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上渐开的国门
－－作者：杨中旭
1950年10月11日，陈水珠和表姐乘上一条小船，经由伊洛瓦底江，花上一个钟头的工夫，从竖磅县来到缅甸首都仰光，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来。
大使馆领事部的官员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姓名。妹妹脱口而出：陈瑞珠－－她打小就听见大家这样叫她，浑不知自己的名字其实叫水珠。
可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难倒了她。领事部官员问她：你的出生年月日？陈水珠和表姐面面相觑，这个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过的。姐妹俩对领事部官员说声抱歉，携手走出门外商量。妹妹对姐姐说：我妈说我十七岁。姐姐算了算，那你是1933年生的。妹妹说，还有月份呢。姐姐说：编一个吧。
回到房间，给出“答案”，领事部官员随即拿出一本蓝布封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翻开第一页，在右首第一行姓名一栏里自上而下写下“陈瑞珠”，在右首第二行出生年月日一栏里写下“一九三三年二月”，然后贴上黑白照片，盖上钢印，并在第二页上填好入境事由，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之印”以后，请持照人“陈瑞珠”签名，新中国第一版护照（1950年版）的NO.B000912号宣告生效。
陈水珠未曾料到，这一去，就再难回到生她养她的缅甸，甚至在几经政治运动之后，返乡探亲的念头也已泯灭。她更不曾想到，她会在暮年自由出入国境。
噤若寒蝉
收拾了行囊，“陈瑞珠”踏上归国的路程。头一次穿越国境，她心里并没有底，不知道过境时会发生什么。除了护照，她还带上了边民证。
过境的时候，她只出示了边民证，顺利过关。59年之后，陈水珠老人在家中拿出当年的这本护照，翻开后面的签证页，笑言：你看，这里一个章都没有。
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的说法：“陈瑞珠”的护照目的地是“中国”。这是那一时期护照的特征，一般只有一个目的地。“如果换目的地国家，就得重新申办护照。”李爱萍说。
“陈瑞珠”的护照一年之后到期，新中国的第二版护照也已出炉，但她没有提出申请。她回来了就不打算再回去－－尽管长辈和她讲，大陆吃白薯，日子很苦的。她的丈夫陈长淦和她一样，在青年时期也受到了共产主义启蒙，建设新中国是两个年轻人的理想。
1953年，新中国第三版护照推出，封皮从蓝色换成了咖啡色漆布硬皮。此时，肃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归侨和侨眷多有受牵连者。
1957年，“反右”运动风行全国，归侨又一次受创。此时的陈长淦和陈水珠已归国日久，虽然内心思念远在海外的亲人，却已连申办护照的念头都已不敢有。归侨都彼此提醒，别惹祸上身。如果因为申领护照而被扣上“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情绪”“向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些帽子，是归侨们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运气坏的话，说不定还会再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
这种对护照噤若寒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
据李爱萍回忆，这一时期，北京市每年因私出境人数只有区区几十人，几乎全部为归侨，“上面严格控制人数”。这并不难理解，普通百姓一来没有海外关系，二来没有经济能力，对护照的欲望几近为零。
2009年9月21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被授权查阅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份历史档案（非保密文件）时，发现中央部委曾经有过严格的规定。
1964年9月25日，中侨委（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审批国庆回国观光华侨携带其子女出国问题的紧急通知》曾有规定：对于大学毕业生或大学在校学生，家长要求携带出国的，不要轻易批准；学绝密专业的一个不放，学机密专业的，原则上也不放；对确有正当理由，非出去不可的，经中央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个别批准。
内查外调
1964年，新中国第六版护照出炉，内页由竖排转为横排。
据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回忆，那一时期申办护照，政审是最严格的一道门槛，“一个人申办，后面800个人调查着呢”。
这一时期，申办一本护照，需要填写四份表格。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出入境管理处前身）留一份存底，另外三份分别交由户口所在地公安分局、申办人所在单位、申办人所在街道、居委会。当时被称为“内查外调”。
小组—车间—工厂，居委会—街道—派出所，中间任何一道环节卡了壳，护照就办不成了。“其中，单位政审是最重要的环节。”离休干部陈长淦说。
尽管“地、富、反、坏、侨”声名远播，绝大多数归侨选择了沉默，但野草却也在夹缝中苦苦求生。1963年，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年轻的助教就开始给北京市公安局“出难题”。
1932年12月17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赵惠恩于1954年返回祖国。9年之后的11月13日，他详细填写了四份申办护照的表格，将家庭情况、海外关系、社会关系、自身简历一一填写完整，其申请事由为：一、母亲今老患高血压及心脏衰弱症，多次来信及来电要我们夫妇回去见最后一次面。二、父亲已于1957年逝世，留下一笔遗产，需要回去处理。其中一项牵涉到印尼土地法问题。父亲用我的名字建了一间房屋，这件房屋的土地也是当时购买的。根据印尼颁布的土地法令，外侨在印尼的土地必须在1964年3月以前办理转让给印尼籍公民，否则将取消土地所有权。
赵的申请未被批准。两年之后，他再度申请去港（印尼当时正在排华无法入境）。这一次，北京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部提交了《关于赵惠恩申请去香港的请示报告》（（65）局户签字第1021号）。报告中说：经查，赵惠恩有以下几个问题：
◎其三姐赵群娇，1952年由印尼回国求学，在上海同济读书，曾有“不当言论”。1957年整风时，因罢考政治课被批判，对我心怀不满，1958年去港至今未归。
◎赵群娇与国内政治情况复杂的人关系密切。
◎申请理由不实。赵惠恩思想落后，好逸恶劳，怕艰苦，怕在农村劳动，不愿在国内工作生活，三姐千方百计拉拢。
◎掌握一定机密。赵在原子核系任助教，部分课程内容是参考所内工作内容而制订，属秘密级。
据此，报告“拟请科大党委负责同志对赵讲明，香港是个坏地方，赵身为原子核系助教，去港对个人和国家均不利”。
申请被二度打回。1969年后，赵惠恩在印尼的亲属分别致信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求放行，依旧未果。
2009年9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罗爱玲抱出有关赵惠恩的卷宗时，发黄的卷宗已有200页之巨。
当天晚些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赵宏宇在户籍网查询栏里输入赵惠恩的名字和生日，已无任何结果显示。
单程证
上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之时，赵惠恩想出去，黄俊坚想进来。
1965年，18岁的黄俊坚从印尼经香港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州华侨五校就读。报到的当天，在派出所民警前来做户籍登记之后，黄的护照被带走，再未归还。
3年之后，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黄俊坚被分配到海南岛万宁县中兴华侨农场务农。在这座军区农场里，黄俊坚的工作是割橡胶。
橡胶水有一个特点，气温稍高之后就会自行凝固。华侨们别无选择，只好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先吃稀饭，然后步行约一小时去工地割橡胶。现在的橡胶工，一般每天要割一两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黄俊坚当时每天要割五百株。
很多华侨的母亲前来探望，发现自己的孩子面色苍白，她们回到香港等地就开始“造舆论”。
一边想出去，一边不肯放，死结却因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解开。据国务院侨办秘行司原司长陈长淦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处长陈水珠回忆，尼克松访华期间曾经提出质疑：来去不自由。
政策开始松动。从1973年开始的两三年间，大批归侨离开大陆，通过香港设法回到出生地与家人会合。政府方面的原则是：除了有重大政治问题并掌握机密的归侨，只要提出申请，就一律给予放行。
放行的凭证，却并非护照，而是兼具护照功能的一张薄纸－－单程香港通行证。1973年6月，黄俊坚提出申请赴港，7月获准，8月27日抵达香港与父亲团聚。他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顺利抵港，除了大气候的因素，也与父亲在香港一直帮助大陆做转口贸易有关－－闭关锁国的大陆，当时只有香港一个窗口面向世界。
很多人劝陈长淦和陈水珠也一起走，夫妇俩没有同意。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大批归侨抵港之后，无法获得印尼等国签证，进不得；单程香港通行证已经锁死了返回大陆的通道，退不得。进退维谷之间，不得不滞留香港。
时至今日，当陈长淦夫妇到香港时，仍有滞留香港一生的老友聚在一起唏嘘当时求生之艰难。
1974年，新中国第6版护照推出，封皮上护照二字从前5版的繁体变成了简体。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
10月2日，他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他还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陈长淦和陈水珠听了，顿觉春风扑面。在他们的记忆中，胡耀邦在1981～1985年连续就调整出入境问题作出指示，口径一再放宽。以至于陈长淦和陈水珠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动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1981年，女儿的梦想成真，远在印尼的爷爷负责每年3万美元的求学费用。
女儿的护照被拖了两个月，但在夫妇俩看来，比起之前的几十年，这已经很不错了，起码没有人再为此上纲上线。
1984年，陈长淦一天之内连升三级，从国务院侨办副处长直升为秘行司司长。2009年秋天，他回忆往事时感慨满怀：“侨务工作要我们这些归侨来做才好，之前却总是得不到信任，领导不敢委以重任。”
1985年之后，来公安局办护照的人明显多起来。这个时候，办理护照的表格，已从4份减为2份。市局存档的一份不变，原来由单位、街道政审的程序，现在通通交给分局负责了。因为人多，位于东交民巷36号的外事科开始显得“庙太小”。这间区区十来个平方的平房里，每天都要接待数百人，而接待员只有两名，后来接待员增加一倍，仍然无济于事。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九版护照，已经使用了防伪技术，只是技术相对简单，在头像上盖个钢印，内页为天安门水印图案。
“当时里面还都是人工手写的，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什么复印件，在办证窗口，接待员先要核对各个证件，对好了，盖个章表示已核对。后来接待量越来越大，接待员一天下来累得头晕眼花，有时候没看清门牌号，晚上还要给人打电话问你家门牌号是1还是2。钢印特别沉，一天两三百个盖下来，手累得哆嗦。领导也要一本本签字，一天到晚签字，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领导签字签到手得了腱鞘炎。”李爱萍回忆说。
每天晚上外事科关门时，总得出动3个壮小伙，前面两个连劝带推，让排队的人退到大门外，门里的小伙趁机关上大门，对外面喊：“明儿再来！”外面的人说：“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号！”
1988年，陈长淦年届58岁，已接近离休。侨办的政策是，归侨干部可以出去探亲一次，单位负责报销北京至深圳的费用。陈长淦在一天之内，就在单位走完了政审的程序，人事部门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分别在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而他办理护照和前往新加坡的签证也一路绿灯。
1988年10月25日，仍然无法入境印尼的陈长淦抵达新加坡，住进友人家中。一个星期之后，年近九旬的父母从雅加达飞抵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迎候的人不少，老父已经认不出40年不见的儿子，一迭声喊道：“谁是长淦？长淦在哪里？”
看着已经有些直不起腰的父母，陈长淦未语泪先流。
申办护照的滚滚洪流
就在陈长淦与父母团聚的同时，陈水珠也开始着手准备赴美探望女儿。申办护照过程中，她趁机了却了一桩38年的悬案。
1952年，当母亲廖含笑也返回大陆定居时，陈水珠专门问母亲：我是不是叫陈瑞珠？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母亲禁不住笑起来，说：你叫水珠，生在荔月（也就是农历六月）初二。
陈水珠又问：哪一年？母亲回答：你今年虚岁19。此时，陈水珠方才明白，自己两年前把虚岁当成实岁，写在了自己的也是新中国的第一版护照上。她马上查了农历，知道荔月初二是那一年的7月13日。
直到1988年11月19日，陈水珠的护照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
这一时期，高校的教师外流加剧，以至于教育部不得不在护照申办上追加了一道门槛：高等教育培养费。但据李爱萍回忆，这仍然难以挡住申办护照的滚滚洪流。
此时，苏东已经发生剧变，中国国营轻工企业积压在库房的商品一下子在苏东找到了销路，每晚熬夜排队的主力军也从留学生变成了“倒爷”，到后来，已然是“一表难求”，有人专门以倒卖护照申领表格为生。有朋友对李爱萍说：“你们屋里的一张表，一块钱卖出来对吧？在外面能卖50块。”
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护照越来越紧俏，作假的也就多了。有人就把护照卖了，1万块钱一本，换个头像，加个封膜也不难。护照的防伪技术面临考验。
1994年，北京启用92版的护照，这个版本的护照就基本不用手写了，全是打印。出入境管理处也开始用上电脑了，弄来电脑后，警官们集体培训，临时工也得上课，学习电脑设计的模块，大伙儿称之为“文盲普及式教育”。培训了两周就上岗了，很多人打字都没练熟，手忙脚乱，年龄偏大的老同志戴着老花镜使劲在电脑屏幕上找：“这个号在哪？那个号在哪？”
那时电脑也跟不上出国人数的增加速度快，崭新的机器，没几个月坏了一批。买的打印机一天到晚不停打，当时用的针式打印机，吱吱的声音，工作人员就一天到晚不停听，听得人都受不了了。那时候还有一些程序，比如贴照片，盖章，审批意见还要有人工填写，工作量还是特别大。
1992年，出入境管理处告别了东交民巷的平房，搬进了新建的办公大厅。没过多久，地方又不够用了，只好再搬到警察博物馆，直到1998年，才最终搬到位于北京市北二环东路的办公大楼。
2000年，北京启用97版护照，也是新中国60年来的第十三版护照。这个版本的护照比以前大大改进。印钞技术被引入，伪造护照从此很困难。而且页数多得多，变成了32页。照片用数码扫描，本人必须亲自来，带上户口本、身份证，而且户籍网也和出入境管理处的办公系统连接上了，核对证件鼠标一点就好。
2003年9月1日，因私护照进入按需申领阶段。普通市民只要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公安局就没有理由拒绝办理。
2009年9月15日8时20分，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北二环东路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还有10分钟开门，一楼大厅的门外只有寥寥十数人等候。出入境管理处民警说，这里面的人，多数是为其他业务而来，例如外国人续居留。为因私护照而昼夜排队的情况，现在已经绝迹。
转自《老衲读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