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病人 YMCK10252019-12-09 18:45:56
朝鲜战争病人
－－作者：邓娟、卜昌炯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6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数十万中国军队里曾出现过一支精神病治疗小分队。虽然不到10个人，却意义非凡。
同样鲜为人知的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约1000名精神创伤患者被转往后方接受漫长而细致的治疗。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久治不愈、找不到家人而不得不在医院终老，60年后，已很难找到幸存者。
因为战争而引发的精神疾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被忽视的话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才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加以研究。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曾把它写进小说。他在1969年出版的《五号屠场》中，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还原了自己二战时的亲身经历以及由此落下的巨大心理创伤。战争带给他的痛苦几乎毁掉了他战后的正常生活，就像他在小说中所言：“即便战争并未如冰川般接踵而至，仍然有无尽的赤裸裸的死亡。”
而在中国，则要到1980年代后才能见到零星的以战争创伤为主题的论文和相关研究。即使到今天，当“越战后遗症”、“海湾战争综合症”几乎成为一种流行词语后，我们也鲜有总结出“抗日战争后遗症”或“抗美援朝综合症”一类概念。由此可见，当年向朝鲜战场派出的这支精神病治疗小分队是多么超前。
作为这支队伍的副队长，现年（2013年）已94岁的薛崇成向记者讲述了战地医院里那些隐秘而难忘的往事。
为了抚慰远在朝鲜战场的军人，美国官方会有劳军演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关心战士。图为1951年6月9日在韩国洪川，第92工程探照灯公司的人聚精会神欣赏着Yodeler Elton Britt在骆驼商队期间的综艺节目
60年来，痛苦只有死亡才能带走。
1952年，长春第18陆军医院精神科病房内，伴随一声咬牙切齿的大喊，躺在床上睡觉的一名志愿军病人猝然直挺挺地坐起，手臂上举。61年过后，当年的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第5精神病队的副队长薛崇成仍然记得这幅画面。
（2013年）6月28日，离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4岁的他向记者讲述了那些他在战争后方接触过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他们从猛烈的美军炮火中死里逃生，却总是恨不得马上消灭美国的样子。跟其他精神病人不同，听到号令，这些士兵仍然表现出一种“军队的纪律性”。薛崇成有时用“政治教育”制止他们吵闹，并屡试不爽。
但再强大的精神指导，也未能阻止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的余生中被痛苦反复折磨。
治疗
通电后，那些亢奋的战士像癫痫发作般抽搐，陷入短暂的意识丧失，然后慢慢转醒
在1952年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地精神科医生前，薛崇成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工作，这是当时全国第一家公办精神病医院。那年春天，他乘坐一列绿皮火车在军乐声中离开南京。32岁的他穿着志愿军黄绿色军装，左胸上佩戴蓝底白字的“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胸牌。
薛崇成所在的南京志愿医疗团第5批第5队，又叫“精神病治疗队”，共有七八名精神科医生。
两天后他们抵达长春，第5小分队编入志愿军第18陆军医院32队，先行抵达的首批南京医疗团在这里建立了精神科。
“南京这个队是全国各地抗美援朝医疗团唯一的一个精神病治疗队”。2013年6月28日晚，北京团结湖某小区一个空间局促的两居室内，薛崇成说。
1941年，他22岁，和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第5队队长陈学诗、第一小队队长伍正谊、第二小队队长陶国泰，都先后在美国教会所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学习，师从中国神经精神科奠基人程玉麟。伍正谊、陶国泰还曾赴美国进修精神病学，薛崇成则表示他在国内获得了美国纽约州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接受西方精神病医学教育时，这批中国精神科医生也许未曾想到，不久后，他们将和他们师从的国家在战场上再次相逢。而在当年的课堂上，薛崇成也还未从美国教师那里听到战争引发精神疾病的知识。
虽然不像前线护士们经历的那样“有点生死未卜的味道”，在长春，危险也如影随形，城市上空有美军飞机盘旋，街道上的行人听到警报就得钻进防空洞躲避。
伤员如流水般从前线输送到野战医院，“精神病人也很多”。
此前的冲锋者陷入精神混沌，有的士兵身上还同时负有严重的枪伤，薛崇成所在的精神科设了200张病床。
对这些刚在战场上遭受心理重创的战士，精神病队采用两种治疗方式：一种是给病人注射胰岛素；另一种针对症状较重的病人，采用电休克疗法。
“机器没多大，跟个打印机差不多，两根电极，给病人脑部通电”，94岁的薛崇成比划着。通电之后，那些亢奋的战士像癫痫发作般抽搐，陷入短暂的意识丧失，然后慢慢转醒。
治疗机器是小分队到长春后造的。薛崇成说，除了缺乏专业的治疗仪器，这支精神病治疗队的医生对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也缺乏应对经验。
这种困惑同样存在于他们的对手美军之中。直到1980年代初，跟“创伤”有联系的术语PTSD（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才第一次在医疗和精神病学领域中提出，原因是越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大量患有心理创伤的老兵。
而真正“创伤理论”的出现则要等到1990年代。卡西·卡鲁思在她的名作《体验无法言传》一书中将创伤描述为“对无法预知、无法阻挡、无法掌控的激烈事件的一种应激反应。这些事件会以在脑海中多次浮现、噩梦以及其他形式得以再现”。
对薛崇成来说，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至今仍然是尚未明了的研究课题，发病原因除了“恐惧战争、害怕死亡”的一般性认识，一直未有更进一步的论断。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者朱继光也描述过精神病小分队在开始治疗时遭遇的困难：队员们“不了解部队情况及部队工作”，临时培训的其他医护人员也“没有治疗精神病的经验”。
经过苦心研究，薛崇成他们渐渐摸索出适用于部队精神病人的心理治疗方法：带着伤员读报纸、讲故事、缝袜子，举办娱乐活动。即便在60年以后，这套治疗方法仍然行之有效。“现在治疗精神病患者，也用画画、做手工等这些方法，抚慰他们，让病人和社会生活衔接。”薛崇成的学生杨秋莉说。
南京医疗队半年一轮换，薛崇成却在野战医院待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有的病人经过两三周就治愈回到战场，有的病人则花了两三个月，还有一些士兵的症状在他离开长春时仍未康复。
由于朝鲜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志愿军战士在肉体受到创伤后有时还会遭遇心理上的重创，但专业医生稀缺，志愿军庞大的伤员群体很难保证都能得到有效的心理救治。
1951年参加西南志愿医疗队的整形医生王翰章，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志愿军战士遭遇生理、心理双重创伤后的极端案例。
王翰章在长春市郊野战医院开设病房的第二天，20岁的伤员金汉奎被从其它医院转送过来。他是个北方汉子，高大魁梧，被凝固汽油弹烧伤。
“他很清醒，还跟我说话，但耳朵、鼻子没有了，双手只剩下手掌，脚也只剩下脚掌，双眼上下眼睑外翻，眼球完全暴露，嘴巴挛缩成了鱼嘴一样，只能用管子吸食流质。”将近半年时间，王翰章一共给金汉奎做了4次整形手术，“受伤后，他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模样，每一次手术后他都多了一份希望……说伤好后就回去结婚。”
但最后，无意中从卫生间的玻璃上看见自己模样的金汉奎，在发出一声嘶喊后，撞破窗玻璃从3楼跳下，闻讯赶到的护士只抓下了他的衣角。
朝鲜战争的双方虽都不承认失败，但谁也没有胜利：战前朝韩以美苏协议的“三八线”为界，战后仍以“三八线”为界
转移
陈微已经记不清接收第一批志愿军精神病人的细节，只依稀记得，被卡车运来的他们穿着破旧的粗布军装，表情呆滞
1951年7月10日，中国、朝鲜代表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在此期间，大量受到战争心理创伤的士兵从东北三省向内陆转移。
“由于前线的野战医院规模有限，上级在1951年决定，志愿军精神病人要回到各省去治疗，但当时山东没有精神病院，所以省委就决定要在济宁的戴庄建一所精神病院”。八十多岁的陈微告诉记者。他曾是山东省济宁市戴庄精神病院院长。
1951年，命令下达后，当时在山东医学院工作的他和另外两名同事，被派往北京大学医学院进修。
如今，这所医院的官网记录着当年的简略过程：第一批志愿军精神病人的收治时间是1952年9月27日，共有54名伤员。从时间上推算，此时距战争双方签署《朝鲜停战协定》还有不足1年时间。
医院距离济宁城区4公里，是清代画家戴鉴的房舍，至今任然回廊环绕、小桥流水。之后来华的德国传教士在这里修建起了钟表楼和神父楼。
那些行为古怪的人陆续住进这里。一些人闷闷不乐，孤独地躲在墙角；另一些人则爬上两层楼高的天主教建筑，隔着铁栏杆打打骂骂。附近的村民把这两种病人分别称为“文疯子”和“武疯子”。
现在，陈微已经记不清接收第一批志愿军精神病人的细节，只依稀记得，被卡车运来的他们穿着破旧的粗布军装，表情呆滞。
“1958年济宁有了火车，病人一下火车，政府就派人直接用汽车接送到戴庄。”尽管当时经济困难，地方上仍优先为志愿军病人提供车辆。
此后，戴庄也开始收治地方上出现精神症状的普通军人，吃住都和从战场回来的患者一道。尽管平时他们看起来区别不大，但在发病时，那些喊着“冲杀”和“消灭敌人”的志愿军病人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
在戴庄，志愿军病人最初所住的病区是平房，每间大概30人，中间的院子作为活动场所，一些症状不严重的病人还可以出去放风。陈微说：“外面不远就是农村，我们经常领病人去芦苇地散步、郊游，饭也带到芦苇地吃，病人很喜欢。”
这里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工娱疗法”，就是工作加娱乐，陈微说，娱乐项目包括听音乐、学唱歌、教打球，还组织病人开运动会。病情稳定时，他们被组织起来编筐子、篓子，做草纸，还能种地、烧蜂窝煤。
在这里，患有战争心理创伤的志愿军士兵跟医护人员关系亲密，一些病人洗头、洗脚、剪指甲都由护士完成，“大夫还给他们理发，女病人来了例假也是护士帮换卫生纸”。
主管医院宣传工作的王圣侠说，那些年戴庄接收的志愿军人数已经无法统计，而一些从其他地区医院转来的士兵因为没有档案，连姓名都无法得知；另一些病人的档案则在医院后来几十年的变迁中遗失。据1984年入职的医生赵万利回忆，1980年代末期精神病院还有七八十名志愿军病人。
这些被送往戴庄的志愿军士兵下落各异，一些人经过治疗康复，被亲人接走；无家可归的交由原部队所在的民政局安排，但仍有部分士兵的精神创伤至死都未能痊愈。
档案
他随手捡起一本士兵证，发黄的照片和纸张粘连在一起，一用力就会破碎的样子
据报道，参加朝鲜战争的300万中国志愿军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包括约1000名精神病患者。60年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离世。
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当时的接收医院之一。战争结束后，共有417名志愿军精神病患者被送往这里，最后留在医院终老的有146人。2010年夏，记者毛剑杰前去探访时，仅剩下75岁的蒋振娟、87岁的胡久昌和另外一位身份存疑的士兵。
他们和其他精神病人混住在一起，除了少数护士和医生，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们的具体身份。
医生、护士对他们也所知有限，除年龄外，仅知道蒋振娟家在江苏泰州，之前是部队的一名卫生员；胡久昌来自哪里则是个谜，身上唯一的标签是“志愿军炊事兵”。
当时，胡久昌病情危重，已不能说话，“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蒋振娟情况稍好一点，但也无法与人交流，每次问到年龄，她都回答说“17岁”，为此，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
毛剑杰对3年前的探访细节仍历历在目：“窗明几净的病房里，胡久昌老人当时已经肺部感染插管，卧床不起，看样子不久于人世。蒋振娟健康状况尚好，满头白发的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地摆弄着衣角，偶尔抬起头来，能看到她歪斜的嘴角有口水滑下，她却全然不知……”
这些人的发病原因已难找到准确答案。毛剑杰转述医生们的看法说：“像蒋振娟这样的卫生员，最有可能是见到了太多的伤员和血淋淋的场景，导致精神不堪重负。”
随着医院多次搬迁及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这群志愿军病人的病案记录也逐渐遗失，很多人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不清。
他们在医院顶楼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一些士兵的档案，约有100份，装在牛皮纸袋中，静静躺在一个没有完全封闭的“一抹一层灰”的纸板箱里。部分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另外还有十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拨开一看，满满一箱档案卷宗：退役证明书、士兵证、病历……随手捡起一本士兵证，内页都已经粘连、纸片发黄发脆，一用力就会破碎的样子。”当时和毛剑杰同去采访的摄影记者蔡怀光向记者回忆了3年前初次发现这个档案箱的情景。
在他看来，这是“一处久为人忘的所在”，如果不是有意寻找，可能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人问津。“工作人员拿抹布擦了擦，双手捏着纸箱的边缘，来回拿了三趟。一倒，一堆证件摊在桌上，三箱倒完，眼前一座小山。”
翻开档案袋，里面的材料多寡不一，大部分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里面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这些档案中的老兵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一位中国医生曾回忆过士兵遭遇汽油弹伤害后的恐怖场景：“凝固汽油中还有许多化学助燃剂，有些还加了白磷，在人体表皮燃烧后会残留大量剧毒的化学物质，通过烧伤创面的开放性创口进入血液，造成伤员血液中毒。烧伤面一般呈酱紫色，或者蓝黑色。烧伤及中毒的双重伤害，使得伤员在清洗伤口发出的哀号使人感觉身在地狱。”
在一战中，英军将战场中发生的应激伤害称为“炮弹休克”，形象地说明了枪、炮、地雷等武器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对官兵心理的影响。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1951年8月，韩国北华川，美军牧师Kenny Lynch为第三十一团服役的士兵进行传教。此举能在很大程度上抚平军人的心理创伤
青春
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他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清理、翻拍这批档案，逐一阅读筛选，“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更多的个案，其中我们找到了蒋振娟的士兵证，里面有她17岁的照片”。
正是通过这些残存的档案，毛剑杰知道了马玉堂、洪朝林、吴曾规三个人的故事。
马玉堂曾是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从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的马玉堂一开始就流露出强烈恐战心理。一次高地阻击战时，面对对方凶猛的炮火，他吓得躲进了防空洞里，结果被副排长强行拖出。自此以后，他产生了厌战的情绪，逢人就讲：“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
发展到后来，他开始绝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并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一次，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不过他的这种自杀行为并没有引起重视，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直到1955年5月，马玉堂的“精神分裂症”才获得确认，退役后他被送往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洪朝林则是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的一名弹药手，入朝作战时，不幸被美军俘虏。“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审查记录里，洪朝林如此表述。
在战俘营里，带着国民党旧军人履历的洪朝林再一次被打上了“国民党”印记：美军心理战部队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他们在志愿军战俘身上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未能幸免。
1953年8月，作为被遣返战俘，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及失常的心理回到国内，最初被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后又辗转到湖州三院，于1959年1月病故。
由于“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的经历，洪朝林死前至少遭遇了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和30多页供述材料。毛剑杰说：“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根据档案上的地址，毛剑杰还到浙江省浦江县洪朝林的家乡进行探访，得知他“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邻居透露，洪朝林的母亲很多年前以为“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曾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
吴曾规是这批病人中少有的“学生兵”，中学还没毕业就主动报名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他的姐姐吴玉华认为，“胆小怯生”的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作出这个决定的。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大脑神经严重受损。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后，他被转往湖州三院继续接受康复治疗。
直到1956年，吴曾规家人才打听到他的下落。两年后，吴曾规病故，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他们的发病原因，除吴曾规是由于受到物理伤害而导致的后遗症外，马玉堂和洪朝林一般被认为是“战争应激反应”。这一概念成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大量的神经精神减员的回顾性研究之后，并在二战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其症状被描述为：夸大的惊骇反应、记忆损害、睡眠障碍、战争噩梦、无目的动作、理解执行命令困难等。还有一些并不具备典型的精神症状，而是以酗酒、物质滥用、违反纪律等行为异常为主要表现。
事实证明，很多战场短期应激反应症状，或恐惧或狂躁或条件反射式的应激状态，在及时发现、进行心理辅导后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包括汶川大地震中的灾民、救援者，许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但也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成了终身不愈的顽疾。
1953年7月战争双方签署停战协议，中国志愿军归国部队受到热烈欢迎
骨灰
最角落的一个小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过，里面摆放着几十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战士的骨灰
像马玉堂、洪朝林、吴曾规这样留下详细病案的只是少数，更多人被时间湮没，人们只能通过残缺的档案、知情的医护人员及故乡亲友之口，还原和打捞他们的人生片段。
2010年，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也曾做过一次努力。在一部名为《志愿军精神病院》的纪录片里，他们把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位于张家口沙岭子的河北第三康复医院（原察哈尔省军区疗养院）。
和湖州三院一样，这里是国内几家专门收治精神伤残志愿军人的医院之一。从1950年开始，陆续有380名志愿军精神病人在此接受治疗。到2010年时，仅剩下了一名85岁的叫王洪恩的老兵还在此治病。
已退休的老护士长李文茂是凤凰卫视纪录片里的主要受访者之一，1962年就在此工作的他，对相当一部分志愿军患者都了如指掌，讲起他们的故事绘声绘色。
“有一个叫马光耀，一发怒就咬自己，把自己两只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没办法就捆在床上，捆在那儿他还这么咬……还有一个叫李海荣，常年不穿衣服，晒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儿站着。赵桐风他要犯了病就可厉害了，又打又骂，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床上，扔到墙上，抹得哪儿都是，故意折腾你。”
当时在沙岭子康复医院接受治疗的，有普通战士，有高级军官，还有身挂勋章的战斗英雄－－前面提到的赵桐风便是其中一位。参加解放战争时，他曾因只身击退数十名国军而获得“孤胆英雄”称号；朝鲜战争爆发后，身为侦察连副连长的他再次大显身手，屡建奇功，最终荣获特级战功。
1954年战争结束的时候，赵桐风却突然发病，“他每天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医院诊断上写着“极度偏执狂，不合作治疗，绝食，战争妄想，幻听幻视症状相当严重”等记录。
李文茂说，这些人有的整日癫狂，有的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的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和任何人交流，但是在列队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非常自觉地排列整齐并且高声报数。
他对这些士兵的行为描述跟创伤经典理论相符，在创伤经历之后，受害者经常表现出诸如压抑、呆滞、心理麻木等症状。在反映二战著名大屠杀－－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创伤心理小说《五号屠场》中，小说作者冯内古特笔下的主人公比利就被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创伤所深深地影响着。
这些身患战争心理创伤的志愿军士兵在生前也都遭遇了极大的折磨，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心灵上的创伤仍反复向他们袭来。
如今，沙岭子医院已取消了当年的半军事化管理，新增了儿科、妇科、内科、外科等门类，许多当地市民都在这里求医看病。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收治过数百名志愿军精神病人。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安静地躺在医院的一处角落里。那里铁门紧锁，里面是老兵们曾住过的病房和列队、晒太阳的操场，已经长满荒草。其中的一个小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去过，那里摆放着几十名在这里死去的老志愿军战士的骨灰。
时光
无论是当年的医生还是病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跑不过时间
朝鲜战争结束60年后，寻找当年的志愿军精神病人和医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跑不过时间。
6月26日，记者向湖南常德市精神病院询问曾在此疗养的志愿军精神病患者凌小云。医院办公室已经想不起那位志愿军女护士。一番查询之后，医院办公室的男医生声音低沉地回复：“是有这么一位病人，但她几天前刚刚去世。”
张家口沙岭子医院、济宁精神病院情况类似，当年的老兵幸存无几。
早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精神科的医生更鲜为人知，只有一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江苏南京志愿医疗团》的材料寥寥数语提到“精神病队”。事后的采访证实，这指的正是那支从南京派出的精神科医生队伍，也是全国抗美援朝医疗团中已知的惟一一支治疗精神病的队伍。
当年的南京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第2队队长陶国泰，如今97岁，患有老年性痴呆，孑然一身，甚至来不及将他的那段经历告诉后人。
只有94岁的薛崇成还能忆起这支精神病治疗小分队的大部分细节。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的他，在晦暗的灯光下准确地报出了一个个老队员的名字。
他至今保留一张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博士毕业时的黑白照。照片上，读完7年医科的29岁的薛崇成，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博士帽，仪表堂堂，这是老人青春岁月的美好见证。那时他们师兄弟10人师从程玉麟先生研究精神病学。
“老大王慰曾；老二刘昌永；老三伍正谊，林伯渠的女婿；老四陶国泰，他是国民党行政院一个官员的女婿……我排老十。”薛崇成说，“前面9位同学即是师兄，又是老师。”
“现在，伍正谊死了，陈学诗死了，谭诚也死了……”每说一个名字，薛崇成都像与所有往事进行的一次告别。60年后，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些默默发生的痛苦和死亡，已经快被忘光了。
转自《老衲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