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 YMCK10252020-09-08 14:28:39
据我国老一代科学家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科研水平跟西方国家科研水平的差距
比上世纪50年代时大 的多。
如胡亚东先生在《九十自述》中说：“那时候从科学的水平来说，大家感觉到我们比世界并不是低得很多。当然从领域来说我们比较少，譬如这化学发展领域有50个，我们也就在10个领域里面做点工作，但这10个领域的工作也不见得差，所以做那规划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很困难。”应当说这得益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的老底子，以及建国之初大批留学海外的科学人才回国。(楼主附注：“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国时代的“中科院”兼“中国社科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运动的干扰，到70年代晚期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是怎样的呢？还是引用胡先生的话：“1980年开全国科学大会，咱们国家与世界的差距要比1956年搞第一次科学规划的时候大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科学发展得非常快，这时候你要错一点，就比你前边倒退10年。所以我们这10年过去了，人家好多新的领域我们听都没听过，什么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则，什么光化学，分子反应动力学，咱们根本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人家都是这几年做的。……”
中国科学最接近世界水平的，是在1940年前后，是在艰苦的抗战中，是在西南联大。这是中国的科学之树经过几代人，最接近开花结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花结果，陈省身是国际级的几何学大师，是他那个时代最懂几何学的几个人之一，吴大猷的学生们，精英闪烁，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都是国际级的物理学研究者，杨振宁是近代中国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也是爱因斯坦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吴大猷几乎一手培养了整个中国的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顶级精英，后来的蛋蛋星星，都依赖这些精英，吴大猷的物理学教材，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中文世界里最高等级的教材，是真正的研究者必须弄懂的。
科学本质上还是依赖人，科学主要还是在某些科学家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任何书本中，那些脑袋消失了，
科学的火种就熄灭了，下次再产生，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普通大众可能不了解这一点，也未必愿意相信这一点，但那是事实。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后的20多年里，我国的“人均年粮食消费量”(人均每年实际吃到的粮食的量)不断下降，到1978年时已经下降到了195.46公斤，比1957年的203.06公斤少了15.2斤，比1957年的下降了3.74%；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后的20多年里，所吃到的植物油的量则从1957年的2.42公斤下降到了1978年的1.60公斤，下降了三分之一(33.89%)；所吃到的家禽的量则从0.50公斤降到了0.44公斤，下降了12%；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后的20多年里，农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下降了10%，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的网点及其从业人员的数量更是分别下降了68.8%和46.1%！
文革爆发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是“走资派掌上明珠”，因此造反派多次想揪他去陪斗。由于1965-1970年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的军代表保护了他，使他免于陪斗。
1970年，高庆狮从国防科工委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发现当时被造反派誉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千万次/秒1025计算机”实际上只有300万次/秒。于是，他如实报告有关部门，又差点挨批斗，但再次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参谋们的帮助，又一次逃过了批斗。
1973年3月，计算所所长被“解放”复出，便带领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和高庆狮到钱学森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钱老指出，发展中国飞行体任务急需巨型机。这项任务他已经布置了多年，回答是中国条件不可能，研制计划只有200万～500万次/秒。钱老希望，在中国的技术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
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的自豪感与自卑感大都与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表现和武器装备强弱联系在一起。从鸦片战争失败直至抗日战争时沦陷大半国土，对外战争一再失败和本国武器装备低劣，导致社会上长期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心理。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一战，能与世界最强手打成平局，才逐渐恢复了中国人百年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过头脑清醒者会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时用的多是苏联武器。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时，已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其首要原因是社会生产水平仍停滞于落后的农耕方式而错过了工业化大潮，军事上也错过了热兵器、机械化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忙于内战，国家始终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当权者重点经营的军工产业也不过是外国的附庸，国内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中国出于作战急需，主要以半价赊购方式（只有少量属苏联无偿赠送）引进了苏联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欠下了30亿元人民币的外债（当时折合13亿美元）。
在1951年至1954年期间，中国同苏联达成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的引进，其中军工企业便占了44项，苏方以成本价提供陆、海、空三军配套的飞机、舰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的生产线，并免费提供相应技术。中国能获得这一世界军事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所宣传的“国际主义”而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是因中方在朝鲜战争中站到第一线流血牺牲，苏联才给予了相应的回报。
真正了解中苏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苏联领导人中，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华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时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刚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在国际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国支持，对华援助特别是军援有了质的提升。斯大林援华时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旧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供的则是现役的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技术。新中国刚建立起的军工企业在苏联专家帮助指导下，用苏联提供的设备仿制生产出56式枪械、歼-5战斗机、带“5”字头的各种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装备，这些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不过，上世纪50年代世界强国已经迈入核武器阶段，毛泽东在赫鲁晓夫1954年首次访华时又提出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却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于1955年决定，开始核弹、导弹的预研。
1956年东欧发生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苏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在此形势下，赫鲁晓夫才不顾军方坚决反对，于1957年7月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帮助建立核工厂，其交换条件则是毛泽东访苏对他表示支持。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苏联再援建102项重点项目。毛泽东随后访苏，在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
苏联对华的“两弹”（导弹、核弹）项目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国建设了最早的原子反应堆、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铀矿和核试验基地，提供了P-2型导弹样品。
后因中苏之间发生政治争吵，苏联于1960年7月中断了“两弹”方面的援助并撤走专家。不过中国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制造设备和许多技术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研制时间。苏联撤退专家后留下的核工厂“半拉子工程”，毕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国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两弹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结果，苏联早期的帮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主动提出中国可延迟还债时，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等新装备及其生产技术资料。不过中苏关系这一度好转为时不久，便因同年11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时中共反对批判斯大林并支持阿尔巴尼亚而再度闹翻。1962年11月，苏联以古巴导弹危机时中国对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击为由，在米格-21的技术资料还未最后交齐时停止这一援助项目，对华的军事帮助至此停止。
不过中国军工业通过全面接受和掌握苏联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技术，对奠定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起到了重大作用。当年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1984年会见苏联老朋友时曾表示，对苏联给予的这些援助，“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
自主研制、艰难突破为国家提供了战略威慑力
（1962年至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初苏援断绝，中国的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完全自主研制阶段。此间中国同苏联逐渐进入敌对状态，同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由对抗走向缓和，却基本未得到军事技术帮助，国内的科研人员和军工企业在近乎封闭状态下靠着自力更生研制武器装备。
60年代最令国人自豪的军事成就，就是“两弹”（导弹、核弹）的研制成功。这一项目受苏联撤退专家的影响并不大，是因为中国自己有一批在国外学习回国的顶尖级专家，并且在苏援中断前就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全面配套的设备。中国于1960年研制成国产地对地导弹，1964年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1966年实现了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发射成功，1967年空投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开始“两弹”项目时，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还都不能独立制造，在此薄弱基础上起步，十几年内就完成了“两弹一星”项目，创造了世界上研制时间最短的跨越式发展奇迹。当年出于“争气”的鼓劲需要，曾宣传搞尖端武器是“勒紧裤腰带”，其实若仔细计算，中国在“两弹一星”项目上的花费总计只有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只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和年均国防费的12%，这在世界各大国研究核弹、导弹时又是花费最少的。
当年中国的尖端武器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起点高，从起步便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重点领域。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设备、技术时，一开始就掌握着自主知识产权。在“文革”的动乱中，从事“两弹”研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还大都得到保护，使这一项目还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发展。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在世界上奠定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1970年“两弹一星”项目最后完成，1971年联合国便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常规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苏联技术的时期，虽有部分自主创新，却因原有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实现跨代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又造成许多科研、生产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鉴于常规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拉大，60年代后期中央军委又强调“师团行动骡马化”，出现了指导思想的倒退，军队的训练和许多日常工作也受到很大干扰。
当时许多武器项目的科研指导又出现急躁冒进思想，违反科学规律而按“大会战”方式搞突击。例如空军同时上马搞歼-8、歼-9、歼-11、歼-12、歼-13，十几年间却没有一种能够定型。海军虽制造出新型驱逐舰，舰体建好后却迟迟缺少相应的雷达等仪器，十余年后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无数事实证明，国防现代化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应该靠提高全民全军的科学素质来解决，不能依照小农经济的单向思维以短期努力希望一蹴而就。
从1964年起，我国半数左右的基本建设费投入了三线建设，在西部原来的偏远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独立的军工体系，对改善我国国防工业的布局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当时实行的是“军民两层皮”的建设模式，军工体系的建设只是单纯投入，没有经济收益，这也使国防科研经费往往难以为继。由于国防企业只生产军品而不生产民用品，军品援外还以“不当军火商”的精神免费赠送，国防企业日益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这样的军工建设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影响了国防工业的自身发展。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十几年间，解放军的常规装备在仿苏式基础上几乎未能出现质的突破，原先与世界先进水平已经大大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开。
技术储备、战略调整形成升级跨代的实力
（1979年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
由于立足于自研为主，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国内军工科研在经费大幅压缩的情况下仍有重大进步。国内军工企业对国外先进武器只少量购买样品，再努力吃透其技术，并以引进的技术改造旧装备。例如，军工业引进国外航电技术改造了歼-7战斗机，用引进的火控技术改造了59式坦克，都使其战斗力有了跨代升级。80年代以后军队长期实行了“忍耐”方针，国防费用一再压缩，中国的国防企业对武器则采取多研制、少生产的方式，虽然相当长时间内军队装备没有太大改善，军事科技水平却有了不小的提升。如1981年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三颗卫星，这一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便可使一枚导弹分导出多弹头。1982年常规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88年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都标志着战略武器水平又有了跨越性发展。在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上，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系列洲际导弹、中程导弹和69-Ⅲ型主战坦克、自行榴弹炮、装甲输送车及歼-8歼击机都参加了检阅。这些武器的技术标准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至少有着20年差距，却显示了我国常规兵器研制突破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局面而有了质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