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3） YMCK10252020-09-21 19:56:04
松竹散人
我穿过的布鞋、棉鞋和草鞋
儿时常穿的布鞋就两双，一双单鞋春、夏、秋穿，一双棉鞋冬天穿。
布鞋全是手工做的，鞋底一样，从鞋帮上分单鞋和棉鞋，现在通俗的叫法“千层底鞋”。
全家人穿的鞋都是奶奶一人做。奶奶不下地干农活，除了做饭空余时间就是浆、洗、缝、补，做鞋、做一年四季全家穿的单衣、棉衣。
那时在农村从没听说过谁家买过鞋、买过衣服，穷是主要原因，非不为，是不能。
做布鞋工序繁琐一双鞋要做半个多月，最费工的是做鞋底。
鞋底用不能穿的旧衣服剪成片，在案子上铺平，用浆糊一层一层粘起来晒干备用，这叫“拷子”。
做鞋时比照每个人脚的的大小，剪成鞋底形状，边子用白布包上边，三层拷子合在一起，用麻绳密密麻麻均匀全部缝一遍，鞋底就做成了。
缝鞋底俗称“纳鞋底”，这是最费工、费时、还费力的工作，三层拷子合在一起用针无法直接穿透，先要用锥子穿透，再用针带着麻绳穿过锥子孔，一针一针密密麻麻的缝。
手工巧的人，针脚大小、间距整齐划一，很是漂亮。
那时衡量农村女性的基本素质，不看文化程度，因大部分都没有读过书，就两个硬指标，针线和茶饭。
如果一个女性不会做衣服、做饭，或者做不好，会嫁不出去，即使嫁出去身份都要降低，会被婆家看不起。
所以待嫁的姑娘，出嫁之前母亲的主要职责就要教会女儿这两样。
唐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表达过门的媳妇第一次做饭，担心婆婆不满意的忐忑心情。
鞋底做好了，接着做鞋帮，鞋帮相对简单，一层面子，一层里子缝合一起，圆形的鞋口包上布边，布边一定是黑色，白色表示穿孝，家中有长辈去世。
鞋帮还是用麻绳和鞋底缝合一起即可，这叫“上鞋”，一双鞋就做好了。
新鞋做好了，有时大小有些差异，夹脚或者磨脚，就用鞋楦调整使之合脚。
新娘子穿的鞋做法工艺相同，鞋底薄一点，只有两层，鞋帮的面子是红布，上面手工绣上凤凰或者牡丹花。
小孩子穿的鞋是虎头鞋，一般是奶奶给孙子做，象征王者之尊。
如果做冬天穿的棉鞋，就在鞋帮面子和里子之间充填上棉花，和鞋底缝合一起就成棉鞋。
那时农村女性除了下地劳动，还要承担全家的冬夏鞋子、衣服的缝制。做针线活都是抽零碎时间或下雨天做，很多都是冬天的棉衣秋天就开始做。五、六个子女的家庭，冬天到了，棉衣还没有做完，孩子冷，母亲就在灯下赶做棉衣。古代小说里有妻子为守边将士灯下做寒衣的情景，使人感慨。
那时在农村经常看到妇女坐在一起拉家常，或者走路，手里都是拿着针线活，就像现在人手机不离手。
做一双鞋子不容易，孩子多的家庭老大穿了老二穿，破了补了再穿，那时农村就有走乡串户的补鞋匠以此为生。
我的小学同学很多春、夏、秋几季都光着脚上学校，冬天就穿草鞋。
家乡的草鞋我也穿过几个冬天。草鞋的底子用草绳编成，比较厚实，耐磨。鞋帮用细草绳和芦苇最上面的绒穗合在一起编制，芦苇秋天最上面长出绒穗，像玉米秆上部长出的类似，棉绒状可以取暖。有些家庭条件好的，草鞋底用木板做。
这样的草鞋当地叫“毛翁”音如此，找不出合适的字。
冬天穿时里面填上碾过的麦草，或者塞进旧棉花过冬。
毛翁的寿命就是一年，第二年再重新做，有些来不及或者家里没有人做的，就到集上去买，几角钱一双。
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之前一直穿的是奶奶做的布鞋和草鞋，后来到了兵团工作，穿的是和军人一样的黄色解放鞋，深腰和浅腰的两种，分别是冬天和冬天之外的季节穿。
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第一次穿上皮鞋。
也许是童年成长的经历，我对鞋和与之相关的事件都很敏感。
十几年前，四川乐山一位副市长，叫李玉书因贪污被判死刑，临死前他就说了和鞋有关的一段话：
我在农村读中学，早上吃了早饭走路去十几里地的学校，带上几块红薯作为午饭。妈妈给我做了唯一的一双新布鞋，出门前把布鞋脱下来赤着脚去学校，进校前再穿上。一双鞋一直穿到高中毕业。我大学毕业到工作前没穿过皮鞋。
他贪腐受到制裁罪有应得，但这段话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我能懂这段话的内涵，掂量出它的沉重。
贫穷可能滋生出人内心的自卑或疯狂，长期贫穷的压抑对金钱有种变态的渴求。
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双布鞋，是奶奶做的最后一双，八十年代我在大学里，奶奶亲手做好给我寄到学校，奶奶说，手工做的鞋穿上跟脚舒服。我穿了几次，把它保存至今。
我现在还是有穿布鞋的习惯，现在买的布鞋，鞋帮是布的，鞋底是塑料。穿不出那种手工布鞋的感觉。
儿时穿奶奶一针一线做的布鞋，那种入心入骨的温暖，至今存在记忆深处。
年轻时读孟郊的诗，没有经历真的读不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别时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现在才真的读懂了。
记忆中的农村石器时代
人类的始祖从开始使用石器起，就开启了从野蛮向文明的过度。
人类发展的古代文化水准，以制造和利用石制工具为特点。根据工具的形状和使用的复杂程度，石器时代历经三个独立的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部分农村还在部分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这个阶段应该算是新石器时代的延续和遗留吧。
我的记忆中那时农村起码有三种石头工具的存在。
一种是石磙。一块完整的石头，打磨成长四十厘米到一米以内，直径30到50厘米的圆柱体，圆心处有鸡蛋大的孔，套上木架，圆心处作为转动的支点，牲口拉上在场里转动脱粒。
农历五月份生产队的麦子收割运至场上，先均匀的摊开晒，这时麦秆和麦穗一体并未分开，有些麦穗还带有水分，必须等水分完全挥发才可以脱粒，否则的话脱粒不干净，粮食会有损失。
等完全晒干，人戴着草帽，牵着牲口拉着石磙，在均匀铺开的带穗的麦杆上来回反复碾压，碾压时要选择在中午天气最热的时间进行，这时空气干燥，脱粒效果最佳。经过反复碾压，麦粒就从麦壳中脱离出来。
碾压过的麦草单独堆起来，形成草垛。麦草可以用作燃料，也可以作为冬天牲口的饲料。
碾压过的麦子和麦壳混在一起，那时农村没有电，没有鼓风机，只能用人工分离，人用木铣把混合一起的麦子和麦壳铲起来一起抛向空中，借助风力，麦壳轻麦子重，落在地上位置不同，自然就分开。
麦壳俗称麦糠，可以用来烧火，还可以用来作为农村建房的建材，外墙泥中，必须加入麦糠，起粘和作用。
其次是农村家庭普遍使用的石磨，石磨大小规格不同，其功用相当于后来的电动粉碎机。
收获的粮食要变成面粉必须要用石磨磨碎。农村没有电，就谈不上电动粉碎机。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粉碎加工粮食。
提起石磨我现在尚心存余悸，每次磨粮食都是我和爷爷两个人推磨，推着磨一圈一圈的转，无穷无尽，永远也走不完的磨道，单调枯燥，一直转头要发晕，每次下来都要头晕恶心很久。
一次磨上几十斤粮食，要用大半天的时间，磨一次用筛子筛一遍，再磨再筛，一直到很细很细，最后剩下的就是麸子，麸子就是磨不碎的剩下的粮食表皮。麸皮现在作为畜禽饲料，那个时代时全部是人吃，六十年代的农村人很少有没吃过麸皮的。
麸皮用于熬粥或者加在面粉里蒸馒头，有时候用麸皮加野菜蒸窝头，粗糙难以下咽，吃糠咽菜就是指的这种情景。
家庭人口多的，磨比较大，要两个人同时推。如果和生产队饲养员熟悉，沾亲带故，可以偷偷借头驴来拉磨，驴被蒙上眼睛，围着磨道周而复始的转圈。
现在农村骂人，对那些遇到问题推卸责任，找借口的，就说他“你是驴不走，不要怪磨不转”。八零后可能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该语言带有时代特征。
个别家庭还有一种小型的手摇石磨，用的不多，主要用于磨豆浆。
石磨用久了，磨齿变钝、变平，就要找石匠重新开齿，否则的话无法使用，或者效果不好。
第三种石头工具当地叫碓窝，一块整石头中间挖空，石头可以是任意形状，但中间挖的孔一定是圆的。另外配套的就是一块圆石头中间一个孔，孔上装上木把，这个的名称叫碓头，人手持碓头，上下在碓窝里冲击要粉碎的食物。
碓窝主要用于粉碎调料。和一些不需要粉碎很细的粗粮，用于煮粥。
和这个形状一样的，石碓窝的儿孙辈的工具，蒜臼子，也是石头做的，原理、作用基本一样，只是粉碎的物料不同。
时代跨入七十年代，家乡农村慢慢通电了，用上了电动粉碎机。需要粉碎粮食，送到磨面坊，几十斤粮食十几分钟就好了，立等可取。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再不用为推磨发愁了。
同样，场上脱粒用的石磙，也被电动脱粒机取代了。碓窝也同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始于2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的家乡宣告终结。
我八十年代回老家，石磨、石磙、碓窝还静静躺在老宅院里，几年后再次回去就看不到了，问二叔他说被城里人拉走了。
曾几何时，熟人见面就问“你吃了吗”？
八十年代前，一般熟人见面习惯问，“你吃了吗？”在日常问候语里这句话使用的频率最高。
因为使用太普遍，几乎约定俗成，习惯了不假思索顺口而出，有时在厕所门口碰到熟人，也这样不加思索的问，想想事后难免尴尬。
细究这句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映射了中国历史上，人民长期为温饱问题所折磨的现实。
设法满足百姓温饱，成了历朝历代君主执政期间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其初始的推动力都是农民起义，起义的农民绝大部分是饥民，不造反就要饿死，何如造反。
蒋先生回台湾前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几条，但均未切中要害，在他当政时期，如果农村没有那么多吃不饱饭的人，哪有那么多人入伍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局面何以产生。
现在如果你在吃饭以外的时间和熟人见面，再问“你吃了吗？”熟人会感到奇怪，难道现在吃饭还是问题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吃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追求，能吃上红烧肉、白面馒头、大米饭，做梦都在想，一度上升为终生追求的生活目标。
那时在农村主食是红薯，当地农民叫“白芋”。
白芋收获于秋季，生产队集体收获后，马上按人口分配给村民，新鲜的白芋不能在常温下长期存放，每个家庭都要挖一个地窖，专门储藏。地窖里温度低，接近恒温，可以储存到来年五、六月份。
储藏的红薯只占家庭红薯总量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的红薯用于做红薯粉，作为主食。
做红薯粉的程序是，先把鲜红薯切成片，铺在草席上晒干。晒干后的红薯干就可以长期储存。可以随时磨成红薯粉用作主食。
红薯粉吃法很多，做饼子、蒸窝头、掺入其它杂粮可以做成煎饼。
家庭条件稍好的，把小麦面包在外面，蒸成馒头或花卷。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就吃这种馒头花卷，这种馒头花卷只限我们小孩子吃，奶奶爷爷就吃全是红薯面，没有包皮的窝头。
过年的时候可以用红薯干交换粉条，还可以用红薯干换上一瓶酒，过年时全家团聚时喝。
一般家庭的自留地会收获一些杂粮，生产队也会分配一些，但都不多，红薯面的比例要占全部主粮的70%以上。
那时每天的饮食结构几乎千篇一律，红薯面主食，有些家庭红薯面吃完了，就煮一锅红薯全家一天三顿吃，既是饭也是菜。
红薯面饼子、煎饼、窝头，这是主食，南瓜、红薯稀饭，炒一盘自家地里种的素菜。冬天没有素菜，就吃一般家庭都有的面酱和盐豆子下饭。
有的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没有吃的。这个季节政府会统一发放救济粮，以解决部分断粮户的燃眉之急。
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吃上饺子、肉或者纯白面的馒头。所以小的时候天天盼过年。
七十年代以前的农村，大部分人常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人们长期生活在对饥饿恐惧的氛围里。
伴随这种氛围，现实中便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饥饿文化元素。
见面就问“吃了吗？”就是这种文化元素的体现，既体现一种恐惧、也体现一种对吃饱饭的追求。
当时农村在别人家吃饭是件大事，除非远道而来的亲戚，再者就是家里有红、白、喜事，或者盖房，一般不存在在别人家吃饭这种事。
七十年代我和同学去徐州市看电影，那时看场电影要五分钱。有时在城里和同学吃很简单的饭，回家奶奶第一句话都要问，你们吃饭谁出钱？
有时和小伙伴在外面玩，肚子饿了，回家拿个饼子吃，大人都不允许，怕孩子不懂事，饼子拿出去拿给别人吃。
有几次我拿着饼子出去吃，稍后爷爷都跟在后面偷偷的看，看是否我拿给别的孩子吃。
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多子女的家庭，老人由子女之间轮流供养，一般是每家一月。
有时出现闰月或者日子对接有争议，会产生一边不接一边不管的现象。孝老这个中国最古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因为贫穷而大打折扣。
那时农村很多老人，子女自顾不暇，无力顾及老人。
老人独自生活，在贫病交加中孤独死去的老人占有很大的比例。
故管仲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饥饿贫穷的土壤里，很难孕育出丰满的道德之果。
前几天我发了篇谈有关饥饿的帖子，一位网友说我出身寒门，并语带讥讽。我没有回他，认为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的理由是，贫穷和饥饿不是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个人的耻辱。出身寒门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我本来就出身寒门，我并未炫耀我的祖上也姓赵。
这种终日为衣食担忧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上世界七十年代末，才慢慢有了好转。
我只知道在我的家乡有了好转，不代表全部，以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多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后来我离开了故乡，温饱问题对我本人已不是问题。但国内很多地区的百姓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胡、温时代免除了农业税，温总理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中国目前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他说中国政府解决了十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
解决温饱不等于消除了贫困，贫困是个综合概念。
到现在我们政府还在举全国之力消除贫困，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短板。
现在家里的孩子们喜欢吃红薯，说是养生、美容食品，买来我从不吃，童年时代吃伤了，现在看到了心理上还产生莫名的反感。
现在见面很少再听到“你吃了吗？”问候语，饥饿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问候语的文化背景也发生了大变化。但贫困依然存在，消除贫困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