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像我这样的人 YMCK10252019-03-09 19:16:42
姜文：像我这样的人
－－作者：王小我
1
姜文生于1963年1月5号，6岁以前，生活在唐山姥姥姥爷家。
姜文出生那天，碰上当兵的父亲不在家。出生证上要具名姓，接产医生灵机一动：军人的儿子，就叫姜小军。这名字一直叫到10岁。10岁以后，他改回姥爷早给起好的名字：姜文。
姜文姥爷点儿背，国民党撤退前，被稀里糊涂突击入党。解放后，听了在解放军任高级军官姐夫的劝，留下来预备和广大人民一起当家作主。后来，还是被抓起来关了9年。姜文出生那年，姥爷放了出来，回家接受监督改造。
家庭成分不好，人人敬而远之。有一次，解放军到当地野营拉练，住到百姓家，唯独不去他们家。姜文就跑到邻居家，热情招呼：我爸也是军人，跟你们一样，你们上我们家去吧。刚说完，有个人突然转身，大头鞋“咣”踏在他脚上，呵斥道，滚蛋！
姜文后来说，那时生活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处处不如别人。谁他妈都比我强，有理由欺负我。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一个工程兵，烟瘾和写作的瘾都很大，还戒不掉。后来有报社要调他去做编辑，部队不放人，但拦不住他在创作的世界里自由狂奔。
姜洪齐后来一见姜文母亲发了昏，非她不娶。部队让他冷静：娶一个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女人，你会失去组织的信任。姜洪齐14岁扛枪打仗，抗美援朝时奋勇救死扶伤，他不信这个邪，便从此穿上了小鞋，仕途没走下多远。
母亲高阳师范学校出身，是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小学音乐老师，爱唱歌，爱跳西藏舞，靠烧一手好菜让全家心服口服。
家里兄妹三个，姜文行大，老二叫姜武，老三叫姜欢。姜文四五岁就被当大孩子使唤，叫去打酱油。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姜文还能给弟弟妹妹做一道鸡蛋蒸肉。
姜文办事利索，说话不太利索，张嘴老被第一个字憋在那儿，只好切到中间说。比如问，酱油多少钱一斤？他出口就成，多少钱一斤酱油？
母亲待人热情，在教育孩子上，也热情高涨，虽然姜文感受到更多的是热辣的巴掌。姜文说，我妈不能打学生，但能打我。
在家里，母亲管他叫大牲口，管姜武叫二牲口。白天，姜文和姜武在外惹了事儿，晚上回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等到兄弟俩放松警惕，这时大灯扭亮，母亲登场。
母亲一到，姜武就床伏法，很快天下太平。姜武长相憨厚，但本性蔫儿淘。他有个外号叫“笑面虎”，干了坏事，没人往他身上想，都当他是个好孩子。
姜文心里没数天地宽，有三点道理要讲。越讲道理，母亲的教训里不免夹杂点武力。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姜文做事不敢不认真。
有一次，他刚把洗好的碗端进来，母亲说，回去重洗。姜文问为什么，母亲说，你每次都要剩一点儿洗不干净，你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是被母亲发现真的不认真，姜文说，那叫“道德沦丧”。
在唐山农村，母亲常带姜文去看电影。提前两三天，他就心里盼着。那会儿看的电影，他印象深刻的有《红灯记》《兵临城乡》《珍宝岛的故事》等。
6岁以后，一家人跟着父亲的部队迁移到贵州贵阳。当时他们家住在一间大仓库。他躺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仓库后面的篮球场上，部队训练的场景。有一次，他看到部队放映员在对着墙倒片子，画面可大可小。他受了启发，开始动手“拍电影”。
他早期的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拿一叠信纸剪成的打仗故事。剪好，他猫进蚊帐，灯一关，手电筒斜打在信纸上，蚊帐上就放起了电影。另一部，他是拿放针剂的药盒做的，并且这一次片头都有了：抠下药盒里的格子，写上“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在贵州念小学的时候，姜文第一次登台，演了一个叫《消息树》的戏。演完他很兴奋，冲回家，满院子的人都看他。他当时想，我确实成功了。后来才知道人家盯着他看，是因为他涂的一脸绿没洗掉。
2
在父亲的笔杆和母亲的棍棒双重敲打下，姜文早早开窍，4岁上学，在不停转学中，10岁小学毕业。
10岁那年，举家迁往北京，住进内务部街11号军队大院。由于北京不承认他的贵州学历，他又在西直门一小六年级复读了一年，然后考上了北京72中。
北京72中是重点中学北京2中，为安置一帮坏学生单独设立的。这帮坏学生亲切地称自己的母校为“气死二中”。
班上同学胡其鸣说，姜文那会儿刚从贵州过来，话少，还有点结巴。而且基本比班上同学都小两三岁，没什么存在感。
班上另一位同学英达，对姜文的第一印象颇深：姜文当时盯着一支一闪一闪的日光灯，旁若无人地看了很久。
姜文年龄小，个头也小，英达给起了个外号，叫“马猴”。后来姜文和英达成了好朋友。他们成天往对方家里跑。要是有几天没看见英达，姜文母亲就要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姜文第一次觉出电影的好，是看了电影《龙须沟》。他向英达感叹，这帮人真有本事。英达说，这男主角是于是之。姜文有点惊讶，于是之你都认识啊？英达说，这我爸同事，我爸跟于是之也差不多。姜文惊问，你爸是谁啊？姜文后来看了《茶馆》，终于理解，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果然跟于是之差不多。
后来姜文跟着英达进进出出人艺剧院，戏剧底子就此打下。英达说，姜文可能是中国演员里，看《茶馆》看得最多的人，有演出就去看，没票硬往里混。《茶馆》里的台词，姜文倒背如流。
姜文学谁像谁。他在电话里模仿英若诚说话，英达没少给他叫爸爸。没事的时候，他们就跑到72中的传达室，趁没人，抓起电话一通瞎打，喜欢谁，就作弄谁。
有一次，他们打给北影厂，让总演坏蛋的反派演员安震江来接电话。通上话，姜文不由分说，把他在电影里的台词全背一遍。安震江说，别闹了，你哪位？姜文又把台词全背一遍，安震江气愤道，你他妈是中国人不是？电话这头一通坏笑。
1984年，走出了姜文、英达、濮存昕、导演夏钢、作家张欣欣、卢米埃CEO胡其鸣等“坏学生”的72中，与2中两校归一。有一年，北京2中校庆，想请姜文作为杰出校友出席活动。姜文故意结巴着说，谁谁谁是你们校友啊？
3
1979 年，姜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他模仿了《在烈火中永生》中，革命英雄许云峰和特务头子徐鹏飞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场的老师笑倒一片。姜文心想，我确实成功了。
后来北电寄来一封信，被一帮同学抢过去，远远跑到操场上念。在一阵爆笑声后，姜文听到了信里的内容：安心工作，安心学习。
姜文落榜的原因，北电表演系当时也有议论。据说由于他模仿的太逼真，以至于主考老师们有点拿不准，到底要不要招一个如此擅于模仿的学生。
英达那年考上了北大心理学系，他希望姜文也能念大学，于是鼓励他来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考试当天，英达骑车载他去了考场。
考中戏，共三试。一次初试，两次复试。复试环节，在形体和声乐两项上，姜文的条件和表现不是很理想。表演一项，姜文流利背出契诃夫的《变色龙》，表演系系主任张仁里从中听出了他的理解力和幽默感，当场拍板：要了。
1980年，姜文考上中央戏剧学院，他把录取通知书拿给母亲看。母亲正眼不瞧：别给我看这个，那儿还有一盆衣服，你去洗了。
在中戏，姜文的年龄依然是最小的，但成绩是最好的。姜文念大学时，姜武刚上初中，他写过一篇作文，叫《我最崇拜的人》，最后写道：
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哥哥。他从小聪明懂事，孝顺父母，学习成绩很好。在我眼里，他才华横溢而且为人坦率真诚，活泼大胆，敢作敢为。哥哥永远是我前进路上的一面镜子，一个榜样。
为了回应弟弟的崇拜，姜文没少给惹事生非的姜武擦屁股。有一回，学校举行中秋晚会，大家都上了节目，唯独姜武没上。他纵身上了屋顶，向舞台发射西红柿土豆以表抗议。后来开家长会，正好爸妈不在家，姜文代为参加，他一脸沉痛地对老师说，我这个弟弟啊，属于一鸣惊人的那种，别看平时挺老实，真要搞事，经常会弄出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啊！
姜文脑子活，念书时就有了来钱的门路。有一回放假，姜文没回家，去干了个配音的活儿，挣到人生第一笔钱。上交给母亲一部分，他把剩下的都给姜武，说，这钱咱哥俩花，放你这儿。
中戏前两年，主要功课是“观察人物练习”。姜文为了练习观察能力，写过一篇微型小说。主要描写一位同学起床后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由于担心影响同学关系，这篇小说并未发表，只给同学刘小宁看过。刘小宁说，人物刻画之精彩，动作语言之生动，让他至今难忘。
后来姜文和岳红搭档过一个作品，叫《无题》：
他们演一对要分手的小情侣，来到小饭馆分东西。俩人没钱吃饭，各自点了瓶汽水。汽水3毛一瓶，退瓶返还1毛。喝完，姜文拿着俩空瓶子要去退，岳红不给，把瓶子擦了擦，装进了包里。姜文一愣，想了想，也把自己的瓶子擦干净放书包里，走了。
姜文的中戏师弟史航看后，说这就是姜文很骚很细的地方：这个男的是被这个女的生生教会了什么叫留下点东西。
中戏后两年，主要功课是“自选剧本片段练习”。四年的学习成果，全在毕业大戏《家庭大事》：
姜文少年老相。他15岁走大街上，解放军小跑过来敬礼问路，直喊他叔叔。戏里，姜文演一个工人家庭大家长，吕丽萍演他的老伴。排练时，他们穿上戏服，在校门口的胡同，来回溜达。相熟的师生擦肩走过，没人认出，都当是普通的老头老太太。
在排这部戏的过程中，姜文总觉得喊吕丽萍“老伴”，有些不妥。琢磨以后，他叫吕丽萍“我说”。有人说，这个“我说”太绝了。
《家庭大事》上演之际，有人从72中门口路过，看到小黑板上写着：别忘了看姜文的话剧《家庭大事》。地点是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
4
1984年，姜文中戏毕业，分配到青年艺术剧院。电视剧《末代皇帝》来找他演溥仪。签了协议，又临时改辙。对方的理由是，你的长相，不是很讨观众喜欢。姜文说，但我长得像啊。对方说，像不重要，重要的是讨观众喜欢。
后来有朋友来问他，你最近干嘛呢。姜文说，在等着拍《末代皇帝》。朋友说，不是吧！姜文谦虚地说，是是。朋友说，不是啊，人家都开机了。姜文吃了一惊，不会吧，我还没去呢。被撤下人家也没正式通知他。
到了1987年的《末代皇后》，姜文终于演上溥仪。家里住房紧张，姜文和姜武挤在一张床上睡。姜武说，没法跟他睡觉，只要醒着，他就要跟你聊溥仪。在72中同学张欣欣的介绍下，他见到了溥仪的弟弟溥杰，一顿聊，把溥杰给聊服了，临走，溥杰给写了个条儿：此人很像我大哥。
在片场，他还以为是学校排话剧，对服化道指手画脚，人家不乐意了，送他一句忠告：油梭子发白－－缺炼呐你？
拍完《末代皇后》，姜文紧接着就赶赴上海出演话剧《高加索灰阑记》。当时台下还坐了一位观众：著名导演谢晋。看了姜文的表演，谢晋最终决定，即将开拍的《芙蓉镇》男一号秦书田，就是姜文了。当时他22岁。
刘晓庆是该片女主角，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姜文，她印象并不好，嫌姜文太年轻。不过又觉得他鼠头鼠脑那样儿，挺像秦书田。
姜文老毛病不改，意见成垛，点子成山。谢晋是个宽厚长者，谁有道理听谁的，姜文自此撒了欢，撺掇出经典的“扫街华尔兹”一场戏。
姜文和刘晓庆拍着拍着，没搂住，假戏真做，谈起了恋爱。电影里有一句台词，秦书田最后在雨中，对胡玉音（刘晓庆 饰）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后期录音一直录不到那个效果。谢晋轻轻一点：想想晓庆，想想晓庆平常的样子。这次一条过。
5
1987年夏天，姜文出演张艺谋的《红高粱》。电影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
在莫言老家体验生活的时候，姜文整天一条挂裆短裤，在他们家门前那条河里洗了晒，晒了洗，变得黑如泥鳅方才罢休。
姜文的点子咕咕往外冒，跟张艺谋吵着从头拍到尾。他演的余占鳌要进九儿卧房那场戏，姜文提出来要“撒酒疯”。他平时不大能喝酒，咕噜噜灌下半斤高粱烧，喝的两眼发直，一屁股坐进酒缸里。旁白说，他在里头睡了三天三夜。
姜文的父母后来看到，没关心剧情，倒挺关心他受没受罪：你是不是真在里头呆了三天呀？
在莫言老家，有一天莫言母亲做了拤饼，奶奶做了一大盆西红柿炒鸡蛋，一上桌，很快被一扫而光。酒足饭饱，姜文一抬腿，把莫言家唯一一只暖水瓶，“嘭”一声踢爆了。莫言连说，好兆头！好兆头！这个电影肯定火爆。
后来有一天，正在老家仓库写作的莫言，看到堂弟拿着一张《人民日报》跑过来，他接过报纸，打眼看到全版报道：《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红高粱》之后，姜文更红了。洪晃打那时认识了姜文。洪晃住在史家胡同，位于姜文家所在的内务部街大院前边儿。她有一次骑车去找姜文。姜文家里人说他换煤气去了：
换煤气的片管，指定要姜文来，来了还不让轻易走，得唱一段。姜文二话不说，抡起煤气罐坐上肩头，然后大摇大摆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大步回家。
姜文也经常去洪晃家玩。那阵子，洪晃母亲章含之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精气神和情绪，都不大好。姜文就逗她：章阿姨，您当我女朋友吧，您真是女的里头最漂亮的。许多年之后，姜文每次看见洪晃总要问一句：我女朋友好吗？
洪晃说，他已经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演员了，但是他的状态是没有变的，他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暴发户的迹象。
1987年，导演谢飞从美国访学回来，要把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拍成电影。他想找姜文来演主人公－－北京底层青年李慧泉。负责联络姜文的副导演带话回来：这戏我接，可至少要给我三个月时间，我要去熟悉生活，熟悉人物。
到了拍起来，姜文松松裤腰带，抖出一肚皮的点子。诸如那段神来之笔的“弹底裤”戏和临场现编词儿，一抖一个响。这一年，姜文24岁，他给出了个主意，别叫《黑的雪》了，这片就叫《本命年》吧。谢飞一想，这好。
1990年，《本命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结束后，田壮壮找到谢飞，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真棒！谢老师完全把我震住了。
当时田壮壮还没从《盗马贼》委曲过审的打击中走出来，拍了几部自认为“特别烂”的片子，意气消沉。
姜文早在拍《红高粱》时，在外景地的书摊上，看了一本李莲英的小传，当时决意将来要演这个人物。后来适逢得到香港方面投资，于是找到田壮壮，请他当导演。而姜文和刘晓庆继《芙蓉镇》《春桃》后，迎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银幕合作：姜文演李莲英，刘晓庆演慈禧。
《大太监李莲英》立项之后，姜文和田壮壮到北京图书馆、故宫档案室找资料，走访当时在世的最后一位清朝太监，然后关在一家宾馆开始写剧本。
有一次，姜文和刘晓庆因为如何表现一段台词有不同意见，两人争吵了半天，跑到田壮壮处论理。田壮壮说，我觉得他们的态度很有意思，两个人当时已经是著名的明星了，对一段戏还能那么较真，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就下定决心，不拍就算了，要拍就一定拍良心上过得去的作品。
还是在1990年，小姜文6岁的姜武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此前姜武两次报考北京广播学院，次次落榜。回到家，当时母亲正在专心炖豆腐，随口安慰道：没事儿子，你是最棒的，来，帮妈把那个切一下。
考北电，姜武没跟哥哥说。从别人那儿听说后，姜文给他找来一些参考书，每天督促他，你看了吗？看了多少了？
北电初试的表演题目是：围着一把椅子绕三圈，然后坐下来说一句，这叫我如何说起。
姜武没绕圈，直接张嘴就来：老师你知道吗？做一个名演员的弟弟有多难……他一口气连贯下来，说的在场七八个老师都在抹眼泪。
姜文当时正在北影厂和田壮壮筹备《大太监李莲英》，等姜武出了考场，开车过来问他考得怎么样，姜武说，没问题，应该能进二试。后来，他和因前一年报考上戏失利从而转战北电的黄磊住上下铺。
姜武大学期间的用度花销，大部分都由姜文提供。姜武说，如果他身上穿的衣服你说喜欢，他立马脱下来给你。后来姜文要给他买车，姜武没要，他说，哥，你也是三十岁以后才买的车。我现在什么也不是，我凭什么二十几岁就该有车呢？骑辆自行车就很好。
姜文念家。回家晚了一定提前打招呼。出远门，从不忘给家里拍电报，到哪儿都想着给父母带点什么。1992年，姜文应邀访了一趟好莱坞，见了不少人，有斯科塞斯、丹尼尔·戴·刘易斯、伊斯特伍德、道格拉斯等。姜文跟达斯汀·霍夫曼自来熟，他要上街去给他妈买衣服，霍夫曼说，这地儿我熟，我带你去。临走，霍夫曼还特地录了段话问候姜文父母。
演了这么多有分量的电影，但家里人不怎么看姜文演的戏，不觉得他演得好，也不聊，没人把家里出了个演员当多大的事。母亲叮嘱的只有四个字：吃好，睡好。
母亲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王志文主演的那些。还喜欢拿《黑冰》的剧情教育他，说你看，这人把那人毒了，你小心点，别碰到这样的人。她经常问姜文，你什么时候请王志文来家里吃饭？
姜文不太待见电视剧，他认为一个演员不能离观众太近。但《编辑部的故事》改变了他的看法。有一次朋友到他家聚会，他边张罗着做饭边看电视，被剧情牵住了心思，一不小心把饭给烧糊了。他说，它确实吸引了我，让我进到了戏，变成了一个普通观众。
1992年，姜文访美回来，导演郑晓龙找到他，希望他来主演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于是先给他送来了原著小说。事实上，刘晓庆动这念头，比郑晓龙早。她在地摊儿看到这小说，当下就找到作者曹桂林，说想拍成电视剧。因为这适合姜文演。
姜文先请父母看。用了半夜时间看完，父母说，你该接这部戏。姜文自己看了一夜，被完全吸引住了，把这事儿应了下来，出演男主角王启明。
这是冯小刚第一次当导演（与郑晓龙联合执导），还是个生手，姜文看哪儿哪儿都不对，上手亲自指导工作。冯小刚说，对对，就这么拍。转念一想，不对啊，我怎么成了执行导演？
拍摄期间，剧组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小镇上。一天晚上，电视上放《桂河大桥》预告片。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争执。马晓晴认为是，姜文断然否认。两人打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的人做任何事情。
众人打赌，冯小刚跟着下注：我希望姜文输。冯小刚驱车 1 个多小时到曼哈顿，租到录影带一看，姜文是对的。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1993年9月26日，21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于央视黄金档开播，万人空巷。冯小刚说，这部戏能成功，姜文有一半的功劳。
随着这部剧的播出，姜文几乎成了全民偶像。他反倒有了艺术家名节不保的担忧：我觉得21集对我来说，还是太长了。让观众太熟悉你并不是件好事。我不能为了一个廉价的知名度而丢掉自己的艺术生命。
扭头他找到小说作者曹桂林，兴奋地聊起一个计划：往后，咱每隔五年六年就来他一回，还是连本儿的，瞧见过电影 007 吧，没结没完的。你写一本儿，我就演一本儿。
不等曹桂林写，姜文自个儿就构思好了王启明系列前几回：
王起明这个人物，不仅有延续性，又有特殊性。他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哪热闹他奔哪去。纽约挨炸了，王起明心血来潮，热热闹闹地在北京集资。他计划着，在纽约重建两座世界贸易大楼，他打算承包下来，因为他要把这两座楼，设计成带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红砖，绿瓦，高屋顶。
阿富汗开战了，王起明又蓄起了大胡子，潜伏到拉登身边，帮助美军搜集情报，不料入狱，后被美中反恐部队营救，一见到五星红旗，跪在地上哇哇大哭……
后来，后来世界杯赛完了，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地就又去了巴西，找到罗纳尔多，跟他商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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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戏排话剧的时候，有人跟姜文说，你导戏比导演系的还好。拍《芙蓉镇》时，谢晋鼓励他多出主意。到了《本命年》，谢飞直接说，你小子早晚当导演。在《大太监李莲英》片场，田壮壮说，你来导，我给你演。
他印象最深的是拍《红高粱》，一路吵着拍完，“哐”一下就轰动世界了。姜文说，这样的话，那回头我也拍一个。
刘晓庆就等这句话了：你早该当导演了。这一鼓励，姜文犯了怂，说要先去美国学几年导演再回来，刘晓庆为此跟他大吵一架，说要干就抓紧，时间不等人。临了，递给他一句未来导演生涯的总结陈词：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被说动了。又说，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刘晓庆说，你先选题材，投资我来想办法。
姜文先是看上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后又看上苏童的小说《红粉》。二者都因版权已售或其它原因，未果。
后来有一次，王朔塞给他一本《收获》。凌晨两三点，临睡前，他想着看点什么，想起王朔给的杂志，一翻开，再合上的时候，天都亮了－－这是王朔的最新作品《动物凶猛》。
看完《动物凶猛》，姜文说，这部小说像针管插进我的皮肤，血“滋”地一下冒了出来。这小说让他闻到了大食堂的味儿、听到了西藏歌。他觉得这应该拍成电影。
那阵儿在自己家或是王朔家，姜文总是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处理某些事件。王朔说不清，说这就跟情人约会一样，非得写下去不可。
姜文鼓励王朔改成剧本，王朔拒绝，只答应帮忙推荐别人。有一天，王朔对姜文说，我也别推荐别人了，我就推荐你吧。你改，你自己来。
姜文只好自己动笔。他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米的小屋，睁眼就写，困了睡，饿了泡一袋方便面。王朔的小说像一条引线指引着姜文往前开掘，挖到一个炸点，遍地金花。
他写的浑然忘我，不知今夕。有一次，一个朋友在 12 号下午去找他，姜文说，你在客厅等我。写了一会儿，再出来时，他问什么时候了，朋友说，已经13号了。
1992年6月13日，姜文将6万字的小说改成了9万字的剧本，取名《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说，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马小军，主要讲的是文革期间，马小军以及一帮大院子弟的青春往事。关于这段生活，同为大院子弟的崔健有一个说法：
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我们是在阳光灿烂下生长的一代人。父母是部队的，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在这一点上，我们更愿意说我们的直觉受到了保护。你从王朔或者姜文身上，你看到的是一个人自然成长的精神状态，他没有被磨掉棱角。
原剧本分三段，影片中会出现七八岁、十六七岁和三十多岁三个马小军。成年马小军，由姜文自己演。不过后来他自己的戏份，只留了个尾巴，其余尽皆砍去。所以最初找另外两个“马小军”的时候，唯一的条件是：像姜文。中戏同学刘小宁给他做导演助理，全国撒网打捞。
当十来个“少年姜文”站到面前，姜文看懵了，他也不知道谁像自己。最后姜文母亲过来，定了这件事儿，她说，夏雨挺像你中学时候的。于是青岛市少年滑板冠军夏雨成为本片第一男主角。
夏雨之前，最早定下的是童年马小军的扮演者韩冬。姜文说，我见他时，一下子有了无限的想象力，而且像是吸了氧一样，觉得整个摄制组的血液开始流动，让我特别兴奋。
姜文写剧本时，就想着一定要请王学圻和斯琴高娃来演马小军父母，因为他们和自己父母有几分相像。后来在片场，姜文躲在监视器后面边看边感叹，哎呀真像我妈。
斯琴高娃为了演好妈妈这个角色，和姜文母亲聊了很多次。片中有一场斯琴高娃扇夏雨巴掌的戏，一条条拍下来，斯琴高娃的手和夏雨的脸，都肿到无法继续拍摄。
姜文母亲听说高娃演得特像自己，就去片场看戏。看完，病了两天。姜文说，我妈没发现自己打孩子，但那会儿我几乎天天挨打。
陆续找齐夏雨、陶虹、耿乐、宁静等年轻演员，姜文将他们送到京郊良乡一个部队汽车团，开始“浸泡演员”：
在汽车团，我们切断了一切的对外联系，要求他们天天听那个时代的歌曲，看那个时代的报纸，请王朔给大家做传统思想教育。那里还有个游泳池，让他们锻炼，还请来杂技团的老师教自行车。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姜文从他们身上，闻到了那个时代的味儿。
姜文不是拍电影，他是“找电影”。他说我认为一个导演应该事先看到和听到他要拍的这个电影，再把它找出来。
他觉得戏里马小军钻的那根烟囱颜色不对，就让人给染了；
他觉得开场戏里飞机的颜色不对，给染成国防绿；
他还觉得马小军父亲身上军装的颜色也不对，应该是最发白的黄军装，于是上天入地去找；
他后来又觉得米兰挂在墙上那张照片，不如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美妙，于是在院子里架上机器，让宁静站在那儿，拍电影一样拍了 23040张。
写剧本时，他听的是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和一些文革期间的歌曲，然后就闻到柏油路的味儿和焊东西用的乙炔味儿，听到音乐闻到味儿，写起来，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是在笔录，有时候追不上，把音乐倒回来再听，又追上了。
《乡村骑士》后来成为影片的主题音乐。做后期剪辑时，很多段落他压根没按音乐剪，剪完一配音乐却正合适。人家说，这音乐长他心里了。
拍摄过程中，每天烧钱之快，超出了姜文的想象，紧接着又有投资方临时撤资，资金链眼看断裂。王朔说，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一个饭局上，大家都问他戏什么时候拍完。一个演员开玩笑说，听说片子改名叫《大约在冬季》，姜文差点急了。
还是王朔过来，一个大脚开球解了围：有个法国制片商，叫让·路易，让他帮帮忙也许能把这事儿做了。
让·路易看完四个多小时初剪样片，说，谁错过这片儿就等于错过费里尼第一部电影。又给彼时正在戛纳做评委的德国导演施隆多夫递上一脚。
施隆多夫接到球，看了10分钟片段，说，这个小伙子戏拍得真好。一脚将姜文送进自己的欧洲最牛制片厂做混录。
在德国做后期第一天，一个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兴奋地对他说，《阳光灿烂的日子》入选了威尼斯电影节。姜文纳闷了：我还没做混录呢。对方说，所以要祝贺你啊，没混录就被选上了。
在混录机房忙活期间，姜文发现身后老站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一动不动，雕塑般杵在那儿看，像是被电影揪住了。一天两天还这样，姜文有点烦他，对身边人说，这谁啊，让他出去。人家说，他你都不知道啊，这是大导演赫尔佐格啊。姜文后来说，我没看过他的电影，但他人很好。
很快德国的混录声带素材寄到了北京，姜文要立即进行修改剪辑。当时全北京只有一台机器满足剪辑要求，被正在拍《风月》的陈凯歌借走了。
姜文当时和陈凯歌不是很熟，他打电话给陈凯歌说想借用一天。陈凯歌说，行，你哪天用？姜文说，你们哪天休息我哪天用。陈凯歌说，不，你哪天用我哪天休息。客气半天，姜文不客气了：那你明天休息吧。
剪辑的时候，有个地方吃不准，姜文就问王朔拿主意。王朔说，挺好啊。姜文说，但是我可没看别人做过。王朔说，我不知道你们拍电影的都怎么想的，要是我写小说的时候，别人没这么写过的才牛逼呢。
一天夜里，王朔的呼机响了，上面打出一行字：《阳光灿烂的日子》获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17岁的夏雨成为威尼斯电影节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1995年，《阳光》成为全国票房冠军，姜文趁热开了阳光灿烂制作公司。 在他办公室墙上，挂有马、恩、列、毛、斯五张画像。画像底下站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合影者－－昆汀·塔伦蒂诺。
俩人很投缘，见面就是一顿疯狂合影。在姜文眼里，昆汀活脱一美国东北人：好吃，好聊，好喝大了吹牛逼，搂脖子搓后脊梁，说去美国找我去。你要不找我你就是孙子。
《阳光》拍摄结束这一年，姜文和刘晓庆和平分手。同一年，姜文和法国学者桑德琳的女儿出生。
女儿的名字叫姜一郎，是他在法国一家露天咖啡厅想好的。姜文乐坏了，忙忙叨叨给女儿洗澡、换尿布、喂牛奶、喂水。姜文说，我常常望着她，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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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姜文主演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演了一个拍婆子不要命的北京楞头青年。
后来姜文参加该片首映活动，下来的时候，一个观众隔了好几个人，一把抓住他，愤怒地说，姜文，你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不干正经事了。说完扭脸就走了。姜文当时怀里抱着一堆花，甚是尴尬。
再拍片子的事儿，其实姜文一直在琢磨。有一次他和王学圻、冯玉亭吃饭，吃到兴头，姜文讲了个有声有色有细节的故事。王、冯手上捏着筷子，40多分钟之后，该怎么捏着还怎么捏着。听完，他们说，你就该拍这个。
这个故事就是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当时他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题材的小说，《生存》的故事内核让他一眼相中：
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么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姜文迅速买下《生存》版权，并将小说作者尤凤伟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述平拉入伙，开始筹备第二部导演作品－－《鬼子来了》。
拍这样一个抗战背景的故事，于姜文而言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姜文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他从小生活在军队大院，对战争的印象，远比一般孩子生动。长大后他看了不少近代史方面的书，对日本侵华历史、日军的师团、番号乃至军装，统统门儿清。他到日本军用店买东西，拿眼一瞧就知真假，老板都给弄服了。
写这个剧本，姜文听的是日本军歌和中阮演奏家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他从日本军歌里听出了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
他用别人都快受不了的超大声量放大这种疯狂，于是每个细节都听得很清楚，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说话的口音，历历如耳闻目睹。
他扯过白纸画外景：这是炮楼，那是长城，中间是村子。人家一看，说他异想天开。结果在潘家口找到个水库，山形和长城的走向，几乎照着他的画儿长的，只是方向反了。
他去日本看靖国神社， 在一家武士刀店，看上一 400年的武士刀，要买。老板说这是文物，不卖。回头人家问他，你买它做什么？姜文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让它属于我。
本片中，姜文饰演男主角马大三，女主角选中了专业排球运动员姜鸿波。日军俘虏花屋小三郎的扮演者，请来了香川照之。
香川照之大部分时间是被装在麻袋里，扔在地窖，一扔就是一整天。香川照之为此陷入深深的不安：他担心人家把他忘了。
姜文拍出来的成片，动作之快台词之密，总感觉特着急。但在拍的时候，他不急不慢，要等到满意。
有一场戏，要等到下午3点光线正好的时候才能拍。剧组一大早就到了拍摄场地，姜文和大家都在踢球。踢一会儿球，姜文翻身上马，留下一句“好好看剧本”，便朝山边的洞口拍马而去。
最后一场戏是香川照之挥刀斫了马大三的头。资深高尔夫球爱好者姜文说，砍头的时候，你要像打高尔夫球挥杆那种姿态。香川照之一刀挥出去，《鬼子来了》。
姜文父亲在本片里也有客串，戏份后来被剪了。片子刚剪好那天，父亲端着面过来，预备边吃面边看，结果两个半小时过去，面一根不少的坨在碗里。
拍这部电影时，姜文35岁。许多人都认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他的自传，姜文说，我这35年来的人生总结是马大三：我找到这样一个故事表达恐惧、善恶、死亡、爱恨这些一直折磨我也一直梳理不清的东西。
在剧组第一次见面会上，姜文反复说，大家都要好好学法语，我们这部电影一定要送到戛纳去，争取获奖。2000年，《鬼子来了》获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在戛纳，姜文和桑德琳、姜一郎一家三口，首次公开亮相。走哪儿，戛纳当地人都认识，给竖大拇指。
2001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公布关于《鬼子来了》审查意见：不予通过。姜文在未通过审查情况下参加戛纳电影节，被处以“五年内不能担任导演”的行政处罚。
姜文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
《鬼子来了》至今未在国内解禁。但潘家口水库的村民，却因此走上了一条致富道路：将拍摄地开发为收费旅游景点。提起姜文，有人心怀抱怨：借了我的工具到现在没还。当地十几岁的小孩给游客解说，能准确报出每样道具的价格，背出该片被禁的审查意见，但他们不知道当年在此取景的影片到底拍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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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被禁后，姜文有阵子心意难平，他说这种审查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吗？过了一阵子，他私底下跟身边人承认说，自己有点自找麻烦。
2000年到2005年，姜文埋头做起了演员。也是在这个阶段，姜文的“霸道”，开始广为流传。王朔说，演员身份的姜文很危险，年轻的导演根本就拿他没办法。
2000年，29岁的陆川，揣着写了三年的剧本《寻枪》到处兜售，没人投。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剧本连同一封信托朋友转交给了姜文，请他主演。姜文看了剧本后，心生喜欢，约他见面，帮他找钱，旋即立项拍摄。
筹备期间，姜文会隔一天打个电话，监察陆川是否在专心修改剧本。到了具体拍摄，姜文的小主意大意见流星镖一般往外发，认戏不认人。急眼的时候，他扔掉陆川的导演椅，撕过陆川非要放上天的孔明灯。第一次当导演的陆川，躲闪不及，常常伤到自尊心。
据说有一次他一边哭，一边给该片出品人王中军打电话诉苦。到了后期剪辑阶段，他一度把片子藏起来，不让姜文“指导工作”。
但有人从第一个剪辑版本到后来的版本一个个跟着看下来，发现初版暴露的问题渐渐消隐，它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电影。
姜文的同学刘小宁，也有在《寻枪》中出演。他直言不讳地说，虽然《寻枪》的导演和编剧是陆川，但它实际是姜文的作品，包括台词设计、给演员说戏。
冯小刚也了解这背后的事，他说，当时公司都不认识陆川是谁。是冲着姜文的面子，如果没有姜文，就没有陆川的今天。
姜文时隔多年被问到这事儿，火气上来：不只是说找我来做这个演员，我还帮他找钱，我做了监制。后来他说我欺负他。有帮人找钱、又当演员、又当监制这样欺负的吗？
《寻枪》这事儿过去后，陆川擦干眼泪，念起姜文的好：姜文就像桃谷六仙，很霸气的把真气灌入你的体内，但有一天你能把这个化开，那真是一笔财富。
之后几年，姜文的“霸道事件”接二连三发生：
2002年底，导演陈逸飞与姜文因严重分歧而致《理发师》停拍；
2003年，拍完《天地英雄》后，日本演员中井贵一回国撰书，怒批姜文；
2003年，由于“剧本问题”导致《陈赓大将》停机；
2004年，出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与导演兼主演徐静蕾发生争执；
2005年，因“剧本和戏份问题”迫使制片方换掉电视剧《大清风云》导演张婉婷。
在姜文的朋友与合作过的人看来，外界描述的姜文像是另一个人。
香川照之说，他根本还是个孩子，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因为当你是个成人了你就得放弃很多你的想法愿望，他却还是一个孩子，坚持自己想要的，这其实很棒。
赵薇说，姜文有时候很雄辩，但是他真的很孩子气。他的孩子气表现在较劲儿。太较劲了，但你不会觉得他是恶意的。
好友苏小明对姜文的霸道乃至独断很是理解，“他心思不在别的地方”。
早在姜文还在青年艺术剧院的时候，姜文和苏小明出演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有一场戏是，姜文提出让苏小明扮演的护士搬道具椅，苏小明认为没必要搬，她10天没和姜文说话。10天后姜文才发觉，问她，你是生我的气吗？苏小明更气了，说，我出名时还没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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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没导片子，下面观众等急了，没想到上面领导也有点急。有一次在一个电影节上，姜文偶遇一个管电影的领导。领导说，姜文你怎么不拍东西了呢？姜文说，让我拍吗？领导说，谁说不让你拍了？谁能拦得住你姜文拍电影啊？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