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士刘文典 YMCK10252019-02-15 21:23:43
狂士刘文典（上）
－－作者：夏建国
中国文人到了民国，才真正把传统文人的那份傲骨张扬起来。皇帝没了，民国成立了，尽管还是有着独裁的尾巴，总之和前朝比，确实是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新变化。
1912年7月，已经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估计住在紫禁城闲得无聊，想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胡适。胡适如约去见了溥仪，当时许多人都好奇，你和溥仪见面，怎么称呼呢？胡适说，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胡适是好好先生，尽管溥仪此时已经逊位，喊声皇上，其实也没什么不妥，毕竟溥仪这皇上也是货真价实的。一声先生，一声皇上，也算保持了份礼仪，不卑不亢。
1928年，还在当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遇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来了解安徽大学学潮的，对于蒋介石，刘文典并没把他放在眼里。这除了刘文典性格的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文典做孙中山秘书的时候，蒋介石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呢？所以遇到刚当上主席的蒋介石，刘文典居然没喊一声蒋主席，估计蒋介石也没喊他一声刘先生。这样一个新学阀，一个新军阀就吵起来了。
蒋介石斥责刘文典说：“看你这样，简直是土豪劣绅！”
刘文典也不示弱回应道：“看你这样，简直是新军阀！”
两人吵架，最终胜负取决于谁有权。
蒋介石训斥道：“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蒋介石的政治正确，自然让刘文典无话可说。这个敢骂蒋介石的刘文典被当场押下，关了起来，刘文典家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出来。
不过蒋介石倒也不是说不得，没多久胡适就把这事捅出去了，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蒋介石的一次人治，同样也被鲁迅抓住不放，写文章调侃过。
胡适、鲁迅这要求似乎有点高了，如果真是人治，他们的文章还能发出来吗？只能说老蒋也是凡人，下不了台的时候死要面子，弄一下权也很正常。如果真是专制，刘文典也好，胡适、鲁迅也罢，应该早就被正法了。
民国狂人很多，但真有性格的一个是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一个是章太炎的学生刘文典。前者骂了洪宪皇帝袁世凯，后者骂了民国主席蒋介石。
结果都是一骂成名。
章太炎知道此事以后，不但没教这个学生要人情练达，还特地拟了一副对联送给自己的学生表示赞扬：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真可谓一丘之貉，这性格的狷介，都是前无古人。而刘文典比之于老师，可以说更狂狷。
一个人狂是需要资本的，刘文典的资本就是他的学问，只要他有兴趣研究的学问，别人几乎就不用研究了。
比如《红楼梦》研究，从胡适开始从新成了显学以后，红学大家不断涌现，可刘文典却能别开蹊径，一次他开讲《红楼梦》，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
这要让研究半辈子的红学大家听到，估计会气得半死。
其实对于《红楼梦》，刘文典说得还算客气的。
他给学生开《庄子》课，开头是这样说的：“《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这一下就把所有人否了。别人问他在中国谁真懂《庄子》呢？刘文典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当然他也会谦虚一下，余下的人加起来可以算半个。
于是，把那个已经死了的写《庄子》的庄周除了，全国只有一个半人懂了。
当然对《老子》他也是这么说的，总之全国合起来懂的都是半个，唯一的懂的一个就是他刘文典。
尽管刘文典很狂，但不失浪漫，徐志摩给学生讲诗的时候，喜欢到外面的草坪上。刘文典给学生们讲谢庄的《月赋》的时候，选择在了一个满月的夜晚，在一轮皎洁的明月下，听着刘文典讲，“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这应该是学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课了。
狂的人大多是真君子，爱也不会隐瞒，恨也恨得明确。
被刘文典爱的是陈寅恪，被刘文典恨的是沈从文。
在陈寅恪面前，他可以把自己贬得很低；在沈从文面前，他又把自己抬得很高。
而这一抬一贬，无关权力，只关学问；
他褒也不阿谀，贬也不避讳。这是真性情，真君子。
刘文典佩服陈寅恪是他的真学问，当时的陈寅恪尽管是资深留学海归，可没什么博士硕士的头衔，学问如汪洋大海，让这个心高气傲的刘文典不服不行。
沈从文也没什么学位，只是写小说的天赋，让周作人非常欣赏，一路提携，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快要评教授了。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刘文典一直觉得沈从文的水平根本到不了教授，所以在沈从文评教授时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这意思就是沈从文一文不值。
有次日本人空袭，许多人往防空洞跑，看到沈从文跑过来，刘文典骂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什么用都没有，跟着跑什么跑啊！”
这时的刘文典如果知道，中国的服饰国粹以后要靠这个沈从文传承，我相信凭刘文典的性格，一定会给沈从文磕十个响头。
刘文典生了个儿子，这名字也取得很狂，叫“平章”。刘文典是文史大师，自然知道“平章”两字的来历，“平章百姓”出于《尚书.尧典》。平章原意就是商量处理事情，到唐朝“同平章事”就相当于宰相的职务。
原来刘文典觉得自己是当不了官的，寄希望于儿子，还希望能当个宰相。
转自《夏天墨》
狂士刘文典（下）
－－作者：夏建国
刘文典也为他的任性付出过代价。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贪图别人给他的一笔巨款，居然不辞而别跑到了普洱，一呆就是一年，气得当时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下定决定要把他开除。
云南大学当时正愁没名教授，刘文典一开除就被云南大学聘走了。
1949年，开天辟地的时候到了。
刘文典也属于胡适要救的学人之一，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和大多数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刘文典的一腔热血，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解放前后大学最大的不同是，解放前，大学由校长说了算，教授说了算。解放后，大学是书记说了算，党委说了算。
刘文典在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蒋介石想来学校讲话，刘文典的一句“大学不是衙门”，把老蒋拒之门外。
这句“大学不是衙门”于今成了遥远的梦想，目前再找不出没有级别的大学了。
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政府在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
这个在国民党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曾经还是个吸大烟的刘文典，自然成了批判和帮扶的对象。
中文系主任刘尧民，甚至从他写过的古体诗中，找到了反革命的根据，把他上纲上线，深揭猛批，让这个狂狷的刘文典，第一次尝到了被人批判的滋味。
1956年，这个骂过蒋介石军阀，不让蒋介石到学校演讲的刘文典，在北京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
就如不喊蒋主席要被坐牢一样，受到过伟人接见的刘文典，也保不住自己的安全。
1957年，反右开始了。
这个性格孤傲的刘文典，自然成了被人批评的重点，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刘文典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尽管被批判，但没有真正打成右派，而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觉得反右还不能治服知识分子，高校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
刘文典成了云南大学批判的重点，
刘文典一生狂傲放纵，尽管已经做了几年“运动员”，但对他的批判他还是经常报以冷嘲热讽。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刘文典定位反动学术权威，交给学校师生集中批判。
刘文典成了云南大学的“顽固堡垒”，是必须批倒的“反动学术权威”。
1958年4月20日，刘文典再次成了中文系、历史系联合批判的对象。甚至原来的老同事，都成了批判刘文典的主力军。
这样的轮番批斗，狂傲的刘文典终于扛不住了，5月2日，心力憔悴的刘文典开始做自我检查，如果不是出自当事人的回忆，你是无法想到一个蒋介石都敢骂的学者，在检查中能自污到这个程度，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把人变成了鬼？还是把鬼变成了魔？
刘文典在检查中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帮助我，最初我很抵触，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我好，昨天到观礼台（五一节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安徽大学旧址）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60岁时卢汉（云南省主席）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孙× × 教授说共产党杀人有四种法子，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学生提意见的方向总是对的，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只面对自己完全是政治立场观点不对。我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这真是一段触及灵魂的检讨，如果不是实在扛不下去了，这样的话刘文典想都想不来。
6月15日，党委书记李书成小结中说：“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
在批斗达到显著成功的时候，刘文典的人生走到了尽头，7月14日深夜突发脑溢血，7月15日，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骂过蒋介石，骂过沈从文，骂过许多他看不上眼的同事，眼高过顶，目中无人的刘文典，最后在自己的同事学生的不断批斗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如果刘文典的骂人是出于真性情的外，刘文典的被骂，没有人能他那么磊落了。这些骂刘文典的同事或学生，要么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正确，要么为了显示自己的对党忠心，要么是为了落井下石，总之，都有着自己的卑鄙目的，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人品的差异之大，不是亲历者是无法理解的。
那个最终没有做成宰相，也是一个教书匠的刘文典儿子刘平章，在和他朋友分析父亲死亡一事是说，“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在儿子眼里，刘文典的脑溢血就是这不断的打击造成的。
刘文典一生讲过许多疯言疯语，最振聋发聩的还是那句：“大学不是衙门”。
只是，现在再找不到不是衙门的大学了。
转自《夏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