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炎黄的子孙”是“戎狄的兄弟”
在北京“犬鹿说”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芒·牧林教授的亚洲民族起源的“犬鹿说”，应用的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我曾经在拙着《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提出，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想法，这与芒·牧林先生的说法有些差异，但“中华民族同源”的结论却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不仅蒙古人种是同源的，世界人类也是同源的，他们在向全球各地迁徙时，离析成了不同的种族。近四、五千年来，人类发展的主流是“融合”；但在数以十万年计的远古，主流却是“分离”。那时孤立族群的人数很少，反覆的近亲，乃至直系亲属间的繁育行为，造成了不同群体间的体征区别。兼之于自然选择，体力和智力上的弱势群体被淘汰，于是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强势“人种”。
今天，世界上不同种族间的是没有生育壁垒的。这说明，尽管人类的体徵和形象都发生了区别性的变化，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几乎是完全等同的。这个现象当然只能用“同源说”才能解释，人类都是源自“非洲智人”的学说，就是诠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几年前，我访问过民族研究所，我发现许多学者对此有疑虑，似乎支持“多源说”的多，赞同“同源说”的少。换句开玩笑的话说，在中国学术界，“周口店人”与“非洲智人”还在打架。
芒·牧林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同源说”，是大约两万年前的事情，发生亚洲的东部的事情。因此，这个学说未必需要“人类源自非洲”的假设。尽管，我认同全世界的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芒·牧林教授认为亚洲人类祖先是独立发源于东北亚的；但关于十万年前的远古争议，大可不必影响我们的祖先在两万年前是同源的共同立场。
任何“同源说”或“一源说”，都是有人要反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非洲智人说”是在所不惜的，“大汉族主义者”也不会认同自己是与“戎狄”同源的。当然，“黄金家族”也是不愿意认同在黄土地上挖泥巴的农业民族的。人类群体的“自我感”和“优越感”是无处不在的，这是障碍认识真理的主观原因。
在现代基因科学出现前，研究人类源流的主要工具是“比较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人类学”，两者相辅相成，成果相得益彰。例如，体质相近的“印欧人种”，被证明他们的语言也是同源的。一年多前，《纽约时报》报导，西方比较语言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某个人类学的研究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荣誉究竟应该归谁呢？这至少说明，基因科学证明的人类学结论，往往是比较语言学家预言了的。
比较语言学的手段在西方是常用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在中国却是久久不敢尝试的；中国人少用了一个大方法，自然也吃了一个大亏。西方语言学进入中国后，情况开始变化，其标帜性事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Karlgren）在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时的方法性贡献，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注释和补订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是现代汉语“语音学”或“音韵学”的启端。
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以及张琨等人的工作，是基于“中古音”的反推，是基于与“诗经韵”的归纳，是基于与广州、客家、福州等方言的比较，是基于日译吴音、日译汉音、朝鲜借词、越南借词的语音调查，还通过比较发现了汉语与藏缅语的联系。他们从训诂学的内在“循环比较”中跳出来，开始了将北方汉语与异方言、异语言进行“外向比较”，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就和学问。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受高度重视的语源学研究成果，它包含清代文字学（即“乾嘉小学”）和现代汉语语音学的成就。他构拟的古音不少是“阳声”或“收声”音，随便举两个例子：“厉”作liat，“制”作tjiat，读起来很像广东话。因为前辈们很重视用广东方言作比较对象，所以他们构拟出来的“上古音”就带广东腔了。前人的研究不少是带主观因素的猜测，是有待检验的假设；而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结论。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中原古族的血缘和语言，认识它们融合和变迁过程，是寻找汉语语源的基本。然而，大师们把“三面七方”的语言或方言都找到了，唯独忽略了对“北方”诸族语言的注意。他们虽然知道汉语是由中原古代语言转化而来的，但中原古代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他们至少不认为是与阿尔泰诸语同源的。所以，他们的方法虽然是对的，但构拟出来的“上古音”却是有些问题的，至少也是有些缺失的。
事实上，北方诸族与古代中原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是极其丰富的。
例如，汉语的“水”和“土”，是与突厥语的su和toprak相关的；
“天”和“气”，是与蒙古语的tengri和hi相关的；山岭的“岭”
和雨水的“雨”，是源自通古斯语的alin和huur的。看来，水、
土、天、气、岭、雨等字的先秦读音，和现代读音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的。
说山岭的“岭”字是满语alin的缩音，是“有书为证”的。《史
记·吴太伯世家》有“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的记载，这个“陵”是“丘陵”的“陵”，是“山”或“高地”的意思。《金史·国语解》说“阿邻，山”，而“艾陵”显然就
是“阿邻”或alin。齐国地方地名“艾陵”是女真语，这片地方的上古语言可能是通古斯语。
而像toprak、tengri、alin的多音节字，缩减为单音节的“土”、
“天”、“岭”，就是阿尔泰语式的中原古代语言，朝藏缅语式的北
方汉语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期可能经历了夏、商两代，但在象形文
字已经创立时，汉语的基本形态一定稳定了；如果那时中原地区还在
使用多音节语言的话，中国文字是会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的。
以单音节字素为特徵的“汉语”，可能就是先秦的“雅言”。而汉语
里的许多的同义词，又都是各种古代部落语言的沉淀。以现代语言学
分类来看，这些古代中原部落应该分别隶属于今天语言学分类的突
厥、蒙古、通古斯语族。当然，这三大语族也是融合而成的，更多的
古代部落语言是被兼并了或湮灭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做的
就是“抢救濒危语言”的工作，它把这些部落语言的语词纪录下来
了，不过往往只记了一个音节。
中原古代语言是“阿尔泰诸语”，也是有根据的。
“夏历”是在夏代制订的，“夏部落”是中原部落联盟的盟首。夏历
十二生肖的“申酉戌亥”四字中的“申”和“亥”二字，就是蒙古语
的“猴”字sam和“猪”字gehai；因此，发明夏历的那个部落是说蒙
古语的。《史记正义》和《史记索隐》又都注释，“虞舜”的母亲是
叫“握登”的（见《史记》第32页），“握登”就是蒙古语里的“夫
人”一字“合敦”，这又再次证明夏部落是说蒙古语的。
再来看商部落的人名，宋国国君是商纣王的后代，宋国亡国之君叫
“头曼”，与匈奴单于“头曼”同名。“头曼”（tuman）是满语和蒙
语中的“万”字，汉语的“万”（音man）是tuman的缩音。Tuman也
是部落名，俄罗斯境内有个共和国叫“图曼”，过去也译作“土
文”。族名常转化成姓氏、人名、称号或地名，匈牙利有Tuman氏；
突厥人有“土们可汗”，中朝边界有“图们江”。商部落与北方民族
的同源的证据还不胜枚举，顾颉刚先生早就说它是“鸟夷”，看来它
是一个崇奉“鸟图腾”的通古斯部落。
周部落的情况也一样，它的许多统治人物都有着蒙古或女真人名的。
例如，“纳兰胡”（Naranhuu）是非常普通的蒙古人名，意思是“太阳之子”。《史记·周本纪》有一个着名的谏臣“芮良夫”，“芮”读“纳”（na），“芮良夫”就是“纳兰胡”。又如，武王伐纣时的
“师尚父”，劝阻穆王伐犬戎的谏臣“谋父”；人名“师尚”就是“息慎”，“谋父”就是“靺鞨”，它们都是通古斯族名转化来的。
直到今天，蒙古族叫“木合”的人还很多。
至于秦部落是戎狄，则是更明显的事实，陈梦家先生就说秦部落也是
鸟图腾部落。而从秦始皇和清代雍正皇帝的名字一样，也可以看出秦
部落与北方民族的关系。秦始皇叫“赢政”，雍正叫“胤禛”，我想
这两个名字就是蒙古人名“按陈”，或女真人名“按春”。又如，商
鞅在秦国改革政事很有成就，被封为“大良造”。我以为“大良”就
是“达赖─恩”（dalain），就是蒙古语“大海”的形容词，商鞅被
封作了“大海般的官”，地位实在太高了。
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统治部落的语言，统统都与北方民族语言有
关；而以上面不多的这几个例子，用北方民族语言，特别是用蒙古
语，就可以训出很多个汉语的古代音来。在如此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炎黄的子孙”还能认为自己不是“戎狄的兄弟”吗？
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汉字系统，“诂义”不难，“训音”却可以各显神通，广东、湖南、福建，乃至日本、朝鲜、越南……都有各自的“训”法，我们不应该反对用它们来比较北方汉语，但如果用它们来训古代汉语中的阿尔泰诸语成分的话，就颠倒了汉语语源的“本末”。高本汉、赵元任等人的比较研究方法是先进的，但又是有偏向性和片面性的；芒·牧林教授拿蒙古语来训汉字或汉语，可以说是“纠”了他们的“偏”。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进步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甲骨文献的发现，改变了一部分传统的学术方法，以王国维为代表走出了“以书证书”的死套，以识别甲骨文开始了“以物证书”的方法；而顾颉刚又启动了现代“疑古论”，为考古学和考据学提供了刺激性的动力。王国维和顾颉刚是立足于解决中国特殊问题，思想新颖的两位伟大学者，传统文字学对他们研究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动力学，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说，在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引介下进入中国，令国人大开了眼界，从此中国史学有了研究社会发展的大纲。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对阶级斗争有认识，对人类的起源、语言和民族问题，也多有生动的论述。但是，教条主义的倾向，和对号入座的方法，又一度使它失去了活力。
第三，留洋的胡适还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这个两面俱到的“方法论”式的口号，并没有对中国学术起了实际的帮助。因为传统学术的考据，本来就非常小心，甚至非常烦琐；乃至反对新事物的人，总可以说别人走老路走得还不够小心。当然，胡适也不可能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学术就是探索，就是求新；每个人都要自己去走，没有现成的通向学术殿堂的道路。
但是，芒·牧林教授的“中华民族同源说”，就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且又有求证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尽管他的结论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他的格局是大的，方法也是有效的。他已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以物证书”，更有别于“以书证书”的，有中国特色的“以比较语言求证人类同源”的道路。可以预料芒·牧林教授的学说将不断完善，最终还将为基因科学所证明。
“犬鹿说”构筑中华民族同源一体新框架
中国民族报20041112第7版
本报讯(记者阿勒得尔图)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犬鹿氏”或“鹿犬氏”，约在1．5万年前生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扎赉诺尔地区和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地区。这是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蒙古族语言学家芒·牧林最近提出的新观点。
芒·牧林经过大量考证后认为，距今约1．5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是今天亚细亚地区80％以上蒙古人种(黄种人)的原始远祖。那个时期形成的两个血缘家族群体，一支生息繁衍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上游地区(以“阎家岗遗址”、“昂昂溪大兴屯遗址”为代表)，他们把狗驯化成人类的最早家畜，即“养犬者”；另一支生息繁衍在山岭和森林地区(以“蘑菇山遗址”、“嘎仙洞遗址”为代表)，他们把鹿驯化成家畜，即“养鹿者”。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养犬者”和“养鹿者”这两个族群成为相互通婚的联姻群体——“犬鹿氏”。
“犬鹿氏”经历3次大规模的迁徙、繁衍和融合，最后形成近百个民族，遍布亚洲各地。
在距今约1．35万年前的大迁徙中，“犬鹿氏”中一支沿鄂霍次克海经白令海峡抵达美洲大陆北部，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据地质资料证明，当时环太平洋的海平面比现在高出300多米，亚、美大陆是彼此相连的两个板块，这次伴随人类迁徙的家畜是犬和鹿。美国学者雷纳多尔对美洲狗头骨化石进行了DNA检测，结论是狗大约在1．2万年前从亚洲迁到美洲的，其恰好和印第安人从亚洲迁到美洲的时间相吻合。芒·牧林的推断和雷纳多尔的检测，均被一个印第安人的墓志铭所证实，这块出土石碑上镌刻的动物就是犬和鹿。另外还有几支分别迁徙到现在的北极、日本、朝鲜等地。
约在1万年前，“犬鹿氏”开始向东、西、南3个方向进行第二次大迁徙。一支沿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南下．到达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成为肃慎人和朝鲜人的祖先；一支从海拉尔地区沿伊敏河流域、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东麓南下到达辽河流域，成为殷契、东胡、鲜卑人的祖先；一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向西进发，沿克鲁伦河逆流而上到达鄂嫩河流域，成为乞颜和鞑靼人的祖先。
距今约8000至5000年前，先期到达金思台、辽河流域及辽东半岛的“犬鹿氏”群体，分5路向西、北、东、南和中原地区进发，历经2000余年的大迁徙活动，遍布中国各地的“犬鹿氏”群体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分别形成各具文化特色的氏族和部落，在东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西南长江上游地区，分别形成以神话传说为标志、以不同名称出现在史前时代历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集团。
“犬鹿氏”经历3次大迁徙后又出现3次大融合。约在4500年前，炎帝与蚩尤、黄帝与蚩尤、炎帝与黄帝之间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导致黄河流域“犬鹿氏”后裔的第一次大融合。
夏、商、周时期，在中原地区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使分散各地自行发展的“犬鹿氏”后裔实现第二次大融合，“华夏民族”在这次大融合中形成。据芒·牧林考证，夏、商、周时期的主体民族及周边地区的民族名称，仍然是“犬鹿”的读音变体或假借字记录。
自公元前200年起，相继建立起独立政权的匈奴、鲜卑、拓跋、柔然、高昌、突厥、吐谷浑、渤海、回鹘、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先后对峙共处。匈奴、鲜卑、乌桓、女真、契丹等民族南迁，形成“犬鹿氏”后裔的第三次大融合。
芒·牧林在其论文《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中指出，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逐渐形成长城以北蒙古高原、东北亚“阿尔泰语系”的诸语族语言群体以及长城以南“汉藏语系”的语族语言。他通过《M·斯瓦迪士修正反词表》对汉、蒙古、满、藏、突厥5种语言2000多条音近义同的谐音词的读音进行比较考查，惊奇地发现汉蒙、汉满、蒙满之间的同源比例均在80％以上，尤其是汉蒙语之间的同源比例竞高达94％。这几种语言有着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词大都出自秦汉以前的典籍、文献，构语规则和语法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痕迹。从而芒·牧林推断这两大语系的共同“母语”是“犬鹿氏”3次大迁徙前蒙古人种语言体系。诸如“犬”的56种变体、“鹿”的26种变体都是因时、因地、因族而产生的同源词族。
【文摘】蒙古族学者芒.牧林，发现汉语、蒙古语同源词有3000多个
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特征：元音和谐，辅音和谐，使用后加成分，是粘着语，有同源词和类似的语法成分。这是把三个语族合称阿尔泰语系的依据。但是，三个语族的同源词太少，连数词（如一、二、三）、日、月、眼、狼这样的基本词汇都截然不同，通过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情形可以知道，阿尔秦语系不能成立，它们之间的共性可能是借词造成的。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阿尔泰语系得名于阿尔泰山。阿尔泰意为金，也译为阿勒泰（地名）、阿拉坦（人名）。“金”在各语言中发音相近，是主张三个语族同源的证据。说这些语言的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主要从事游牧、渔猎。他们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回纥（he)、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匈奴历史非常悠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xun yu),合符釜山”，又叫山戎、淳维、鬼方等，公元前209年建国，成为中原的有力对手。东胡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被匈奴单于冒顿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突厥在《周书》中被称为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因居地阿尔泰山形似犀牛，当地语言称“突厥”，于是以山名为族名。中国历史上，北方族认为匈奴、鲜卑等是自己的直系祖先。女真与蒙古有血缘关系。而今新疆图瓦人自称蒙古族，图瓦语属突厥语族。裕固族的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在交往密切的民族中，语言的互相渗透是必然的。
蒙古族以狼为图腾，成吉思汗的祖先传说是苍狼与白鹿所生，此非神话，而是图腾观念。突厥人也以狼为图腾，旗帜上饰金狼头图案，卫士称作附离，意为狼。满-通古斯语族的人们以狼为神，举行萨满教宗教活动时黑狼神是巫师的护神和助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考古界认定为“猪”，其实是狼。阿尔泰语系由狼崇拜连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即使不承认语言同源，也可以同意文化上的依存关系。自上古时代，各个民族就不断融合，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更是大规模地融入汉族。汉语的“天”一字的读音，应借自蒙古语族的“腾格里”。“一何”（表示“多么”）可能借自蒙古语族，如“吏呼一何怒”，蒙语ix就是“很”。《史记.五帝本纪》引用《左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tao tie)。”这种怪兽是狼的变体，指人，是图腾。天狼星是夜晚最亮的恒星，命名者应是以狼为至高神的民族。汉语名称应是借来的。上古时代华夏与阿尔泰语系诸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进入语言、文化也是正常现象。
蒙古族学者芒.牧林研究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满语的词汇，发现汉语、蒙古语同源词有3000多个。在121个核心词中，同源词比例为汉蒙语之间94%，汉、满语之间87%，汉藏语之间65%。就是说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有共同的起源，汉语与蒙语比汉语与藏语更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