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村医邵先生
六十年代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结构，从下往上依次是：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地区（行政公署）、省。
和现在不同的是没有乡镇这一级，公社的职能就基本等同现在的乡镇。县由地区行政公署代管。
对应的医院系统的布局是，一个公社有一个中心卫生院，公社范围内的大队设若干个卫生所，
不是每个大队都有卫生所。
我儿时所在的大队就有个村卫生所，服务范围覆盖着附近三、四个大队。
卫生所共三个人，两个医生一个助手。两个医生中一个是所长，一个是邵先生，助手是本村村民，
没有工资，只算工分。助手是个男的，负责打针、取药、简单的外科包扎等。
村卫生所就在大队部隔壁，离我家不远。村民看病只找邵先生，那时邵先生已经50岁左右了，
而且身份是“反革命”分子。
邵先生是国民党随军医生，淮海战役中被俘，由于他属于文职、技术人员一类，有别于其他军人，
被俘后仍安排他当医生，也是用其所长。但被俘前身份属于国民党编制，没有判刑坐牢，
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本人属医院正式编制，每月领工资。
妻子和六个子女被安排在本地生产队，我家是三队，他们是二队，最小的女儿和我是小学同学。
邵先生是云南人，说一口道地的云南话，有很多话听不太懂，他在美国留过学。
说话不多，但对人态度极好，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多在公社中心医院看不好的病，不能确诊的都来找他，
他一年到头不分上下班时间，不分节假日，吃住都在医院，病人随到随看。
他受到附近乡亲的普遍敬重，人们都称他邵先生，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那时农村只有两类人可被称为先生，一是医生，二是老师。
先生之名是一种身份、荣耀、高尚人格的集中体现，堪称尊称。
时移世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师和医生中被称为先生的几乎绝迹了，即使是冠以大师之名，
能使人肃然起敬的也不是很多。老师和医生在人们心目中仅仅是一种职业而已。
另一位所长基本没有人找他看病，他清闲就到处跑，很少看到他，听别人说在公社参加什么造反组织，
一天在写大字报，搞运动。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合作医疗，每个人头，无论老幼，每年只交一元钱，就可以免费看病。
小病在村医处看，大病转到公社中心卫生院，还可以转到县医院，从县医院可以转到徐州市对口大医院。
那时农民看病没感觉到成为负担，不存在“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的现象。
那时城市职工看病完全免费。国家恢复高考后我在大学读书就医都是免费，从毕业参加工作到九十年代前看病都是完全免费。九十年代我得了一次重病，住了四十天院，花了两千元，出院结账是单位用支票结算的。
这种状况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就被打破了，看病不再免费，同时伴随的还有教育和住房，都没有免费的午餐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
医改改了几十年，不管怎么改，免费是目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都能免费，我们也能，理由是我们的制度更有优越性。六十年代国力比现在差都能免费，现在应该更可以，在下是这样认为的。
邵先生家就在附近，但从不回家，也从不在家吃饭。他的工资那时大约三十多元，就是他一个人花。家里人和全国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一样，终日劳碌仅能勉强温饱，但家里人从不向他要钱。
子女和他常联系的就是一件事，每天给他把缸里的水打满。那时农村吃的是井水。每个生产队有一口井，每家都有一个缸装水，打水先要用绳子系住桶，在深十几到二十几米的井中取水，取满两桶担回家。年老体弱者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
儿时经常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扁担、水桶和扫地的声音，那是爷爷几十年来都不变的习惯：黎明即起扫院子和担水。
我离开农村前从没担过水，力量难以胜任，大人还经常叮嘱不要去井边玩，害怕我们失足掉井里。
邵先生每天都是自己做饭，中午吃的是米饭和几块很大的红烧肉。
米饭和肉先放在蒸锅里，然后在煤炉上一次蒸好。公职人员那时可以供应煤炭，用于烧饭取暖，农民只能终年烧柴草做饭。
那时农村普遍贫穷，只有过年能吃上肉，看着他吃米饭和肉我和很多小伙伴围着看，直流口水。
六十年代末，文革之风越来越浓，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都成立造反组织，造反组织分成两派，那时我记得很清楚两派的名字，分别是“保派”和“反到底”名字听起来好象武侠小说中的名字。
这两派经常武斗，每个单位都分为这样两派。“反到底”有军方支持，武斗中给他们发了枪，打的保派到处躲藏。
这时城里很多大医院都基本瘫痪了，很多病人跑来找邵先生看病。
邵先生身份虽然是“反革命”，但没有人敢冲击他，新来的一位所长不知轻重，让邵先生戴上“反革命”字样的臂章，那时所有的四类分子都要戴，邵先生自然不敢违逆。
有一天所长带来两个年轻人，要把邵先生带走，到公社开他的批斗会，邵先生不去被打了一巴掌，来看病的群众不干了，和他们冲突起来，为保护邵先生不被带走，越来越多的愤怒群众把所长和几个年轻人围在中间，打的跪地求饶。
当时我就在现场看热闹，邵先生当时坐在看病的座位上一动不动，作沉思状，眼中含着泪。
这次风波后，所长在内的几个人很久再没有露面，村里的造反组织把邵先生保护起来了，连臂章也不用戴了。
十几年来邵先生给我看了多少次病记都记不清了，但感觉是每次看病都是手到病除，唯独有一个病长期治不好，经常胃痛，一直到离开故乡。
七十年代末从兵团回故乡探亲。此时邵先生已经退休，冬天围着被子坐在床上，他几十年为农民看病的坐位上换了另外一个人。我坐在他床边和他说话的时候，不断有人来找他看病，坐在病床上开处方。他还记起我的胃病，他说主要靠调理，不要吃得太饱。
探亲返回前向他告别，他听我说要经过西安，他说你要是方便看看我的美国校友，我们最近才联系上，以前不敢联系，他多年也受到压制，他叫“苏洪熙”。我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去找他，单位人告诉我他去北京了。
我把这一结果写信告知了邵先生。
2016年我在央视上看到，才知近百岁苏洪熙先生仍健在，是我国心脏病权威专家，首例心脏搭桥手术和首例体外心肺循环技术就是由他引进并亲自完成的。
可惜的是邵先生已经去世了，看不到这个消息了。
我回来后在信中顺便问起邵先生，他们说我走后半年左右邵先生就去世了，没想到那次见面是最后一次。
邵先生用现在的说法是海归，如果是现在以他的医术、名气，致富如探囊取物，但命运不可能假设。
以邵先生的医术仁心，几十年来救人无数，当时农村经他手接生的人数都好几千人，
但他却是一生清贫孤独、抑郁终老。
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后不到一年，戴在他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就被摘掉了。
几十年来他深受当地村民尊重、爱戴，虽身为“历史反革命”，在文革最黑暗的时期，
也没有收到丝毫冲击，因在其周围有民众组成的铁壁铜墙给予最有力的保护。
我感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先生”，他的名字会像丰碑般长久矗立在他生前为之服务的那块土地上。
古人有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惟邵先生可名实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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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兵团同事，一位羊倌之死
我在此前发的《我的高考和大学岁月》一文中提到一位马校长，这位马校长算是我生命中的指路人，当时我不满20岁，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的怀念他，没有他的帮助，也许我会经受更多的生活磨难。
称他为马校长是缘于他来兵团前是兰州某回民小学的校长，因言论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兵团农场劳动改造。
七十年代，我刚到兵团上班时十七岁，他四十多岁。他身材高挑，清瘦，满脸皱纹，表面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我所在的兵团农场按编制是一个营级，组成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定西孤儿院来的孤儿，这些人占绝大多数，其身份均为农工；二是天津和青岛知青，不足十人，也是农工；其三是部队转业来的，主要从事管理，如营长、指导员、连长均属此类。少数的是兵团子女和因政治原因发配来的人，马校长就属此类。
《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当时也是兵团知青，他所在的团场在今安西（现改名瓜州），毗邻敦煌，属地酒泉市。
他还写了另一部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我所在的团场中大部分农工都来自定西孤儿院，如果继续考察下去肯定会有联系，而且会有很多故事。
马校长来了之后，在兵团全营学历应该是最高的。那些兵团知青大都是初中毕业，来自孤儿院的农工只在孤儿院里读了小学。那个年代知识没有用，而且不能显露你有知识，那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马校长被安排专门放羊，管理近百只羊群，成了一名羊倌。
农工出工是集体出动，放羊是一个人，白天把羊赶到山上，晚上收回羊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此。
他的宿舍就在羊圈隔壁，除了吃饭和晚上开会学习很少见到他。见面很少说话，他的身份是右派，和他说话有风险，所以沉默的时间居多，其他人也不主动和他说话。
他单身，听别人讲他被打成右派发配来之前，和妻子离了婚，是他主动离的，不想让妻子受他的牵连、受罪。
那时兵团的主要工作内容很简单，白天工作，晚上政治学习。所谓政治学习就是紧跟形势，一会批邓，一会批林、批孔、批周公，孔夫子说的话，懂都不懂怎么批？
开会时一帮人围在炉子边上或坐在炕上，在煤油灯下，我负责读报纸，每天读一篇，接着每人发言讨论，大伙抽着旱烟，没有人发言，在烟雾缭绕中散会。
马校长看我有点文化基础，偶尔会和我说说话，知道他的身世后我内心很同情他，有时晚上不开会，我会到羊圈隔壁他的住处找他，和他聊天。
从聊天中得知，他读过很多书。我们讨论的话题只限于书和一些无关的话题，不敢涉及时政，他怕我年轻，不谙世事，口无遮拦说出去惹麻烦，后来我们接触的逐渐多了起来，关键时他会从为人处世方面给我一些善意的提醒和指导。
兵团驻地附近的乡村也有一些回族，马校长和他们有往来。他们牵线给马校长介绍了一个回族女性，比马校长年轻很多，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很快决定结婚，结婚时我和单位很多同事都去参加了婚礼，婚礼在附近农村朋友家举办。那天看到马校长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交往几年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情。
不难理解，结束多年的单身生活，有了爱和家庭，生活内容和质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个生活太来之不易了，那时谁敢和右派结婚？那要承受多大的政治舆论压力。
可惜的是这个婚姻只维持不到三个月，女性就借故走了，而且再没回来，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怪那个女的，生活环境太差了，羊圈隔壁的婚房就几个平方，除了炕再没有任何家具，极目窗外就是绵延的山峰和皑皑白雪，比监狱的条件还要差。
马校长受此打击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他请了长假去找他妻子，半年过去了音信全无，后来单位派人催他回来了。回来时手上带着伤，他说是在兰州期间为解决生存问题，在货场当装卸工，大拇指被压断了。那时没有私营企业，工作只能去国企，自己找工作岗位不可能，装卸工当时叫临时工，还是通过不少关系介绍才找到的。
回来后继续放羊。这时年轮已进入一九七六年。
那时我在兵团的生活和大部分一样，单身职工住的集体宿舍，睡得是通炕，只有结婚的人才能住套二的房子，所谓套二还是平房，只是外面一间是厨房。里面是卧室，厕所还是公共厕所。
业余生活除了喝酒就是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的吹牛，聊女人，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没有电，更没有电视，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听广播。
一天在睡梦中听到广播中播《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而且是复出的王玉珍唱的，这是禁歌，我当时感到政治风向变了，这是改朝换代的信号。
七七年下半年传来高考招生的消息，这时我不知怎么办，我私下请教马校长他说去报名，万一考上了就可以离开这个环境，考不上也没有损失。我听从了他的话。
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是政治风向一时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时有个运动叫“说清楚”，所谓说清楚，就是个人说清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当时全营决定两个人说清楚，一个是马校长，一个是我，为何喊我说清楚，因为我和马校长走得近，其二在开马校长批斗会时，我不积极，而且还为他开脱，得罪了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长，因为该人是个麻子脸，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常以此奚落他。
当时他宣布我们两个说清楚时，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来了，他说如果不能过关，则上大学不予放行，那时我真的害怕了。
听起来很可笑，我等一介草民怎会联系上“”四人帮？那时就是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大行其道。
我当时在会上做了检讨自我批判，内容都是在报纸上抄的。很快就过关了。我能很快过关，缘于我在单位工作几年里，年龄小没有树敌，再则我是团场唯一一所学校的老师，学生居住分散，下雪天有狼出没，我经常骑着马背着枪送孩子回家，大部分家长都很尊重我，所以我在会上作了自我批判后，工作组长问大家同意我过关的举手，一致通过了。
马校长则和我不同，他因其身份是右派，每次运动他都是重点整治的对象，这次依然。他不服，工作组就派人折磨他，他不堪其辱，就选择了服毒自杀。
他去世时工作组长派了三个人去山上挖坟，我是其中的一个人，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人送葬，我们三个挖好坟后，用牛车将他的尸体用白布包裹下葬。
他死后不久国家政策就为全国所有的右派平了反，他要是当时能隐忍一下就过去了，可惜他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是尊严害了他，和文革初始的老舍一样。
我在兰州上学期间，就知道他平反的消息，兵团还派人找到了他的弟弟，告知可以把骨殖迁回兰州安葬。因其无子女，父母早已去世，弟弟当时身体也不好，加之路途遥远，交通非常不便，迁坟之事就搁置了下来。几年后兵团的同事告诉我，坟还是没有迁。
人迹罕至，千里绵延，终年白雪皑皑的地方，马校长的坟墓孤独的停留在那里，不知现在还在否？我还记得他。
岁月如流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忘不掉这段经历，和这位马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