗家养母回忆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的一天，孔先生把我带到大轮码头附近，我看见一位穿着很普通的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婴儿在等着我们。见面后，那位妇女就将婴儿抱给我，告诉我这个女孩姓陈名阿鸿，说以后就跟我姓，并交给我两块大洋。她还交代，以后孩子的生活费会按时寄去。”不过，按时邮寄生活费的承诺，后来并没有兑现。

 

杨纤如了解到苗玉的生平，认为与陈鸿十分近似，可还没有来得及见面，杨纤如就病逝了。在许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苗玉到北京找过中组部，也找过上海市委组织部和陈独秀故乡的安徽安庆市委，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阙如，没有一级党的组织愿意正式出面确认陈乔年与苗玉的父女关系。

 

陈独秀研究会顾问徐亦孺到福州拜访苗玉一家后认为：“苗玉本人竟与其祖母、乔年同志的生母高晓岚面貌酷似，其三女陈华、四女陈榕的脸貌则极像他们的外祖父陈独秀，而二女陈军又与乔年同志极为相似，他们的幼子陈峰则与乔年的夫人、他的外祖母史静仪相像。”

 

史静仪的李姓子女，陈松年的子女，都分别与苗玉见过面，李文认为，母亲史静仪生前交代送养陈鸿时的几点主要特征，与苗玉所述完全吻合。他还发现，苗玉的长相体型、走路神态等，都与母亲相似。

 

陈松年的女儿陈长璞三次去福州看望苗玉。她从福州回安庆后给苗玉来信说：“当我见到你，似有一见如故之感，使我感伤中又添几分亲切，血缘的情分重于其他一切情感……我看你的名字应是陈长鸿，安庆家谱就是写陈长鸿，我们欣幸二伯父后继有人。”

 

得到了血缘亲人的高度认可，苗玉的认祖归宗之路，终于基本走通。史静仪的临终遗愿，总算实现了。

 

建党12罗汉中，最年轻的是刘仁静。

 

 

转自《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