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人，用健康换钱的囚徒

真实故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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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未生病，却住院数周。他们撑起市面上可见的所有药品，却鲜少见到观念或制度为他们撑腰。

“试药众生相”

他们是网传“月入上万”、“躺着赚钱”的“试药人”和“小白鼠”。

“试药人”并不是他们的恒定身份，有药物临床试验时，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近三年来，广东健康受试者群体，不断随着政策洗牌、地区发展及行业动荡，出现，抢手，混乱，消失。

在当今的社会系统中，我们难以在不可见的复杂机制之外独活于世，电力的背后是远方直落的大水，电话的那头是高空万丈的卫星。

那么，药物的深处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面孔，过着怎样的生活，被怎样的机制裹挟，又在怎样的目光里被闭上了嘴？

招募行业：医院与受试者的桥梁

大林是在一个 QQ 群看到试药信息的。她加了中介 P 哥的微信，不久后便接到另一个人的电话。来人声称是招募公司的，要对她做个简单的电话问询。

在回答“两周内吃过药吗”、“三个月内是否献过血”等问题后，大林报名成功。她被拉入一个近百人的微信群，群成员和她一样，都是想要参与这次试药的。

在体检前一晚，大林在中介安排下入住酒店，听了一整夜同屋陌生女人的如雷鼾声。天才蒙蒙亮，她就在 P 哥的 4 通电话催促下惊醒，赶忙起床，奔赴医院。

医院玻璃门上，挂着“I 期临床研究中心”的牌匾，在幽深的走廊中透着绿光。刚过七点，大门尚未打开，近 7 米长的走廊已挤满了 90 多个人，并不断有人涌入。P 哥组织大家排好队，P 哥组织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地领取体检顺序号。发布试验项目的信息、招募试药人、向招募公司或临床中心汇总名单、安排试药人住宿、组织体检……这些都是 P 哥作为一名中介的工作。

在试药行业，由中介招募受试者已成业内的普遍现象。招募公司和中介的存在是市场抉择的结果，他们能更有效、更集中地为临床中心输送试药人资源。

谁也不是非黑即白

“广州某三甲医院招募临床试验，4天4500元，消炎类药物奥卡西平，体检时间4月5号，采血体检不合格补助50。”

类似的信息，每天都会在各大QQ、微信群，朋友圈，百度贴吧，易试药app等平台不断滚动，发布它们的正是中介。他们手里活跃着数不清的群聊和联系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传播渠道。

线上招募是一种广撒网的方式。很多中介也会采用针对性更强的摆摊、发传单等做法来发展潜在受试者，积累资源。

人才市场和大学城是他们的常驻地。在这些地方，日结工人和大学生密集扎堆，他们时间调度比较自由，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是最有可能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的群体。

“本地三甲医院，10天5000；有价值1200的免费全面体检。”

“在院期间包吃包住，全程美女医护陪同。”

“你还在等什么？连做个体检都不敢吗？就这点胆量和气魄？你还想挣大钱？”

这是某一中介分发的传单上的内容，用词颇具煽动性，提到最多的是补贴金额和各种福利。至于试药有风险的事实，则没有任何说明。

很多时候，光是金钱的诱惑还不足以让第一次接触试药的人们下定决心。他们仍然担心试药的后果，这也是中介最常面对的问题。

被问到“有没有风险”时，有经验的中介会现身说法：直接拿出自己去试药的视频和照片，用“我去试药了，不也没事”来打消他们的疑虑。

“做我们这一行的，凭空用嘴说的话没有可信度。” 中介P哥每年都要参加两到三个项目，时时更新“宣传”的素材。

不过，这只是初次参与者的忧虑。在大多数情况下，但凡试过一次药，受试者便不再担心试药的风险，甚至不问所试药物的名称，只问：“有多少钱？”

QQ和微信上的试药人加多了之后，P哥便根据他们的身份划分了不同群聊：大学生群，日结工人群，全都是女性的群等。P哥在这些群里宣传试药项目，同时也定下群规：不准发布卖血、借贷、捐卵、援交等信息。一旦有人发布，就会被勒令撤回并发出警告：“若有第二次，直接踢人。” 但是，像P哥一样“干净”的中介是少数。更多的人“身兼多职”，在招募临床试验受试者的同时，伺机寻觅卖血、借贷、捐卵、代孕者。

图 | 记者暗访中介截图

同样在做中介的小宝，路子就比P哥“野”得多。除了发布招募试药的信息，他也时常“热心”地给受试者介绍其他发财的“好机会”。

“你可以捐卵、代孕，代孕20万一年。”

“考虑在广州做外围（援交）吗？年薪30-50万，我这边给你介绍客户。”

中介环境的鱼龙混杂，与其准入门槛过低有很大的关系。只要手头上有人脉资源，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中介。作为广州一级代理（大中介）的P哥，底下就有40多个二级代理，在一个项目中，他们可以给P哥带来1/3的人。每成功入组一个人，二级代理可以拿到200-500元的介绍费，但他们本身不具备任何临床试验的知识。

40岁的吴花在试过一次药后，就决定加入中介这一行。当受试者向她咨询试药的副作用时，她打发人去“自己查”，并催促道：“快点报名，这个项目人快满了”。

必然的存在

虽存在种种问题，中介仍是临床中心和受试者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

广东省的临床中心往往人手有限，时间的不足和人脉资源的缺失，使自行招募不仅耗时耗力，且很难成功。

深圳第二人民医院I期临床中心（以下简称“深二院”）在做第一次试验时，也尝试过自己招募。他们在医院的候诊室粘贴告示，摆放科普试药的易拉宝，借用医院同事的朋友圈做宣传……但效果并不明显“，只能稀稀拉拉来一两个。” 人来得零散，体检也只得零散，临床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天候等待，无法控制人力和机器运行的成本。但招不到人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是整个深圳招人实在难，”深二院是深圳大学的附属医院，但苏黎护士从未考虑从学校破局，“这里学生少，条件又都好得很，家长知道了，会让你们来吗？”

到最后，好多院内的医生都报名了，但通过体检的为数寥寥。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拉来一个其他科室的朋友。“她真的好难采血，”血管粗细直接影响采血的难易程度，“一个采血点她就扎了七次……我们都哭了，真的心疼。”

自此，深二院没再自己招过人。

但据苏黎介绍，招募到底是自行开展，还是外包他人，是由申办方（药企，或代表药企的合同研究组织）决定的。作为最关心临床试验结果的一方，在医院招人困难和入组率过低的双重困境下，为免遇到鱼龙混杂者，申办方会自行择取靠谱的招募公司，并向医院支付专门的招募费用。番禺中心医院I期临床中心在成立之初，也曾自行招募，并对受试者来源有过美好设想。他们在中心简介的第二段里写到，“行政区所在的大学城拥有5万名以上在校大学生，两地相距20分钟车程，可提供丰富的受试者来源。”

图 | 中介招募试药人 

图 | P哥在微信群内做消息管控 

但实践过后，他们发现自己错了：几乎没有学生参加。早期合作的招募公司也不让他们省心。办公室主任杨辉认为，部分招募到处在柱子上贴牛皮癣、声称“不联网，不查重，做完试验港澳游”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刘汉江坚决反对招募公司的存在。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他向在座的专家们透露：2018年，某外省公安局在“扫黑除恶”中起底了临床试验招募的黑幕。香港大学的游总监也反对使用第三方公司来招募的行为：“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很多研究的质量问题，最首要的原因就是招募的质量，”他们从来都是自己招募，况且，香港只有两家I期临床中心，“有招募公司可能也没生意吧。” 但他也理解国内的难处。

港大的临床中心有80多名全职人员，成立了自己的招募团队，可以同时进行400多项临床试验，并有内部电邮等可及的广泛招募方式。相比之下，虽然深二院的公告上也显示，中心有“专职和兼职医护药技人员40多人”，但采访苏黎护士时，她表示，“实际上专职的只是我和主任两个人。”

面对刘汉江坚决抵制招募的举动，番禺中心的杨辉主任很是无奈，“国情如此。他如果来一线招过人的话，就知道这有多难了。”

“就像当年的血头一样的，控制了一大群受试者。”他们利用受试者与药企之间的信息不平等，赚取高额的中介费。虽然广东还未出现过类似的恶性事件，但在仿制药BE 试验的增量下，刘汉江深感忧虑：“慢慢地，有些创新药也要做一期，如果受试者资源还这么紧缺的话，招募就会变成以后的风险点。”

图 | P哥在QQ空间发的一首自己写的招募打油诗 

图 | P哥在微信群内定的群规 

江湖博弈

在广东，瑞丰、润泽、嘉泰、驭时四家大型招募公司并立。他们处在招募行业链的顶端，一般和CRO、临床中心承接项目，然后将项目下放给各级中介，并不直接对接受试者。在这四家招募公司之下，是六个一级代理和几个小型的公司，他们有的自己下场招募，有的发动手下的二三级代理们“拉人”，为这四家招募公司输送足够的资源。

招募行业的兴衰与I期/BE临床试验的发展息息相关。据广东省药学会发布的《广东药物临床试验蓝皮书》， 2014—2018年开展的创新药Ⅰ期试验526项，占总的临床试验项目5.1%，BE试验98项，占3.3%，I期临床试验总体起步较晚，项目较少。

这相对影响了广东招募行业的发展。驭时负责招募的负责人陈明江指出，“由于开展的项目不多，相比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目前整个广东的招募市场都比较纯洁。”一是因为广东的“职业试药人”少；二是广东的招募公司之间还尚未出现恶意竞争。

但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随着2018年多家临床中心的正式启用，广东省内开展的项目增多，健康受试者变得供不应求，行业内开始出现互相抢夺资源的现象：招募公司和一级代理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挖墙脚的戏码时常上演。

P哥觉得，现在项目越来越难做了。

近期的几个项目里，他推荐过去的试药人最终都没成功入组。这是因为，招募公司优先安排了他们公司招募到的试药人，而把P哥的人放到了后面。而在临床中心，入组的规矩是“先到先得”，排在后面的人就算过了体检，也会被刷下来。

招募公司的行为是在“破坏规矩”，因为他们的试药人资源正是从中介手里掠夺的：公司会怂恿受试者下次参与试验时越过中介，直接找他们报名，给到的好处是“自荐费600”，远超P哥给出的200元推荐费。

“他们做得太不道义了。”P哥说，很多受试者都是他发展起来的，将他们从不了解，培养到了解并愿意参与，“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招募公司直接享用了他的成果。目前，在双方的博弈中，招募公司对中介仍然是压制状态：他们会限制中介招募的人数，一个项目同时承包给两三个中介，不让一家独大。“压得最狠”的驭时，成功入组一个受试者只给300元推荐费，远远低于市场价的500块。

图 | 中介告诉试药人通过问询环节的注意事项 

P哥想要反击。

他去游说其他几位大中介，试图统一立场，形成合纵战线，共同对抗招募公司，但很快就失败了。“他们觉得现在也挺好的。风险太大，他们担心这样做反而会有损失。” 退让的结果是领土丢失。已经有三、四个中介，因受试者资源的失守而被三振出局。“曲线救国”是P哥在寻求联合失败后采取的新策略，他开始越过招募公司，直接和医院谈合作。

他挑中了一个好时机：招募行业正处于洗牌阶段。原本实力最强的驭时已经被瑞丰后来居上，润泽和嘉泰则转移了实力，往广东省外拓展项目。

这次，P哥的合纵方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联合处于下风的驭时和其他中介，形成了抗击瑞丰的统一战线。在瑞丰近期承接的一个项目里，他们集体不给瑞丰提供受试者资源，导致项目因没招够人而“烂尾”。这样的结局，只会使申办方不再信任广东省的临床中心，并转移他处。他们甚至计划在瑞丰公司放出项目时，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所有名额，接着安排心腹混入报名人群：要他们顺利入组后，要么放临床中心鸽子，要么不配合工作人员的安排。目的是搞臭瑞丰在行业里的名声——“让他们在这行业混不下去”。

P哥称，这些行为在武汉、长沙、上海等地都非常普遍。

如果瑞丰再得寸进尺，他们就会展开实际的报复。

“不得已而为之”的作弊

“关于医生问诊注意事项：问：抽烟吗？答：没有；三个月内参加过试验吗？没有；最近服用过药物吗？没有；喝过饮料，茶，咖啡吗？没有；有过敏史吗？没有……”

到医院体检的前一晚，受试者们收到了P哥的一条群发信息。对于医生在问询环节提的所有问题，都要干脆地回答：没有！这是P哥教给受试者们的标准答案。

一般情况下，体检通过的比例是3:1，要求严苛的项目，甚至达到7:1。

2019年1月，在广东省药学会召开的临床研究联合平台成员单位志愿者管理交流会上，多家临床中心的PI反映说，受试者的入组率只有30%。

P哥做过一个32000元的项目，医院方只要两个女生，他提供了28位，却不断收到体检失败的消息。好不容易有一个撑到最后的检查，结果便检把她两周前吃的减肥药都查出来了。28个人全军覆没，P哥一分钱都没拿到。中介招募受试者的同时，也一并平摊了申办方和医院的风险。在某份医院和招募机构签订的合同中，中介若招不够人，或达不到项目要求的男女比例，将赔付高达50%的违约金。

P哥对此很是无奈：“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拼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就算自己赔，也要把项目做完”。如何提高入组率让中介们“煞费苦心”。在一些环节作弊，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教受试者在医生问询环节说谎，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即使以最严筛选著称的广州某大型招募公司，也在电话问询时隐晦地说，“不该说的不要说”。

但谁也不能保证，都回答了“没有”而成功入组的受试者，会面临怎样的风险。试药5年的斌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认识的一个试药人在某次试验中过敏而死。他在医生问询环节时隐瞒了自己的过敏史。

但严重不良反应致死的毕竟是少数。临床中心最担心的，还是未过三个月即来试药的人，高频率试药不仅会损害受试者的健康，还会影响试验数据的科学性。

深二院的吴主任觉得，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对自己不负责任”。另外，受试者体内残留的另外一种药物，也会干扰到下一个试验，对试验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在知情同意时三令五申频繁试药的风险，广东省的临床中心大都采用了志愿者录入系统来筛查受试者。联网状态下，所有受试者的信息都会在云端共享，相当于设置一道门槛，将“职业试药人”拦在门外。

但系统并未被强制要求使用，部分临床中心仍在在不联网的名单里。中介在发布招募信息时，也会强调该项目是否联网。

从P哥那里报名的李琰，在2018年的7-9月，就连续参加了2个试药项目。一个联网，一个不联网。在P哥看来，并不需要遵守三个月的周期限制，有的人体质好，两三周就可以将试验的药物代谢掉。他信赖医院的监测机器，认为受试者的身体如果有问题，体检时就会被筛出去了。

这种说法遭到番禺中心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徐秘书的强烈反对：“药有千万种，不可能为了测你吃过哪种药，就把所有的测试方法都给你用一遍。只能通过问诊。”

“可以操作的地方我们就操作”，P哥觉得即使作弊“对项目也影响不大”。

当然，作弊也是需要“天赋”的。比如在尿检环节中想换尿，“手脚要灵活，心态要稳。”——提供者将尿液分装到小瓶中，让换尿的人带入体检室。进入厕所留尿时要保证声音和节奏，边尿边换。因为一旦声音、节奏不对，工作人员就很有可能推开半掩着的门，直接闯进去。

某种程度上来说，试药就像是一场受试者同医护人员之间斗智斗勇的游戏，从一开始，双方就在博弈。深二院的苏黎护士坦言，“很多人很狡猾”，她们得见招拆招。

怕什么，这就跟吃感冒药一样，早就代谢完了。未满三个月就去试药，不怕药物之间发生排斥反应吗？

图 | 深二院临床试验中心急救室设备 

穷途上的受试者 : 我为钱试药

这是李琰第三次试药。

如果没有赌，今年25岁的李琰会生活得不错。两年前，他还是一名销售经理，手头积攒了一百多名客户，每月有近一万的收入，银行卡里存着几年打拼攒下的十几万积蓄。他还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按照正常的轨迹，接下来的他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一名丈夫，再过几年，很有可能成为一名父亲。

然而因为赌，他输光一切。

在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为了骗一顿饭，他谎称手机在维修，身上没有现金买单，想要赊账。但饭店老板不信，他只好把身份证抵押在店，至今都没去赎回来。

2018年7月，走投无路的他为了赚钱，第一次踏上试药的道路。“那时候也没办法，要钱不要命了，有钱赚就行。” 在广东省庞大的试药人群体中，像李琰这样因为生活落魄，为赚取高额“补贴”而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不在少数。他们曾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最后又沦落到一样经济窘迫的境地。

现在，他们走上相似的路，指向同一个目的——钱。

2018年7月，赌得身无分文的李琰，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图 |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期临床试验中心试药采血现场 徐亚特 摄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试药中介P哥，P哥给他推荐了广州的试药项目。对方告诉他这个药没有风险，就是“吃两颗药，抽一下血”的事，“几千块钱就能到手了。”为了增加说服力，P哥还向李琰展示自己之前试药的照片。李琰依然有些犹豫，在他看来，这就是“拿命去换钱。” 但在试药的5000块营养费面前，他咬咬牙，报了名。

7月25日，他来到广州番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第一次试药，李琰显得格外谨慎。在集体知情的环节，他认真听着现场医生的讲述，一丝不苟地看着PPT上关于项目的介绍，还反复翻阅手中的《知情同意书》，“唯恐会出什么事。” 当天同样谨慎的还有刘德祥。和李琰一样，今年31岁的他赌钱输了一百多万，还欠下一屁股债，现在在番禺当日结工人。

体检前一晚，在中介陈小姐的指引下，他入住了医院附近的左岸宾馆。这是一家试药人相当熟悉的宾馆，它和广州五、六家招募公司达成了低价合作，平时198元一晚的双人房，只收取招募公司60元左右。每当番禺中心医院有项目的时候，这家宾馆几乎住满了报名试验的人。

第二天7点，当李琰已经在医院排队等待体检的时候，刘德祥还躺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他一晚没睡，眼睛红肿，布满血丝。他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了几千块钱当’小白鼠’，到底值不值？”

越想越害怕，他起床洗了个脸，连牙都没刷就匆匆离开了宾馆。在回去的公交车上，他在微信上和中介陈小姐谎称睡过了头。

而在医院这头，李琰顺利完成了所有的体检。第二天，他收到体检合格的通知，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后，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医院，正式成为了一名试药人。这次临床试验一共持续了7天，试验结束后，他的银行卡很快就收到医院打来的5000元营养补贴。

这次顺利的试药经历消除了李琰的恐惧，他发现试药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恐怖，也不过是吃两颗药，抽一百来毫升的血，“比献血还少，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回来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尝到甜头的李琰很快就想进行第二次。但按照规定，试药必须要有三个月的间隔期。为了保护受试者，广东省几乎所有医院都进行了“联网”，也就是通过查重系统来确认受试者的情况。于是，李琰找到了中介P哥。

2018年8月，在P哥的帮助下，他进入了广州一家没有“联网”的医院，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试药仅过一个月。和他相差5岁，同住广州黄埔东区的程朝也认识了P哥。他和最好的朋友讲了试药的事情，但是朋友不让他去，还狠狠地训斥了他“不要命了”。

于是，试药的事情被搁置到了一边。程朝依然找着装卸的零活，一天一干就是17个小时，赚的钱勉勉强强填饱肚子。

但是，装卸的活越来越不好做，在广州像他一样出卖力气的人很多，身高180，体重不足130斤的他在一群壮汉中并不具备竞争力。工头的价格一再压低，由原本的18块钱一个小时一直压到12块钱。

“太黑心了！那么大的箱子啊，得多重！”程朝双手往两边打开，比划着箱子的大小，语气特别激动。

找不到工作，程朝开始去献血，每献一次可以获得300 元的补贴，两个月内，他去献了四次。在这期间，试药的念头又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同年10月和11月，他分别到广州两家医院参加试药体检，但由于频繁献血，他因为贫血，都没能通过体检。程朝不死心。

2019年1月，他又来到番禺的一家临床试验中心，这次他成功入组，成为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的降糖药BE试验受试者。此时，他全身上下只剩下73块钱。

 

试验结束，程朝拿到5000块钱的营养补贴，他还完花呗和欠朋友的钱，还剩2000多。用剩下的钱，他在淘宝上给自己买了三双新鞋，还有两件新外套。

他准备再去献一次血，在春节前“干最后一票”。

2019年的春节，程朝依然没有回家。算起来，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1998年出生的他，今年不过21岁。当他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穿着一身军绿色的运动装，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扯着同伴的衬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俨然一副稚气未脱、羞涩内敛的大学生模样。

但其实早在2015年，初中还没毕业的他就已经出来打工，在这5年间，他在各大餐饮店当过服务员，去技校学过电焊，也辗转于全国大大小小20多个工厂，甚至曾在外面漂泊流浪。

他的右手臂上有一条长达13cm的微微凸起泛白的伤疤，这是他在老家河南的一家面粉厂打工时留下的印记。当时年仅15岁的他被安排去擦窗户，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结果从二楼摔下来，地面上没有来得及清走的钢筋狠狠戳裂手臂上的皮肤，鲜血横流。

他对手臂上的伤不以为然。

相反，他很开心。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靠自己赚到了3000块钱，还通过QQ找到了一位女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年，程朝离开河南，辗转江苏、浙江、惠州、深圳等地。2017年初，在老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广州。

广州对初来乍到的他并不友好。刚出火车站，长头发，扎着辫子的程朝想剪个清爽的平头，没想到被黑心商家“盯上了”。他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车站旁的一家理发店，谈好20元的价格。但最后老板以往头上“抹了原液”为由，硬要收他888元，还强拉着他，“不给不让走”。

当时在广州，程朝举目无亲，无人撑腰，这个从小就翻各家墙头偷樱桃，14岁就独自一人逃往青岛游玩的“混小子”也认了怂。他全身只有1千多块，给了钱后所剩无几。

“没办法，你一个人也打不过。”他无奈道。

他用剩下的钱在广州黄埔东区租了一间单间，月租仅300块，暂时落了脚。房子很简陋，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泡，一张木桌子，一个垃圾桶和一张简易的铁床。他打趣自己的房子是《陋室铭》里面的陋室，和试药时医院的环境是“天壤之别”。

平时他最大的娱乐就是躺在床上用手机看电视剧。最近他在追《小女花不弃》，经常看通宵，他还特意买了两个超大容量的充电宝，就怕“看得开心的时候没电。” 他的床头还有一扇窗，但是常年都关着，拉着厚厚的窗帘。因为他住在一楼，窗外就是别人的后院，路过的人只要伸头一探，他房间里的情况就能一目了然。

2017年4月，就在程朝吃着方便面刷剧到半夜时，李琰已经来到了云南的边境。微信上认识的中介联系好了人，帮他偷渡到缅甸，然后再把他送到中缅交界处的一家私人赌场。中介向他许诺，他可以在那借钱赌，“赢了还钱，输了就在那里打工还债。”

当时的李琰已经走投无路。他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还骗了亲人朋友的钱，一样赌到血本无归，最终众叛亲离。带着“烂命一条，去就去”的想法，他来到缅甸的赌场，进行“最后一搏”。

中介所言非虚，赌场借给他3万筹码，“就是电视剧上常见的那种筹码。”那晚他手气不错，除掉要还赌场的钱，还赢了6万。之后，中介让他离开。他很开心，6万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李琰计划着：先把钱还给父母，然后再找一份工作重新开始。

回去的路上，对方用毛巾把他的眼睛蒙上。他没有在意，因为他自认为也懂得一些“规矩”：“这是一家不合法的私人赌场，蒙眼睛是为了不暴露赌场的位置。” 他继续沉浸在“重新开始”的喜悦中。

十几分钟后，他被叫下车。扯下毛巾，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回家的路，而是山顶的一间小黑屋。他内心一咯噔，心想“完了，出事了。”

回忆起小黑屋，李琰至今还心有余悸。他回忆到，在小黑屋里，十几个人被脱光了衣服，手脚都被厚厚的铁链绑住。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和他一样，过来这里借钱赌博，不同的是他们输了钱。

他也被要求脱光了衣服，铐上铁链，低着头跪在地上。有个男人拿着电鞭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脑子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因为得不到回答，对方恼羞成怒，泄愤似地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和另外十几个人绑在一起。

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小黑屋里的另一个男人，因为输了钱，家里没钱赎他，每天被木棍、带刺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

“打一下就出一声，不打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