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松竹散人
生命中的第一站，我经历中的兵团岁月
七十年代我的家庭经历了一段灰暗的日子，父亲因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经历，被称为有历史问题，虽然属于起义，按照政策是既往不咎的，但最终还是被开除回老家农村，我和姐姐亦因此受到牵连，跟着回到农村。
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初中毕业不能读高中，那时候初中升高中不是由考试决定，而是根据政治条件和出身来决定。虽然我们的成绩在班上都算优异，但还是不能升入高中。我和姐姐哭了多次，老师也感到惋惜，但爱莫能助，那个时候是没有地方说理的，那是一个是非不分、无法无天的年代。
我们的户口由城市变为农村，不能读书，更不能安排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村户口将终生务农，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当时能够改变农村青年命运的途径就是当兵和读大学。当兵几年还是回来，也有回来安排工作的但极少。
当时读大学不用考试是靠推荐，推荐主要看政治条件，所谓政治条件，一是出身，二是表现。当时曾经有个“白卷大王”张铁生”，考试交了白卷照样被大学录取，并且后来还成为教育部官员。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这两条能够改变命运的途径都和我等无缘。
我那时年纪小，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只好每天呆在家中帮着做家务。明日复明日，每天伴着我的都是无助、绝望，心情每天都是灰色的。好在叔叔是个教师，家里有很多书，记得读过的有《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平原枪声》，古典作品有《水浒》、《唐诗三百首》、《红楼梦》、《三国演义》和《宋词》等，但不太看的懂。记得《红楼梦》很厚，书名不叫《红楼梦》，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书慢慢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为了给我寻找出路，父亲找他部队原来的同事、部下，他们当时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有些权力，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给我安排工作。那时没有现在的自谋职业一说，所有的工作都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那时所有的单位都是国家的，没有外资和私人企业，如果没有国家安排，一个人将终生没有工作，想自己经商更不被允许，而且非法，那会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压。那时基本没有法律，政策就是法律。行政行为代替法律行为的结果，就是处理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随意性极大，其标准就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一句对毛老不恭的话，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判刑、或者判死刑。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那时确实是现实。
当时兵团的建制仿照部队，有师、团、营、连，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组织、管理系统，招工、安排工作不像地方那么严格，有较大的机动余地。记得父亲来回跑了两三趟，终于办成了。最后一次父亲拿着兵团开出的准迁证迁户口的时候，我真高兴，感到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这件事给我的感受是：人情比政策重要，这是中国的国情，政策和法律均可变通，所谓原则，那要看对象。古今一理，概莫能外。
我们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爷爷弟兄五个，到我们这一辈就近百口人了。他们知道我要离开老家了，家族中的人都轮流请我吃饭饯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酒，喝的是“老白干”酒，三元钱一瓶。当时虽然不知兵团是个什么样，但心里模糊感觉到，可能和工厂差不多，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吃按计划供应的粮食，没有农村苦，起码能不挨饿。那时农村太苦了，终年劳碌难得温饱。那时谁要能离开农村出去工作，倍受人们的羡慕，我当时从家乡人羡慕的眼神中，也感受到了这种自豪。
先到兵团机关报道开调令。兵团机关离我要去上班的地方有一百多公里，汽车在群山中颠簸穿行了一整天，才来到兵团农场，当时叫做营。农场坐落在在甘肃境内的东南方向，这里人烟稀少，农场周围全是连绵的山峰，当时是春天，山峰上还是白雪皑皑，在阳光下分外刺眼。这里离最近的县城有70公里，离当地的乡政府也有10公里。据说红军长征时曾经路过这里，但没有留下什么可资佐证的东西。
兵团全称是生产建设兵团，60年代前后，国家当时为了安置大量的军队转业干部而组建，兵团大都建在边疆地广人稀之处，如新疆、黑龙江、内蒙、甘肃等地均有兵团。其职责就是一边生产一边守卫边疆，“屯垦戍边”。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曹操在起事之初在许昌就曾推行过。
这些部队转业的干部在兵团各级从事管理工作，工人一部分从农村招工录取，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城市招收的，当时叫支边青年。七十年代适逢知青下乡潮，国家又安排了一部分知青去，如新疆的兵团是上海知青，而甘肃的就是青岛和天津知青，而内蒙和东北的兵团就是北京的知青居多。
甘肃境内的兵团农场大都在河西地区，沿丝绸之路分布于武威、酒泉、玉门、安西等地，甘肃河西地区是千里戈壁，空旷苍凉，干燥缺水，常年风沙不断。戈壁滩上的植物很少，主要是红柳、骆驼草，生命力极强。《兵团报》上的文章中，把来这里的知青，就比作戈壁红柳。
戈壁滩上的动物，就是野兔和黄羊，当时很多，那些知青闲暇经常能猎捕到黄羊，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现在已基本绝迹。
《兵团报》上有个文艺版，经常刊登一些诗歌、小说，记得有一篇小说《奔腾的石羊河》，我看后很感动，到现在还能记起作品的题目就足可印证我当时的感动。
纪实小说《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就是兵团的知青，当时在安西的小宛农场。他的这个作品被国外十几个国家转载。他现在已位居天津作协主席。
我所在的农场在兰州以东，这里和河西不同之处主要是高寒山区。刚来时看这里的同事，都穿着没有徽记的军装，有的还背着枪、骑着马，脸上大部分都印着高原红标记，这是高寒缺氧地区生活的人共有的特征。山上有成群的牛羊，白云在山尖游动。眼前的景象我感到很新鲜、好奇，我感到这里不错，很美。
我去报道时营部门口有一条象牛犊般大的藏獒，用铁链锁着，它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营部文书告诉我不要害怕，它看见穿黄衣服的人不会伤害。晚上会放开它，守户院内的牛羊和财产，它有一个名字，晚上遇见它就叫它的名字，名字叫做“恰克”它就会认为是自己人，会很友善的对待你。
这里就成为我生命中的第一站。第一天来，我倍感孤单无助，我当时15岁。
到了兵团农场，我被安排住在集体宿舍，和我同住的是孤儿出身的农工，姓张，是个班长，他来自定西孤儿院，是否来自杨显惠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孤儿院，我没有深究。这个农场的人员组成大部分是来自定西孤儿院，另一部分是天津和青岛的知青。
我们睡在同一个炕上，刚来的一段时间，他看我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睡前他就会给我讲这里的一切，我也不厌其烦的问他，他都认真无保留的告诉我，我感到他很善良。他爱人在附近乡政府所在地的镇上，逢集的日子我和他一起去过他家，家里虽然很穷，但很整洁。她爱人和岳母很热情的招待我，那个年月招待我们最好就是手擀面加鸡蛋。
我们俩坐在炕上吃饭，他爱人在旁边静静的站着，随时为我们添饭和等待吩咐。这里地处偏僻，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来了客人男主人陪着吃饭，女人不能同桌吃饭，女人吃饭要待客人和男主人吃好后，才可以吃，而且只能在厨房里吃，不能当着客人的面。
不幸的是他爱人一年后患产后破伤风死了，这个病放在现在是很简单的病，且很容易避免，主要是当时山区的经济和医疗条件都差，在自己家里生产，几天后发现不正常送到医院就不治了。
我来了约一个星期没给我安排工作，意在让我熟悉一下环境。晚上跟着大家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报纸上的社论，还有就读报纸上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文章。对于报纸上那种假、大、空的文章，大家根本没有兴趣。人们围坐在炕上，抽着旱烟闲聊。昏黄的煤油灯下，读报的人经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蒙着读，如把“孔子曰”读成“孔子日”。
记的第一次工作就是去上山砍柴，任务是每人每天150斤，大部分人半天就完成任务了，我忙乎了一天只完成一半任务，手上和脸上多处还被酸枣刺划破。在验收过秤的地方，当时的指导员深情的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的内心充满愧疚和不安。
不几天指导员告诉我，你也不能劳动，我们这里的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就当他们的老师吧。教室是一个闲置多年的杂货库房，我到当地的乡镇学校，找到校长，校长衣服破旧、头发凌乱，但非常热情，知道我要买课本，他让我填表，他说表和学校的汇总一起报到县上的新华书店，书到了会通知我。
一个教室三个班级，加起来就十几个学生。每天讲课每个班级数学语文轮流讲，讲一个年级的课，其他的学生同时听，因此做作业经常出错。虽然如此，孩子的家长仍很高兴，深山沟里第一次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第一次被人称为老师，心里甜甜的。来自定西孤儿院的这部分学生的家长，绝大部分没有文化，他们对我这个“文化”人尊敬有加，因为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读报的一定是我，时间长了我这个“文化人”的身份就在大家的心目中认可了。
学生的家长如果做什么好吃的，就让学生告诉我去他们家一起享用，家长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那种淳朴和无私现在很难再感受到了。有些学生住在离营部较远的连队，遇到雨雪天气，我就会送他们回家，有五、六里的山路，没有人烟，经常有狼出没，为了孩子的安全，我必须要送去。
有一次送孩子们回来的路上天将要黑了，就遇到了狼，我停了下来，将子弹推上膛，它看看我就慢慢转头走了，当时虽然带着枪心里还是有点紧张。
送孩子们回家我会骑着马、带着枪，孩子们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马是经过训练的军马，枪是7.62式步枪或者是冲锋枪。这里的生活教我学会了骑马和打枪。我当时可以骑上马飞快的奔驰，骑过马的人都有体会，其实马飞奔起来是很稳当的，比慢跑骑上还舒服。打枪是缘于每月一次的常规军训，每次打靶大约要打十发子弹。那时我子弹很多，经常在指导员处借上枪到山上打猎。
送孩子到家，孩子家长一定会争相留我吃饭。在热情详和的氛围中，和孩子的家长一起抽着旱烟、喝着3元钱一斤的白酒，感觉很幸福、温暖。很晚了我就留宿在学生家，经常如此。那时的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人和之间的那种纯真、善良和无私在今天看来却是非常难得。
农场主要种植药材、油菜和燕麦、青稞等，药材算是主营。燕麦和油菜，一作饲料、一作职工的食用油。那时不算经济帐，如果效益核算肯定年年亏损。那时我的工资是27元，工资最高的是营长，80多元。我那时的工资每月还要节约5到10元，存了一年多，托人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的表，那时在国产表里算是高级名表。
那时吃饭在食堂，每人月供40斤面粉。一日三餐就是馒头、素菜和面。每月可以改善一次生活，吃一次牛羊肉。牛羊都是自己养的，不卖，主要就是用于满足职工的生活需求。杀牛之前，先选好要杀的牛，选牛的标准就是老牛，失去生育能力，或者健康状况欠佳的牛。选好后由放牧的人把他赶到操场，指导员的枪法很准，远远的用枪打死。看到牛倒在地上挣扎，心中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怜悯。
那个年代物质相当匮乏，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物质的匮乏尚可忍受，最难熬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那个时代全国一样，除了八个样板戏，报刊就是“两报一刊”。六十年代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被禁止，那是一个文化沙漠的时代、是禁锢人们精神、思想和言论的时代。
人们在业余时间就是喝酒、打扑克和聊天。冬天农闲时间，人们就一字坐在墙边晒太阳，举头看见的是被白雪覆盖的绵延的群山。晚上没有电，已婚的农工就吃了晚饭上炕，更多的是实行“造人”运动，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遍的现象。单身农工就聚在一起喝酒闲聊，传播小道消息，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视和电脑，消息僻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76年。
转眼间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个年头，这里的很多好人都使我至今感动。尤其使我最不能忘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被发配至此改造的右派马校长。
指导员军人出身，体格魁梧健壮。貌似粗犷的性格下掩藏着一个细致、善良的心。我刚到兵团十五岁，现在十五岁的孩子生活起居还要父母照顾，而我那时却要独自承担一切。他看到我不能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照顾我当了老师，而在我之前，场里一直没有学校，似乎这个学校是因我而设。因人设事。这件事若放在今天，多半要通过送若干礼才可办成，而那时我根本不懂要送礼，也没有送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么单纯，凭的就是一颗本能、善良的心。
他的生活很不幸，四个孩子，妻子患精神病，犯病时哭闹、打人，为了周围人的安宁，只好把她关在一个附近的山洞里，每天给她送饭吃。我去了之后不到两年她就死了。指导员中年丧妻，苦闷之余，借酒消愁，他很喜欢喝酒，且经常喝醉。
这个右派校长姓马，之前在兰州一个小学当校长。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至此劳动改造。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孤身一人。他的工作就是放羊，一个人住在山上，只有吃饭的时间才会看到他。
他言语不多，我和他慢慢熟悉之后，晚上没有事就去他处闲聊。他读书很多，学识丰富，我从内心佩服他，从谈话中他教给我很多人生道理。那个年代读书无用论深入人心，他告诉我不要中断学习，知识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于是我让父亲给我找了一套中学课本，几年间一直没有间断的学习。粉碎“四人帮”全国统一招生的时候，又是他说服、鼓励我去报名，当时我认不清形势，认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的缘故，恐怕报名也不行。他力主我去报，结果我不但顺利报了名，考试在全地区的考生中，考了总分第三名。这是后来我去到县文教局取录取通知书时，负责招生的曲主任告诉我的。曲主任是四川人，每次去办事都得到他的关照，也许他看到我太瘦小，而生恻隐之心，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但我觉得那个年代好人多，人在旅途，经常遇到好人的概率很大。
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没有他的劝说，也许我不会去报名，人生会因此改写，但肯定会吃更多的苦，走更多的弯路。
顺便还要说这个马校长他最终的结局，当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大的政治风向已经变了，但极左的政治空气仍很浓厚，驻场的工作组要他“说清楚”。所谓的“说清楚”，就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术语，即说清楚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事，听起来很可笑，他一介草民怎会联系上四人帮？那时就是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大行其道。他因其身份是右派，每次运动他都是重点整治的对象，这次依然。他不服，工作组就派人折磨他，他不堪其辱，就选择了自杀。他死后不久国家政策就为全国所有的右派平了反，他要是当时能隐忍一下就过去了，可惜他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是尊严害了他，和文革初始的老舍一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17年的清明节前，我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送上一束洁白的花，祝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我会永远怀念他、记住他。
想想我一生，遇到很多好人，并得到过他们热心的帮助。我因此现在也一直尽力帮助他人，举手之劳，一言相助其实都是帮助，妻子说我古道热肠，古人云：行善最乐，深信此言不虚。
拿到高考录取通知到离开还要一段时间。离开我生活五年的地方。这里的山水、草原、牛羊、雪山都使我眷恋，更舍不得离开的还有那个藏獒，那几天我总是抽空抱抱它、亲亲它，它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深情的看着我。内心深处隐隐生出挥之不去的伤感。
场里的朝夕相处的朋友为我饯行，我依次接过他们的敬酒一饮而尽，酒深情亦深，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饮着酒，那天我醉的很厉害。
走的那天好几个人骑着马送我到汽车站，马背上驮着我的一个旧箱子，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骑在马上，看看这里的一草一木，蓝天白云，不断的回头，马儿走得很慢。
别了，兵团！我留下汗水、脚印、情感、记忆的地方，我生命中的第一站，我梦绕魂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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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和在校岁月
文革开始后很多大学都停止了招生，这一停就是十几年，这期间也有少量大学在招生，那时大学招生的程序是不用考文化课的，是由基层政府组织层层推荐简选录取。推荐的标准就是家庭出身加本人的表现。所谓家庭出身需要做点说明，现在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不清楚，就是本人的父母、祖父母必须是工人或者农民，如果是“黑五类”就没有资格被推荐。一直到七七年邓小平复出提出“拨乱反正”从教育抓起，才恢复了高考制度。
第一年恢复高考是秋季招生，我就参加了这第一次高考。那时报名的门槛很低，初中毕业可以报考中专，高中可以报考大学。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以前，结了婚的、工作的均可以报考，如果入学前工作满五年还可以带薪上学，工资由原单位照发。我当时在甘肃的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工作，高寒阴湿，终年积雪不断，期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离开这个地方。那时国家的政策是只要考上大学或者中专，身份就是国家干部，工作由国家安排，就是所谓的“铁饭碗”。
那时没有身份证，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唯一凭证就是单位、和基层组织的介绍信，那时的所有个人都要隶属一个组织，没有任何人可以游离于组织之外，如果没有组织，你在社会上不可能生存立足。农村考生凭生产队、大队证明，城里人凭街道、居委会证明。我当时有工作就凭单位证明加本人的毕业证就报了名。报名在县文教局，当时负责招生的我还有印象，四川人姓屈，很严厉，面色冷峻。
报名之后一个多月后才会考试，这段时间就是预留复习时间。针对此次高考国家教育部和省上都出台了相关配套文件，文件规定的很细，比如单位职工报名后在家复习，单位应当支持并照样发工资。我就属于此类，当时还是被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所感动。工作单位离县城一百多里，我就住在朋友家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这个朋友算是我一生中的大恩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两个朋友，这位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每天坐在炕上，在炕桌上看书答题，每天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都是在炕上看书写字。那时内心的动力就是能考上大学，离开环境艰苦的山区，最好能到大城市读书，毕业再留在那里。那时认为环境最好的地方就是省会城市，能在大城市生活成为绝大部分人终生向往的目标，因为那是一种身份、地位和生活质量优越的象征。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得早，第二天早上八点开考。那时没有手表，阿姨家里有闹钟，闹钟定在七点。阿姨说你放心睡，早上我叫你。独自一人早上迎着寒风在昏暗的路灯下走到考场，怕迟到走得太早，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大门才打开。
考试共考了两天，第一天数学语文，第二天化学物理政治。化学和物理合在一个试卷里一起考。记得考题很简单，我推测简单的原因是当局考虑十几年的教育停滞状态，当时读书学习的氛围降到冰点，基于这种低起点出的考题。我语文、政治、数学都是考场前三名交卷。只是物理和化学感觉考的不太好。
考后不久体检、初选填自愿，我填的是中医，想当医生。不知怎么后来录取到电气类学校，反正能到省城，总比在偏僻山区呆着好。内心里还是异常的兴奋。
那时的社会氛围不同于现在，人群中能考上大学的比例极低，有时一个县，几个乡才能出一名大学生，有些偏僻贫穷的乡村，十年八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只要能考上大学，周围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父母、亲朋都觉得脸上有光，犹如状元及第。
因为能上大学就意味着自此由国家供养，终生生活无忧，彻底摆脱了农门，而且进入了上等人的圈子。当时有些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家长摆流水席让亲邻吃，学子披红戴花，真有金榜题名的感觉。
从收到通知书到入校报到还要半个多月，这段时间同事轮流请我吃饭喝酒，穷乡僻壤没有餐馆，再加上穷，都是自己做，兵团农场就牛羊肉多，一般都是煮上一锅牛羊肉，一盆土豆、萝卜或白菜，然后就是用碗喝酒，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每天都在醉意朦胧中度过。这期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办户口，从程序上说，凭录取通知书，当地派出所就可以办理户口转移。我所在的地方是高寒阴湿、终年积雪，人烟稀少的地方，政府的办事机构人少、机构不健全，自然办事就困难重重，有时你大老远的跑去，不是人不在，就是喝醉了办不成事。
我去办户口转移遇到的麻烦更多，距派出所一百多里，山路崎岖不通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去了两次经办人都不在，一百多里的山路，一尺多深的雪，走了十几个小时才到，骑在马上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晚上住在乡村旅店的热炕上，十几个人睡得通炕，烟熏火燎，脚臭汗臭，哪里还睡得着，只是取暖而已，坐到天亮。
派出所的值班告诉我，管户籍的人去县里开会了，要一周才回来，根据我的情况，他建议，既然到学校报道要到县上去坐长途汽车，索性就把行李带到县上，找到那个人在那办户口转移手续，他说他负责和我联系那个人。我很感动，就照他说的办了。
这位户籍警在县招待所开会，我去找了他，他在会议休息的时间给我办了手续，他来之前就把办户籍的手续带在身上的。这个人面相黑瘦，很善良，那个时代警民关系还相对融洽，没有特权，寻租空间小，利益冲突就少。办手续的时候我给他烟他都不抽，他其实会抽烟。
那时去学校所有用品装在一个大木箱里，主要是自己所有的衣物、床上用品。那时经济条件所限，没有钱买新的，能用的东西都尽量用。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那时即使是乡镇干部，去城里开会学习，都要自己带干粮，下乡检查工作，过夜都要自己带被褥。即使是工厂的采购人员出差，常常也是自己带干粮，节约下来补助，补贴家用。
到省会兰州近200公里，车费十几元。汽车是三十几座解放牌轿子车。那时候的汽车全国就一个品牌“解放”，座位是硬座，没有空调。冬季，坐在汽车上，还要穿上厚厚的棉衣。200公里的里程要跑上十几个小时，那时候的车速就是这样。
到兰州已经是下午，出了站学校已经设置了接待点，接待人员一直带领我们到学校，入住的寝室、床位早已安排好，名字都贴在床上和门口，一切都井井有条。
新的学校生活改变着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十几人同居一室，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吃饭的饭票有班生活委员按月免费发放，家庭困难的同学每月还会有10元左右的助学金，10元钱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那个年代，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就30元左右。和读书、生活相关的开支基本都是免费，诸如书本、住宿洗澡、看病。每个假期回家往返的交通费也可以报销。初次入校时的车费也同样予以报销。那时读大学基本开销几乎是全免费。那时候从内心感受到国家对我们学子的关心，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阵阵暖意，真的要感谢当时邓公的复出。
入校时是78年，那时“四人帮”倒台不久，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带有文革的模式。如有个女教师因为说了几句当时没认为是错话，被校方组织批斗，每个班还要求出一个代表，在批判会上发言。当时这个女教师还没有结婚，每批斗一次就哭一次。风头过后这个女教师就调离了，颜面受损的缘故。文革中批斗、游街、示众这类做法，说到底是对人权利、尊严的践踏，这种流弊至今犹存，普通人解决一般纠纷习惯诉诸暴力，即使是执法部门如城管、公安，也崇尚暴力，如拆迁或刑讯逼供。国内游客出国旅游屡屡爆出不文明丑闻，诸如此类，文明的土壤和氛围在国内尚未成为气候，其流风余韵不绝如缕，是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呼唤文明回归需待时日。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政治事件记忆尤新，就是给全国右派平反，现有的“五类分子”帽子全部摘除。这在当时是个天大的消息，举国震动。中央当时主政的是胡耀邦和邓小平，名义上的总书记还是华国锋。这个决定解放了几百万政治上受到到排斥和迫害的人。另一个重大的意义是，这个决定改变了毛太祖的既定政策，有实事求是、冲破藩篱，解放思想的意义。
接着释放了大量因文革政治问题被关押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现在很多红二代的父辈，就是那时被释放，平反、恢复工作的，如习仲勋、薄一波、王震、陈云、李先念等。已经去世的也陆续的平了反，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
一天我们寝室来了一位新同学，班主任带他进来向我们介绍，他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支持邓被关进去，打成反革命，差点判了死刑。这次被放了出来恢复学籍，因为他当时就是被当局从这个学校抓走的。他好像大脑受了刺激，每天也不上课。只是等到毕业由国家安排工作而已。
最后一个学期，大家自然开始关注毕业后的去向，那时国家的政策是大中专都包分配，分配到哪根据国家需要，几乎没有自己的选择机会。可以例外的就是比如，独子、留校、或者某些单位提前到学校要人。这毕竟不是主流，是特例。那时很难打听到分配信息，不像现在政府信息必须公开，那时口口相传，无从核实。
我当时最希望留在省城，一则留在省城离家近、发展机会多；二则大城市社会功能齐全，生活质量优于小地方；再就是很多朋友同学都在这里。等分配政策下来，一下傻了眼，分配政策是，哪里来到哪里去。意味着我又回到那个小县城，唯一不同的是身份变了，工作岗位变了。
走的那天天空灰暗，同一地区来的几个考生相约同行，告别了熟悉的校园，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心像灰蒙蒙的天空一样，忧郁而沉重。
大学生活结束了，从此走向了社会，开始自己独立的人生。自此以后我历经了坎坷、痛苦、迷惘漫长的人生之旅，我调动了多个单位，最终在大西南的省会城市扎根，一直到知天命之年。
有一次和儿子聊起来，说那时生活困难，很难吃上一次肉，能吃饱饭就感到幸福，他笑着说，不信。人到知天命之年回头看一些经历，真的有些感到五味杂陈。人生如酒，慢慢回忆写出来，保留真实，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一个时代。历史不只是有正史，也需要来自乡村草莽的野史，它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但自娱自乐的成分更多一些，留给自己和家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