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行且谨慎 YMCK10252020-02-23 18:42:52
周志远1979
疫情不易控制，慎勿掉以轻心
群体总是非理性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世上的事情没有办法按照理性的原则去发展。如果人人都能以理性的态度去对待新冠疫情，这波疫情其实并不难控制。疫情的蔓延是我们为人类在理性上存在的缺陷买单，这个单我们还要继续买一段时间才能结束。
现在各地每天公布的数据应该是不再有隐瞒了，但是我国政府因为担心会引起民众过度的恐慌，一直不愿意坦诚一点的告诉公众，能被发现的传染病患者只是实际存在的患者的一部分，还有相当多的患者是我们发现不了的。他们携带着病毒，且有传染性。这些隐匿的患者，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一波新的疫情。比如武汉，保守估计还有四五万的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但是有传染能力的感染者。
我们身边并不安全，全国各地都不安全，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算是安全的呢？当全球新增患者为0的日子持续了约一个月，我们才算是从新冠肺炎的这波阴霾中走出来了。但是下一个冬季它可能还会再次造访，所以疫苗的研发是重中之重。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聚集的个人防护原则仍然要坚持下去。
很多人对它放松警惕了，一是因为数据越来越好看了，二是因为这个病的病死率不高。
它的病死率的确不高，但是从意大利和伊朗的病死率来看，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并没有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实际上，这个病毒到现在还是很稳定的。病毒本身没有发生突变，毒力也未减弱，病毒的致死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的病死率不高是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如果过一段时间大家对它麻痹大意了，有轻微症状时不能立即就医，病死率还是会飙升。因为从武汉的情况来看，很多患者是拖了几天就一下子成为重症患者的。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不过目前蔓延的势头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虽然日本和韩国的数据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以日本和韩国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他们是有能力在我国之前扑灭疫情的。
很多人可能担忧日本，指责日本政府处置不力，实际上日本政府的处置比我们各省拉响一级防控警报的处置方法更科学和理性，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也更小。不至于引发严重的次生灾难，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引发了严重的次生灾难的。这段时间不说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很多地区其他疾病的患者的病死率大幅度上升。
我们是前期反应不足，后期反应过度的典型。不过毕竟我们是疫源地，一开始时没有经验，反应过度也在所难免。现在各地复工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反应过度造成的。
新加坡现在蔓延的速度很慢，说明新加坡的卫生系统先进，而且政府的处置很理性和科学，全球各国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向社会坦诚各种情况，把新冠肺炎当流感来监控就对了。
真正比较难控制的可能是中东地区，这个战乱频仍的地区很难像其他地方一样井然有序的来处理这波疫情。好在人类的恐慌情绪是天然的防疫手段，现在全球人对新冠肺炎都很恐慌，只要某地有零星的疫情出现，人们就会自然的警惕起来，这个比口罩还管用。
所以再出现一个像武汉这样的重灾区的可能性不大。武汉市损失如此惨重是武汉市地方政府不作为，麻痹大意，不向公众示警造成的。如果及时示警，武汉也不可能发展到这么惨重的地步。
复工复产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导致人群聚集的旅游业和娱乐业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教育业要到疫情彻底结束一段时间后才能再恢复正常秩序，让学生们学会避险也是必须的生存教育之一项，不能因为太过功利而急于恢复学校上课。
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有助于疫情的防控，我们应该放开专家的言论自由，让专业人士去告诉公众真相，提醒公众预防潜在的无症状感染者。不必要为了政绩而遮遮掩掩，越是遮掩，越易失控。
我看各地政府还是存在维稳的思想，不肯向公众坦白，只一味的以乐观情绪去鼓舞人心，这很害人。我国的专家学者们不是外行，而是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不敢说实话。公众若不能了解实际情况，就只能采取错误的个人防护措施了，这对疫情的控制是很有害的。
是否说真话是鉴定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是已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李肇星先生赴任外交官之前，去见了自己的老师季老。季老送给李肇星先生一句话：“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季老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这九个字可能是他从自己的人生中提炼出来的“箴言”。
我国知识分子若能做到“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那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很多人是天天在说假话，说长了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想爽直一点，有啥说啥，不畏首畏尾的“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那就更难了。众所周知，我们的言论不是那么自由。
国父孙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比起孙中山先生当时的状况，我们国家现在算是很好了，但是我们的革命实际上也还没有成功，大家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宽容一切说真话的人的社会环境。
而缺乏这样的社会环境，恕我直言，无论看起来多么的歌舞升平，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法真正的国泰民安。总有大的危机潜藏在那里，某一天上天会来跟我们算总账的。
整个社会都不愿意容纳不同意见的表达者，不但政府如此，民间亦如是。各地政府喜欢报喜不报忧，老百姓也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说几句不中听的真话，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狂轰滥炸。
所以在中国，如果要做一个批评者，那得有十足的厚脸皮和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按照美国人的一种苛刻的标准，他们是把那种从不迎合政府的学者称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知识分子在我国还不多见，如果有，可能随时都会有危险。我们没有美国那样的保护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所以在中国要想做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得冒比美国同仁高很多的风险。
白居易有首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用于后人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盖棺定论很恰当。我们今天的很多衣着光鲜的知识分子，后人可能会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气节可言。在他们眼中，国计民生，大是大非，这些统统都不重要，靠钻营可得到的个人利益更重要。他们会迎合当权者，也会迎合社会大众，说各种媚上和媚俗的话。
不过任何违背真实的话，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扯淡。不但是扯淡，严重的还会害人害己。
对于这样的说假话者，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就能看到他们露出尾巴的那一天。
医生只有不慌不忙，才能治出最好的疗效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都太忙了，我也不例外。
很惭愧的说，早年我治疗的癌症患者的疗效，比现在要好。我的疗效并没有随着自己的临床经验的增加而提升，原因无他，因为早年我能非常从容的治疗病人。
那时候病人数量少，我能给予每个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病情的变化，乃至情绪的波动，我都能及时掌握。病人数量一多，就办不到了。
诊断疾病的能力，开处方的能力，我是比过去强了。但是这两种能力在治疗疾病上，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甚至因为不可避免的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经验丰富反而起反作用。
慢性病要用慢病管理的思维去治疗，医生得是病人的健康监护人，密切观察病人的每一个变动，及时处理病人的每一新发的症状，了解病人病况与情绪波动的原因，有时甚至需要对病人的心理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随时解开病人心中的疙瘩，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
多年前，我正是这样去治疗病人的。那时我的阅读量没有现在大，临床经验没有现在丰富，病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那时候我却有着十足的热情和耐心，去为每一个病人提供非常细致的诊疗服务，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查文献。所以虽然那时年轻学浅，但是治疗效果却很出色。
我早期治疗的一些癌症病人，尽管已经属于中晚期癌症患者，但是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生存质量，这与我当年给他们提供的非常专注的治疗与照料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年底，我停下来两个月，一边看书，一边沉淀一下自己，颇有收获。我最近几年的工作节奏太快，随着病人的口碑传播，知名度比过去高，求诊的患者比过去多，自己累得够呛，但是治疗疾病的疗效反而不如以前。这是很有问题的一种状态。
医生只有不慌不忙，才能治出最好的疗效。如果身边围绕着太多的追随者，自己脑子完全停不下来，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过度疲劳而处在亚健康状态，那么肯定会影响到自己思考问题和分析病情的能力，也会大幅度的减少为每个病人查阅文献的时间，最终肯定不可能治出理想的疗效来。
我们过度的强调医生应该慈悲为怀，应该有求必应，而忽视了医疗质量。医生这个工种，与其他工种没有两样，都得遵循“慢工出细活”的客观规律。超负荷的工作，压垮医生的同时，也对病人极为不利。
很多患者喜欢找求诊者盈门的医生看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医生经验丰富，治疗水平高。当我真的求诊者盈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样的工作强度下，疗效是很难保证的。
所以从2019年开始，我要逐步的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严控患者数量，为适量而非太多的患者服务，增加查阅文献的时间，增加阅读时间，增加自己的休息时间，把自己调整到一种不慌不忙的状态，从容的为每个患者提供基于慢病管理思维模式的尽职尽责的诊疗服务。
生命是无价的。诊疗一百个患者，死亡九十九个。不如诊疗十个患者，存活三四个。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在透支医生的同时，也没有对患者尽到应尽的责任。在这种仓促的诊疗模式下，治疗效果，固然与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关，但是更多的是碰运气。
我经常看到一些病历，连患者的实际年龄和基本状况都写错了，我父亲最近一次住院，住院医师甚至把他的性别都记错了。但是这些历史记录，却是其他医生了解患者既往的病史和诊疗史的重要资料，这种草率的诊疗，是很难保证治疗效果的。
美国的每个家庭医生，经常的服务对象是六百个病人。我们的很多医生，一个上午看一百多个号，一个星期看的病人，就达到了这个数目。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质量跟不上发达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从我实际的体验来看，我觉得一个肿瘤内科医生，能够承受的长期跟诊的病人数量只能是美国家庭医生服务对象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二三百人，再多了，就看不好了。
因为肿瘤病人相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说，情况要复杂，肿瘤医生比家庭医生的工作压力大，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精力要多不少。我看到有些医生写的书，以自己一辈子服务了几十万例病人为傲，这个很值得商榷。一辈子服务几十万人，诊疗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
古代因为交通不发达和人口总数不像现在这么多，每个医生治疗的病人，都很有限。即便是名噪一时的大医生，也不会像现在的医生们那样，一天要看诊那么多的病人。
有些学医人，治病几年后，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原因无他，学医时的理想是解决病人的问题，并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实际工作后发现，因为工作量太大，病人数量太多，疗效很差，自己身心皆疲，病人怨声四起，这时候就不能从这种职业中收获多少快乐了。
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在医院工作的医生们没有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的权限，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种状况无论是对医生还是对病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能把现在的临床医生的工作量大幅度的锐减一下，我觉得医生和病人的满意度都会提高不少。
我是一个不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的。过去的这些年，我更多的是不自觉的被过多的求诊者——有些甚至是与我长期研究的肿瘤无关的各种疑难杂症患者带了节奏，不由自主的进入到了一种过度忙碌的状态。
这也许也是职业历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人总是要在遇到困惑后，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人的理智不能被情绪左右。缩减工作量，提高诊疗质量，是我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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