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风霜君已残——曹禺之憾
作者：冯锡刚
1978年11月，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问世之际，茅盾曾书赠七绝一首：
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
诗后有跋语云：“三十年代末我在上海初见雷雨演出当时震惊剧坛。”“三十年代末”之“末”可能是笔误，盖当时茅盾在香港、新疆等地，但《雷雨》演出“震惊剧坛”确是实情。“雾散云开”是否喻指《日出》（这是继《雷雨》之后的另一部名作），不好断言，为“明朗天”作铺垫则用意显然－－《明朗的天》是曹禺1949年之后的第一部作品。“越王篇”即1960年与梅阡等人合作的历史剧《胆剑篇》，取材于“卧薪尝胆”的历史典故，以“越王篇”代指，为的是合乎绝句的平仄。“阅尽风霜君更健”，看来是对《王昭君》的赞赏。茅盾的勖勉除了应景成分，恐怕多少也是这位政治意识强烈的文学家美学情趣的流露。
《雷雨》、《日出》为五四新文学的瑰宝，世有定评，曹禺1949年之后的作品却难以恭维。曹禺在谈到《雷雨》、《北京人》的创作体会时有过这样一番话：
写东西如果先有主题，然后搜集材料再写下去，在我来说是很费劲的。我已经试过几次，结果都失败了。我想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然后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浑然一体的。
并非巧合的是，《明朗的天》等三部作品都是“先有主题”的奉命之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遵命文学”）。作者在完成《王昭君》的创作之后，写过一篇《昭君自有千秋在——我为什么写〈王昭君〉》，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下午，在政协礼堂，总理和我们一起谈话。内蒙的一位领导同志向周总理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男同志要找汉族对象有些困难，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意嫁给蒙族的小伙子。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做的！接着，总理对我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总理还提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写成。
1979年，《王昭君》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笔者记得，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观看演出后说过这样一句话：《王昭君》里没有王昭君。当然这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在经过了40年的时间积淀之后，《王昭君》早已被世人淡忘，却是不争的事实。《王昭君》出于周恩来的托付，辗转多年才勉力写成，致使这位经纬万端的政治家生前未及看到该剧的问世和演出，自然也就无缘发表观感。在笔者的记忆中，曹禺大概是周恩来1949年之后最为关注的剧作家之一，这既基于早年艺术实践形成的情趣，又植根于1949年之前在重庆的交往。
1962年，在3月上旬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前不到半个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谈话中多处论及曹禺，高度评价他1949年之前的作品：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之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写的是“五四”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去说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周恩来也只有在相对宽松的1960年代初，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对历史的评价往往是指导现实的需要：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很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不久后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比较而言，周恩来对《胆剑篇》和《明朗的天》这两部作品的评价明显不如《雷雨》和《日出》。他婉转地批评这两部作品自然与其身份有关，曹禺当然心领神会。对《明朗的天》，曹禺在1970年代末是这样自我评价的：
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当时也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味道。
对《胆剑篇》，曹禺只字未提－－也许因为是多人合作，更可能缘于乏善可陈。总之，这在他的所有剧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这番话，有意味的是对曹禺1949年之后变化的评价：“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很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写就写不出好东西来。”1941年10月，曹禺的《北京人》在重庆上演，剧中出现了北京猿人的身影，引起了各方批评。周恩来一面指示《新华日报》发表《关于〈北京人〉》的剧评，高度评价该剧反封建主义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一面对曹禺表示，“北京人”的出现是剧作家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同时又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为由，提请作者考虑能否修改。作为艺术家的曹禺，通过剧中人物－－人类学者袁任敢说出了这样的台词：
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那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曹禺在创作谈中表示：我写出“那时候的人，要喊就喊，要爱就爱”，才觉得这是戏的主题了。基于这样的艺术构思，曹禺未作修改。周恩来称赞曹禺“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的作家”，洵非溢美。是什么使这位勇敢的、有自信心的剧作家变得谨小慎微了呢？曹禺曾在多年后表示：“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
回到山雨欲来的1960年代初，周恩来虽是苦口婆心，曹禺却无由感奋而勇为。以他的阅历和聪敏，自然明白严峻的生存环境非周恩来所能改变。仅仅过了一年，周恩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讲话就强调“不要怕运动”，要“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1964年6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讲话，更是大谈“文艺方针”，强调“这一次主席的批语……推广开了，这就产生了华东的话剧会演和这次京剧的现代戏会演”，“感觉到实在应该登高一呼，把主席的话广泛地传播开”。
面对周恩来近乎推心置腹的批评和开导，曹禺尚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那末面对最高领导人的雷霆断喝，真正是要惊悚万分而“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
在“文革”的“革命大批判”中，曹禺虔诚地流泪忏悔——
《雷雨》宣扬了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日出》为什么不写中共的诞生，它才是真正的“日出”；《北京人》是为腐朽没落的遗老遗少唱挽歌。……
劫后抚痛，曹禺对来访的美籍华裔著名记者赵浩生说：“文革”中认罪，连你自己也相信是个大坏蛋，造成自卑感，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折磨比肉体消灭更厉害。哀莫大于心死，这当是劫难中曹禺的写照。
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思想解放的潮流一度打破了心灵的禁锢。曹禺反思自己1949年以来未能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端在“太听话”－－《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哪一部不是“遵命”之作，哪一部是“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的心灵倾诉之作？
1983年，画家黄永玉致信曹禺，其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重：“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面对如此尖锐的斥责，曹禺并未恼怒，而是视书信为拱璧，裱装成册页，并请英若诚在美国著名剧作家密勒面前译读。
曹禺多次表示，要在80岁之前写出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1984年6月，他在抄寄李玉茹的杜甫《天末怀李白》题跋透露了个中信息：“多年谋写唐代诗人李白或杜甫。然才识不足，即写一短剧，仍怯于动笔。至今不见诸纸上。”这位74岁的老人坦陈“怯于动笔”，归之于“才识不足”，半是谦虚，半是实情。纵观曹禺的创作史，从题材的驾驭看，得心应手的显然是现实生活，历史题材实非曹禺之强项，关于李白或杜甫的创作终究未能如愿。
1988年秋，曹禺因肾病入院治疗，度过了最后8年时光。据说，他在病疗中经常阅读托尔斯泰的传记，毫不掩饰地对亲友说，对照晚年托尔斯泰，自己觉得惭愧。
就在入院的前一年，曹禺说过一番痛切的话：
做人真是难啊！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都弄得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把陆文龙的身世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80岁的时候，或者80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1996年12月13日，86岁高龄的曹禺去世，以中国文联主席的头衔得享哀荣。
从1980年代初直至1996年12月去世，曹禺心怀“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的真切意愿，足有15年之久，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怯于动笔”而“不见诸纸上”。除了精力就衰（像歌德和托尔斯泰那样，在年逾八旬之后仍能写出传世之作的终究少而又少）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复当年的勇敢与自信，无复当年心灵的自由。只要冠冕在身，是很难进入“非写不可，不写不快”的境界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之为绝响也就顺乎自然了。
“阅尽风霜君更健”，曹禺的挚友巴金在耄耋之年写出《随想录》，当得起茅盾的这番勖勉，曹禺则确乎“阅尽风霜君已残”了。改一句杜诗罢：冠冕多误身。
转自《老衲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