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艾思奇的风雨人生
－－作者：散木
大众热读《大众哲学》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
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还曾是蔡锷的一位幕僚，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其兄长李生庄则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社长，创立有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并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下，艾思奇很早就接触到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期参与了由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下的“读书会”、“青年努力会”的活动，并开办义务夜校。当时他还与云南人的音乐家聂耳结为友好。
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冈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之际，大革命的失败使许多人热心于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问题，而日本更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一个中转渠道。在日本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是，艾思奇一边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一边大量接触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众多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还努力学习日语、德语，最终掌握了这两种外语，为他后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艾思奇除了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特别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他和当时中共东京支部所联系的许多进步的留日同学，共同学习和探讨问题，并参与进行社会调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遂毅然弃学回国。在上海，他开始从事哲学研究，而“艾思奇”这个名字就是他当年使用的一个笔名，意思是“爱好思考奇异的事物”。不久，艾思奇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后又在杜国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正式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道路。
当时“社联”出版有一份综合性的月刊《正路》，艾思奇相继发表了一些哲学文章。由于文章写得相当深刻，便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1934年，艾思奇又加入《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部工作。当时这家图书馆努力与读者产生互动关系，艾思奇也将自己的许多文章发表在《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里。后来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个专栏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的《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主编，艾思奇参与编辑，艾思奇的成名作《大众哲学》一书，就是先以《哲学讲话》为题相继发表在《读书生活》上的（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至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给艾思奇带来的巨大的声誉，此书在1949年前已印行了32版，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少青年读者在它的影响下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当年延安的诗人贺敬之曾在一首诗中这样吟诵道：“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肤施即延安－－笔者注)
可见当时这本哲学通俗著作是与《新华日报》、《解放》以及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活跃的肤施》并称，产生了共同的影响的。当然，对此艾思奇自己却十分谦虚，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他总是说：“当时以※※※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这也的确是《大众哲学》所以能够“走红”的一个历史背景。
延安的红色哲学家
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艾思奇奉命赴延安。
对于哲学家的艾思奇，※※※早就有所耳闻，而且※※※也是一位爱好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人，特别是对于革命领袖的※※※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建构中国革命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前提，于是，甚至是在长征途中，※※※也在艰难万险之余，不停地思考哲学问题。当时他的许多东西被迫丢失了，唯独一些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始终带在身边。到了延安之后，※※※相继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正在这时，他得知艾思奇来到延安，十分高兴，随即看望了艾思奇，并把自己刚写成的“两论”油印本加以签名，送给了艾思奇和吴黎平，希望他们阅读后提出修改的意见。此后，两人阅后提了一些意见，其中大多数都被※※※采纳了。
1937年的一天，※※※阅读了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还作了长达19页的摘录，并且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的认识。读后，※※※还致信艾思奇：
艾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
1938年1月12日，※※※又致信艾思奇：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
一月十二日夜
由此可见※※※对艾思奇的器重。※※※当时还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十分看重，他在此前的1936年10月22日特意发电给在外地的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后方的干部阅读，“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又在给当时他在苏联的两个儿子的信中，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也有一本《大众哲学》。甚至在建国之后的1959年10月23日，※※※在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在延安，艾思奇还与※※※有过共同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经历。当时艾思奇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教员，并在延安马列学院担任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在这些学校授课，于是他们一起研究和讨论哲学问题。当时艾思奇住的窑洞离※※※的窑洞很近，※※※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也去艾思奇住处聊天。谈话之余，他们觉得还应该扩大研究的规模，于是，1938年9月，※※※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为此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53期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这个“新哲学会”，随即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作为会员之一也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
193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当时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和讨论。为了适应学习的需要，艾思奇还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他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延安整风开始时，※※※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随即又召集艾思奇等人开会，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
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共七大，随即继杨松、陆定一之后任《解放日报》总编。七大确立了※※※思想是中共指导思想的地位，艾思奇也为此作出了贡献。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道：“我们可以从※※※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七大之后，针对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艾思奇撰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章，驳斥反共思潮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他还斩钉截铁地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除具体负责延安新哲学会等活动外，还在边区文协工作，并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和总编辑、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
在延安，艾思奇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还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他还阅读了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西方科学家的著作，并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为此他先后写了《怎样研究自然科学》以及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科学小品”等。当时他另外一个笔名是“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这些作品后收入《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与高士其等合著，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还发起组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与会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
在延安，艾思奇勤勉工作，他不以哲学家自居，从来不摆架子，待人热情、诚恳。至于他的讲课，更是从不以声取胜，而是侃侃而谈，旁征博引，因此他的讲课具有敏锐和深刻的内涵、严密的逻辑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被人广为称颂，人们也习惯称他为“艾教员”。于光远回忆说：当年艾思奇留下了许多“笑话”，如“有一个晚上，艾思奇开完会从窑洞里出来，不知道窑前有人挖了一条沟，不小心跌了进去，但他并不忙着站起来，而是躺在沟里想，‘这次我跌进去究竟是必然性的呢，还是偶然性的……’大家笑，他不笑，也不生气。艾思奇就是这样随和，没有一点儿官架子的人。同事们都很喜欢他。”据说※※※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好人，也是第二好人。”这是对他极好的一个评价。
风云变幻中的哲学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及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新中国的哲学界，艾思奇以其声望和影响，几乎成为能够坐头把交椅的领军人物，而在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艾思奇也十分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他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伴随着新中国建设的风风雨雨，艾思奇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
这一时期，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无限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和简单化处理，反对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做法。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开设了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等，并在他的指导下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等教材。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艾思奇还多次深入农村，参加实际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将之提高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加以分析。
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艾思奇在河南调研了9个月时间，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开封地委副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当时与艾思奇一起到河南的，还有中央党校教务长罗扬实、哲学教研室成员韩树英、艾思奇秘书吴秉元、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苗青等。其中，罗扬实也兼任了中共登封县委第三书记、韩树英兼任唐卢公社第二书记、吴秉元任唐卢公社宣传部副部长、苗青任《登封报》社编辑。他们除了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辅导农民学习哲学，并为“红专大学”的哲学教师讲解有关哲学的知识。艾思奇也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村教师和农民讲授哲学课。
时值“大跃进”年代，艾思奇作为一个下放干部，刚开始也深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并写文章赞扬过，但后来他逐渐摸清了实际情况，发现“大跃进”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主观主义的东西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又不是单纯能从基层解决的，因此他写信给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信中直言：“根据实际情况看，过高的生产指标并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