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 YMCK10252020-07-15 15:13:30
细叙沧桑记流年
－－作者：叶浅予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丟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当时，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懂得应该婚姻自由。但转念一想，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可我目前并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女友；再说，我周围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家家都是怨偶。据父亲信上说，他给我订的这一家，与我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婚姻哩。另外，我对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很感兴趣，颇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尝当新郎的乐趣。这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我的终身大事便儿戏般地定了下来。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叶家大厅照例由萧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家里租来了迎亲花轿、凤冠霞帔、桌围椅垫；请来了厨师、艺人、轿夫和吹唱堂茗……从“吉期”前几天就开始忙起，什么起媒、发嫁妆、发轿迎新娘、拜堂、宴请女方送亲人、闹洞房、专席宴请新娘、行“三日入厨下”仪式、办“洗厨宴”……等等，五花八门，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
叶浅予与罗彩云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她起初还小心，扶着楼梯栏杆慢慢走，后来有点大意，竟滑了脚从半楼梯上摔下来，闪了腰。房东太太把她扶回屋里躺着。我下班回家，一听说，连忙请房东太太下了两碗面，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罗彩云见我这当丈夫的反过来侍候她，心里过意不去，只躺了半天就勉强起来料理家务。我心想，看来她还真是个贤妻，日后也必定是位良母。为了表示谢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马路选购了一些衣料、鞋袜和胭脂花粉等，还到一家朋友开的照相馆中，由我设计，两人头顶头地拍了一张照片，这大约是我俩唯一的合影了。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茀。族名善菉。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基本上是个文盲。别看不识字，打起麻将来可是精得很，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已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去坐着，但看到人家成双成对，恩恩爱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独。有时索性喝点酒，借酒浇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关于白波，我后面还要细谈，现在只说和罗彩云有关的事。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茀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临终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我心头为之一震。对她的死，当然要诅咒那场历史的浩劫，但说到她的苦，我也有责任。其实她苦，我又何尝不苦！我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巳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是感到内疚的。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儿吸。毎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吃晚饭。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晩，彼此都感到是天造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因为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从浦口出发，途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最后到达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张挂起来，其他人就展开宣传。宣传结束，大家去游览名胜古迹，什么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沧州大铁狮……其乐无穷。最后，铁路局又从天津挂上去北平的列车，招待大家游览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我好像是逃出牢笼的小鸟，尽情享受着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胆，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议论，热烈地占有她所深爱而又属于别人的男人。我俩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飞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百张速写。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竟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我具结保证按月向她提供赡养费，她则同意与我分居。这样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长期居于“情妇”的地位。但白波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这样的条件。这也充分表明了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叶浅予（右一）与梁白波（右三）、胡蝶（右四）、萨空了（左一）等合影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并且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与农民的依存关系。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长起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对宣传队的工作不那么积极了，后来与我也逐渐疏远。漫画队的朋友们对此有所觉察，我却因全神贯注于工作，丝毫没有想到其他。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地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歉什么了。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妇唱夫随第四课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我随机关徹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