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一甲子 心绪半箩筐 YMCK10252020-05-18 17:47:05
人事一甲子 心绪半箩筐
——《挥杆一击去个球》背景叙事
作者：吴晔
2017年，我满六十岁，可以对这个世界说几句话了。
1957年7月，农历丁酉鸡年，我出生在陕西长安农村的一个农家院子，祖辈是二百年前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村子在沣河西，三千年前的西周祖庙丰京遗址上。我行二,上有兄，下有三个弟弟一妹妹，父母皆为穷苦勤劳之农人，那些年日子不好过，我自小帮母亲带孩子做家务、放羊喂猪，啥活都干。
从小被教育要学好，八岁上小学，每学期1.5元学费 要满村借三天才勉强凑够，初中每期学费2.5元，高中3.5元一学期，我基本上完全是借学费读完高中，因为爱读书，父母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每学期为我借钱还钱。那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学校，我不交学费也照样不准我进教室。
那时劳动也不值钱，即使在开发了几千年的米粮川天府之国关中平原，吃不饱穿不暖也大有人在。劳动成为我每天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不能毕业的功课，上学反而成为副业，学黄帅学张铁生停课闹革命批师道尊严，合作化公社化大炼钢铁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学大寨学大庆……
我以及我的父母辈这些草民，一直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不能按祖上传承下来的认知生活，不能老实本分地劳动耕读，被社会制度设计了一个个陷阱，落入其中不能自拔，随着强权者的指挥棒，走火入魔而不能解脱魔咒。
1974年我高中毕业务农一年，到西安化工厂铁路专线当农民工扛大包半年，到北郊西郊当农民工修公路近三年。因为父亲干苦力受伤，家中人口多负担重，1977年底恢复高考，我当时不敢参加，那可是唯一可能改变人生道路啊！当时我守在西安北郊渭河边草滩附近一个喇嘛寺里（工地料场），因为没钱没交通工具，星期天也不能回家。1978年夏，7月高考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瘦骨嶙绚的父亲忽然来到这离家80多里的修路工地，对我说了一句话——
“农民这活，哪一辈子能干完？你能朝前走一步就别耽搁。”
然后，他也不休息 返回家去了。我猜，这句话大概是想了一年多才跟我说出口的！而我，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父亲的话如重锤击醒我，于是我开始找书复习。
那时没有统一的教材，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政治语文，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拼凑起来的。我想到中学去补习，可是学校嫌我毕业好几年了，“应届生都进不来，去去去！”不要我，我也乐得不用停工，继续一边修公路，一边找数据拼凑起来胡看，大概就是这时候我学会了编辑吧？我的历史地理复习资料开始都是自己编的。这时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王静波老师，他是我此生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后来参加高考，1979年7月的7、8、9三天，在汉代大将周亚夫曾经驻扎过的细柳。记忆最深的是忘了带粮票，那时没粮票就不给买饭，虽然那粮食还是农民自己种的，但交易则必须有票证。
三天里，我趴学校自来水管喝凉水，肠胃绞痛着鏖战考场，7月9号考完，挣扎到我曾经扛大包的西安化工厂，一口气吃了一斤半馒头。
考完试我就每天下地锄玉米。成绩下来时到公社去取，因为在那群社会考生中成绩太好，被一个干部百般刁难：“你就是考得分数再高，我不让你走你也走不成！”不过他终究没敢。
1975年高中毕业时与同学合影，左后为作者。
父亲问我：“报啥学校？”我回答：“就是考个城市户口，在西安上就行了，星期六能回来干活。”父亲没吱声，消瘦的身子骑上自行车，到西安找他当民工时熟识的上过大学的干部请教。人家帮他查各种信息分析情况，一直到天黑他才回来，给我就一句话：“我问了，人家都是上过大学的干部，说你这成绩不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惜了。”
家里没钱，我不想去，可是父亲的话重复一遍后，我就感觉到一种不可违拗的力量。
没想到报志愿时，又被公社教育专干嫌我没给他送礼，差点把我的表撕了，还到我家去对我母亲吼叫，气得我病了一场，高烧一夜。第二天父亲把我用架子车拉到公社卫生院，又被那个孩子没考好、心里正郁闷的的大夫以医院小治不了为借口拒之门外……
然后，像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经过许多妖山匪寨九九八十一难，我就从一个陕西农家穷孩子，成了北京大学一名学生。
1979年夏天我从这个院子走向北京。
毕业后到人民日报社报到，就干部履历表上“何年何月参加革命”这一问题发生了这么一段对话——
“你上大学前参加工作了吗？”
“干过几年民工，铁路上搞装卸，修了三年公路……”
“那不算。没有进城当工人或者参军什么的？”
“没有。”
“你是下乡知青吗？”
“我那应该叫返乡知青吧？我父母都是农民。”
“那你就填现在。”
“那不对呀。现在这是参加工作，这表上问的是参加革命。”
“没错，你这不就是参加革命了吗！”
“可是我以前就不算参加革命了吗？”
“以前你在农村不算。”
“那要是知识青年下乡呢？”
“那就算。”
“那……这意思难道是城里人都是革命的，而农村人都没革命？”
“就这么规定的。你就照我说的填。”
“可是……我咋觉得不对呢？”我心里忽然乱得像一堆剁碎了的猪草，收拾不起来。“都听共产党的话，说搞合作社，说搞人民公社，农民觉得不好也服从，折腾什么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跟农民种地有啥关系？可农民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很自觉，不懂就学积极响应，说搞大食堂，没饭吃了饿肚子也服从，说文化革命好，耽误了种地也不敢不搞，自己一年到头吃不饱肚子，想方设法都要给国家缴公粮，还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自己饿昏饿死都不敢耽搁，农民把交粮养活城里人这些事，都当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革命呢！”我忽然觉得自己眼泪要下来：“这咋就都不算呢？”
“……那你现在也是城里人了……算了别说了快填表，那就是一张表，登记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处长，那将来算工龄、涨工资、分房子什么的，今天填的这个时间就算起始时间吧？”一个填表的抬头问：“我是16岁下乡的，就从16岁算起是吧？”
“对呀！”处长站起来，走出自己的位子：“就从你今天填的这个时间节点算起。你看，你比他就要多10年的工龄。将来分房子、计算工资都比他要占便宜，10年，差不老少呢！”处长瞅瞅我，很同情地：“那没办法，就这么规定的。”
那个询问的家伙很高兴，脸上的喜色夸张地绽放出来，又兴冲冲地去填表了。
我的思维卡住了：“还有啊，城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下乡就算参加革命，我们高中毕业回乡不算就罢了，那农村的共产党员算不算？还有书记啊什么的……我们村还有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的，受伤了，解放后没进城回村里了，那算不算参加革命？”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犟！”处长有些不耐烦了。
我举着笔，看着那张表上“何年何月参加革命”几个字，觉得胸口有一堆脏东西堵着，难受得我直恶心，想吐出来：“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你们报纸上这几十年批斗的反革命，有几个不是填过这表的城里人？农村人1964年挨社教运动的整，按说，他们这些农民都没有革命的资格，应该也没有反革命的能力，为啥整他们？为啥……”
这是以前记录下的一段文字。当然，我不敢不填表，人事处长说了：“你可以不填，我可以把你退回学校。”
自己主动申请到农村部工作，当记者当编辑，跑老少边穷地区，很努力，曾被赵总理表扬过。1985年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主要负责向海外介绍大陆作家艺术家，骑自行车天天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找冰心、艾青、丁聪、丁玲、黄苗子等老先生们。那两年真辛苦，学了不少知识。
为推介大陆作家作品，我联系了中国当时各个阶层的作家艺术家，只要有可能就想给他们创造机会，甚至比我年纪大的舒乙、陈忠实等，都受过我的影响，是我逼舒乙开始写老舍先生的回忆文章，是我跟陈忠实老哥不断的书信来往交流甚至到他农村老家去商谈整日，以至于《白鹿原》刚一出版，北京就有人打电话给我，怀疑那是我写的：“里边有的故事你都给我们讲过。”我说，我和陈老哥也讲过。
孩子出生生活疲累，我转到工作相对轻松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去找费孝通等大家策划出版新书。孩子大了些，出版社工作又嫌过于清闲，本来是决意去当作家写小说的，可是在1988-1990这两三年间，我竟然连遭打击，我主编的十卷报告文学大选已印出，新闻发布会央视也播了两次，却因故被封存。一部长篇小说手稿，被大诗人徐纲在《中国作家》编辑部丢失了，另一部18万字的小说稿被一书商带走再难觅人影，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已发表被出版商耽误，最后因风向变化而终止，连最终修改稿也不知被扔到哪去了……当然，还有我个人受到的政治冲击。
我陷入极度沮丧中，很长时间无所事事，不知干什么，虽然组织策划编辑出版了一些书，但始终找不到感觉。此期间，我只写了《变法悲歌》《追寻神圣的足迹》两本小书，第一本简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各民族变法强国的脉络，总结了一些规律，第二本涉及中国的教育改革。帮庞进仔细校改完成并安排出版了《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一书（名字是我起的）。还研究了香港落入英寇手中的历史，给报纸写了几十期连载。把孙皓晖《大秦帝国》前三部改写出版给他凑了一笔不菲的稿费，使他能继续安心创作……除此几乎就再也无成绩。
直到香港回归后，我离开人民日报社，到《中国土地报》任副总编，我开始进入新的领域。第一件工作就是成立国家土地局新闻宣传中心。
1998年11月，国家土地局与地矿部、测绘局、海洋局合并成立国土资源部，我继续在中国土地报和中国地质矿产报合并成立的中国国土资源报服务，先后任副社长，副总编并兼管《中国土地》、《国土资源通讯》两本杂志，夜以继日忙累，其间曾因劳累患心肌炎住院，即使住院20天也未曾一天休息，每天挂九小时吊瓶，扛着输液的铁杆不停地改稿写稿。
这一切，不是出自什么高级的觉悟，而是我父母在我小时候灌输给我的“敬事”的本能：对所承诺的事、所承担的责任，都敬重若天，不可轻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