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和胡传魁：儿子眼中的“胡司令 YMCK10252020-02-04 17:25:40
《沙家浜》和胡传魁：儿子眼中的“胡司令
－－作者：余光、天晟、一水
胡肇汉
上个世纪70年代，当电影《沙家浜》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靠兵变成了“胡司令”
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形象截然不同，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性格粗野、态度蛮横，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目如鹰隼、眼含杀机，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的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
在京剧《沙家浜》里有一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的唱段，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唱词里提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胡肇汉也不缺钱。”
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在六支队任副官，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半路上他纠集旧部，突然站出来高呼‘支队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跟我来。’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也有称呼为陈味之）打死，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拉开枪栓，气势汹汹。部队不明底细，一时间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胖的相城后，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据说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然后发话，说他到这里是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纷纷认捐。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以及“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武装的崛起。“胡司令”占湖为王的日子才到了头。
1939年7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昊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但到无锡鸿山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回到阳澄湖地区。
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孺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并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酷刑。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昊县阳澄湖区区长。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没带妻儿一起去台湾
2010年春节前的一个午后。苏州一老旧小区住宅楼上的小画室里，胡中元正握笔作画。胡中元生于1940年，18岁时师从苏州工笔画画家张辛稼，擅画花鸟，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就是曾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胡肇汉的长子。
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有这样的唱词，“常熟城里办嫁妆去”、“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说的就是胡传魁娶亲的事情。现实中的胡肇汉，娶的老婆真的是“周翻译官的妹妹，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吗？
“我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又有学历，因此上门提亲的不断。”胡中元说，当时外公很有钱，在苏州和太平都有生意和房子，母亲是独生女儿，还上过初中。“直到嫁给父亲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出嫁，偏偏嫁给了他。”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钻进了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懵懂的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去他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台湾。
“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带着任务潜回大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带着任务返回大陆。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公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笔者辗转在吴江市找到了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抓捕胡肇汉时，谢德文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
当时苏州公安局赴上海抓捕的一共是5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3趟，才在一幢老旧居民楼的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7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于是，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谢德文回忆说：抓捕胡肇汉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报纸上写了个报道而已。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匪首死刑，立即执行。据说胡肇汉当时瘫软在地，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
但胡中元对于父亲最后的印象是：干净、精神、平静和米色长衫。对父亲被捕后两次全家团聚的场景。如今他仍然历历在目。
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当时的苏州司法机关，地点就在现在苏州的桃花坞大街东头一带。“当时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下午4点多钟，母亲带着我们4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很精神。父亲当时很平静地和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4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上海来。”胡中元回忆说。
胡中元和弟弟妹妹、母亲在关押父亲的司法机关住了3天，临走时被准许再见一次父亲。当时是在办公室见的，胡肇汉依旧长衫衣着，没戴刑具，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可能大家心里都已经心知肚明了。天气由炎热转寒冷，胡肇汉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一个比较称职的父亲
“不好了！先生出事了！”那一年寒冷冬季里，苏州临顿路东花桥巷拉黄包车的师傅冲着胡中元家就喊开了。胡中元说，这位师傅以前经常拉父亲外出，并尊称父亲为“先生”，那天他正好在拉车时看到了公审和行刑现场，飞奔回来报信。
“我们急忙坐车过去。结果还是去晚了，父亲已经被枪决了，尸体已经装在了简易棺材里。”胡中元说，“母亲当时就为父亲重新购买了棺材和衣服，还出钱买地，在现今朱家庄一带安葬了父亲，但是没有立详细的墓碑，毕竟原因特殊，后来随着历史的更迭和城市的发展，父亲的墓地也就找不到了。”
一位女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母亲卖掉了所有的金银首饰来过渡，几乎就到了去要饭的地步，后来再靠打一点零工补贴，到了1958年，母亲去世了，全家再次陷入了困境。”
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胡中元18岁，爱好绘画的他被苏州民间工艺厂招录为美术设计人员。每月能拿到50元工资，养活弟妹的重任也落到了他身上。
“或许在历史上和人们评价中。父亲会是一个汉奸或者土匪。但是在我们儿女心中，对他仍然是有另一种印象。”胡中元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父亲，他对子女们都很关心和爱护，平时带着孩子们到观前街闲逛和购买点心吃，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衣食住行都有具体要求，譬如坐姿要端正，出去做客要有礼貌，大人坐着，小孩子要站着，还有吃饭不能有声音……”
胡中元说，在他印象中，父亲胡肇汉不喝酒、不抽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练书法，“或许自己的绘画爱好也算是受父亲的一点影响吧！”
“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家里父亲的照片都烧光了。现在这张还是我从纪念馆里翻拍来的，希望能留个纪念，毕竟历史已经远去了。”
转自《老衲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