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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武汉肺炎事件，事发之初，中国官方确实反应有所滞后。这种迟滞，既不能完全怪罪武汉当地政府，也不能归责于中央疾控中心，而是体现了这个体制确有僵硬一面。但在疫情确认后，官方的措施有力，体现了这个体制“强控制、高集中”的优势，所以英国BBC评论称：幸好疫情发生在中国，如果是其他国家，难以想像可得到如此有力控制；亲临疫区的世卫专家，也对中国措施的力度极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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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是完美的，凡体制总有长有短、有利有弊。你不能要求一个体制既有集中的优势，又有自由的好处；正如你不能指望一只鸡既能像母鸡一样下蛋，又能像公鸡一样打鸣。应该选择公鸡还是母鸡？
这取决于社会当前的迫切需要。社会需求有着先后顺序，一般而言，一个社会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温饱，然后安全、稳定，接下来才是精神的丰富性。并不是说一个时刻只能有一种需求，而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需求的优先性排序不同。为什么香港问题缠绵难解？
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香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二者对不同需求的优先性排序不同，所以他们对是非、对错、好坏的判断标准也不一样。不同于大陆还处在“奔小康”阶段，香港早已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对于大多数香港人而言，物质、稳定已非第一需要，他们更重视精神自由。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分歧由来。大陆希望向香港揭示：物质成就并非只进不退，而是需要用心守护，否则，跌起来很快、很痛——可惜，这种观点不经切身体验，难以深入人心，尤其是对于年轻人。
回到武汉疫情，选择不同体制，只是为疫情的控制确定了基础条件，问题的真正解决，还赖于对病疫的直接作用。在针对性疫苗和特效药缓不济急，而疫情本身可能呈更大规模扩散之势，全国乃至全球人类可能陷入更多危险的严重时刻，中国官方有必要解放思想，突破固有思路的限制，一切围绕“抑制疫情”这一迫切目标，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其中包括，可邀请对治病、救人有着众多成功案例的气功家严新回国止疫。
建议邀请严新回国的理由是，对于大规模的公共危情，严新曾有过成功解决的完美案例。1988年5月，辽宁省全境发生严重旱灾，预计可能造成农业减产二百多亿元，这在当时是重大的灾难和损失。更严重的是，根据气象部门预测，辽宁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降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辽宁省省长李长春、及前省委书记郭峰到北京找中国气功理事会理事长张震寰，邀请严新去辽宁做气功降雨实验；李长春和严新谈了通宵，负责抗旱的林森副省长也通过电话再三表示邀请。
当时严新在北京，通过电话接受了邀请。结果放下电话才一个小时，沈阳开始降雨，朝阳开始降雨。第二天严新到辽宁，两天之内，辽宁全境，每个市、每个县都降雨，而且不同地区降雨量有多有少，完全符合抗旱指挥部的需要。当时抗旱指挥部曾制定“丢西南，保东北”预案，结果东北降的雨就多，西南降的就少。降雨时间持续十天，完全解决了辽宁的干旱问题。为此，辽宁省有关部门给严新出具了书面感谢信。
当时，事件的全过程有新华社记者跟踪采访，《光明日报》也罕见地对此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令看到的人很惊讶（笔者就是其中之一）。事后，在反“伪气功”运动中，“反伪”人士和相关部门进行了长时间追查，但辽宁省参与降雨的相关人士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在种种压力下都没有改变“严新降雨”的说法。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气功热潮的推动者，气功家严新创造了不少奇迹。由于气功外气是在比量子更微观的尺度上发生作用的，现代科技手段尚捕捉不到其发生作用的过程，所以，对于严新气功外气实验的意义，科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是，气功外气实验的结果是清晰的，且经过了很多次重复验证。反对者不是从事实本身，而是从现有理论、甚至意识形态出发进行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从以往事实看，一般微观领域的实验，严新自己可以直接完成；但涉及到大范围宏观事态的改变，似乎还需国家名分的加持。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有必要正式邀请严新。这对于政府而言，不费纤毫之力（意识形态方面的顾忌，可解释为一次文化活动，反弹很小）；但对于灾情中沉浮的民众而言，则可增加一线之机，何乐而不为？
由于任何体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没有一种体制可以单凭自己就能很好地应对一切难题。这也意味着，好的体制必须具有足够弹性，能够容忍、采纳自己主线之外的其他要素，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同时促使体制本身进一步完善。在这方面，中共曾经成就斐然。旨在团结体制外一切可团结力量的“统一战线”，一直是中共的制胜法宝，“抗日统一战线”曾经帮助中共取得胜利，现在，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顺势建立“抗疫统一战线”，以此团结人心、整合舆情，甚至可能增加世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扭转一些异见者、立场不同者的看法，拓宽自己的执政基础，将坏事变成好事。
当可预见的反弹很小时，能不能暂时放下意识形态的包袱，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迈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抗疫的一步，似乎是对当下中国执政者执政能力的又一次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