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竹散人
我的爷爷
最近老是梦到爷爷，梦中的爷爷是山羊胡、满口仅存一两颗牙齿、拄着黝黑的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路。
爷爷生于解放前，年轻时以一人之力养活全家六口人。除此之外还要和五兄弟轮流赡养老母，我的太太。
爷爷不识字，但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去读书，三个儿子后来都进入国家单位工作，读书改变了命运，唯一的女儿，我的姑姑没有读书。
姑姑十几岁时就帮助爷爷干农活，冬天在齐腰身的冷水里收割芦苇，全家的所有农活都是爷爷和姑姑干，这个阶段养活全家就是爷爷和姑姑两个人。
奶奶是城里富人家庭，家道后来中落。嫁给爷爷后从不干农活，只做家务。奶奶会打麻将、打扑克、过年过节，家里来客人还能喝点酒，保留着婚前富家生活方式的影子。
我记事时爷爷就给我说过，解放前后为了养家，除了靠土地之外，还干过厨师、用进口的手摇织袜机，走乡串巷为人织袜子；挖过炮弹壳，日本丢炸弹中的哑弹，从地下挖出来，拆开卖废铁，靠这些营生养家。
爷爷不算高明的厨艺，解放后一直为本地乡亲服务，本地乡亲的红、白、喜、事都请他主厨。
我记事的时候爷爷走路就有点瘸，但不严重。爷爷说这就是冬天挖炮弹皮，长期站在水里留下的病根。
那时一年四季即使是夏天，爷爷腿上都贴着爸爸给寄来的膏药。
我们家的院子里两套房子，房子堂屋和东屋，在本村无论从建筑材料和建筑规模都是最好最气派的，爷爷经常对来家的人说，这是我“自打自创的”，这是他的原话，以此炫耀。
童年时代天还没亮，睡意朦胧中每天都能听到爷爷担水、扫院子和咳漱的声音，这个声音伴随了我十几年。
冬天起来爷爷忙里忙外，我喊冻手，爷爷会停下来，抓住我的手暖一会再去忙。
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爷爷和奶奶主要吃红薯干面，家里的白面主要留给我和姐姐吃，农村的说法是家里吃的两样饭。
爸爸弟兄三个都在外面上班，经常来信都是请同村的识字人看信。后来我上了三年级，来信就由我来读，回信也是我写。
写回信的时候是奶奶、爷爷在旁边口述，我就写，直接说事，不会写什么客套。
有一年多时间，我都把信尾“祝您愉快”中的愉快写成偷快，四年级以后学了这个字才纠正过来。
我感觉到爷爷最幸福、自豪的就是我读信和写信的时候，他脸上荡漾着幸福喜悦的表情，边点头，伴随着山羊胡的抖动，其形象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爷爷年龄渐大加之腿子不好，生产队就照顾他，让他养猪。秋收季节会把猪赶到收获过的土地上，让其吃收获残留的红薯、花生，或者提前成熟洒在地上的豆类作物。
这时爷爷会带着自家的一两只羊一起去放，公私兼顾。
爷爷一年四季除了雨雪天气，从没主动休息过一天，习惯了闲不住，只要闲下来总要找点事做。
没有业余时间，爷爷不抽烟，过年过节喝上少量的酒，爸爸叔叔带给他的酒，一瓶酒可以喝上一年。
爷爷的手很粗糙，一年四季看到手上都裂着口子，粘着胶布，手掌满是厚厚的老茧。
我大约十岁时，会和爷爷一起去城里卖萝卜或者雪里蕻，爷爷拉着平板车我跟在后面走，卖菜的时候我收钱算账，都是几分钱一斤的菜，一车菜卖完也就卖10元左右，大部分都是硬币。
卖完菜吃饭，爷爷就买上一份大碗茶，两分钱，从家里带来的粗粮煎饼泡在碗里吃。爷爷有时会单独给我买上几个煎包和一碗热粥。
有时爷爷单独去卖菜，天快黑了我会在村口等他，他会从怀里掏出一个白馒头给我。
七十年代我就离开了故乡，那时爷爷基本上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走路要拄拐杖。但家里养了好几只羊，爷爷说过年时杀上一只全家吃，其余的繁殖的羊羔可以卖。
其实奶奶和爷爷生活并不困难，爸爸或叔叔每月会定期寄生活费给他，爷爷生活极为节俭，总是闲不下来，不停地劳作，省下来的钱会补贴二叔，二叔文革开始后不久被开除回家，受到管制，供两个女孩子读书，家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极为艰难。
八十年代我在西北工作，老家来人告诉我，生产队的土地已经分到个人，不靠劳动记工分了。但爷爷养的羊比原来更多了，经常看到他，一瘸一拐的牵着一群羊，到村东的河滩荒地放羊。
八十年代爸爸因病去世，爷爷此时已是八十高龄，不敢告诉他爸爸去世的消息，后来亲戚来家说漏了嘴，爷爷在床上听到后急忙下床想问个究竟，结果摔倒在地大腿骨折，从此卧床不起。
爷爷躺在床上，我回老家看他时，他在床上含混不清的问我，你结婚了有孩子没有，我说有了，那怎么不带回来我看看。后来我专门把孩子带回来让他看，他看着孩子露出深情地笑，伸出四个指头，我理解应是“四世同堂”的意思。
一年多以后爷爷去世。
爷爷的三子一女成家后，爷爷从未和任何一个子女共同生活过，他常说不麻烦他们，我自己能动。
爷爷一直在家乡，一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如果不是摔断腿，他会一直自食其力，自己料理饮食起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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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熟季节忆小柏
小柏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小柏是乳名，老家叫小名。
农村的习惯，入学之前一直称呼小名，一年级入学报名时取的名字叫大名。有了大名，小名就慢慢弃之不用了。
农村很多不识字的父母不会取大名，报名时请老师帮忙取。
小柏长我一岁，一个家族，我的爷爷和他的爷爷是亲兄弟，他爷爷排行老大，我爷爷排行老三。
我们两个从一年级开始就在一个班，除了在校时间，余下的时间基本都在一起玩。
那时侯上学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做不完的作业，放学回家很多都做到晚十点以后。
那时上午两到三节正课，下午基本就是自习做上午正课时老师布置的作业，当天的作业在学校就做完了，回家都是玩。
只有寒假和暑假布置的作业在家里做，那些作业认真做，三到五天也就做完了。
一次暑假期间我们外面玩的口渴，我们两个商量，在附近生产队的瓜地偷摘个菜瓜吃。
菜瓜是本地瓜的一个品种，不是炒菜用的瓜，属于水果类，外地很少见到。皮薄、籽小，可以连皮一起吃。
我们从附近的小麦地进入瓜地边缘，瓜刚摘下来就被发现了，守瓜人大喊一声就开始追我们，我们扔下瓜就往小麦地里跑。
六十年代农村的经济结构很单一，集体土地除了种主粮，如小麦、玉米、黄豆、红薯、花生，这些主粮有上级下达任务，必须按计划种植。
其余的就要种一定的经济作物，经济作物中，除了棉花必须种，剩下的土地可以自由选择，如种瓜果。
那时农村很多生产队都有成片的瓜田，和成片大小不等的果园，果园主要是杏和梨居多。
家乡的气候不适宜种苹果，十几岁以前在城里见到过苹果，但没吃过，买不起。
每个生产队的瓜田或者果园，在即将成熟的季节，都有专门的人日夜看守。瓜田或果园中有一个简易的茅草屋，也叫瓜庵，供看守人栖身。
看守瓜果的人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是壮劳力，干主要的农活；再则年轻人责任心比不上老年人，还瞌睡多，耐不住寂寞。
我和小柏偷瓜虽被发现，守瓜人是另一个生产队的，年龄大根本追不上我们，我俩个子矮钻到麦地里，他看不到，也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乡里乡亲，他也是例行公事，枪口抬高一寸的可能也有。
小柏的爷爷就是本队的守瓜人，我们跑到爷爷那里，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他到地里摘个瓜先给我们吃，他说你们孩子不懂事，你说口渴直接去要就是，何必要去偷。
我们当时年龄小真得不懂，在农村行人路过瓜田，口渴了可以要个瓜吃，任何人都可以，可以吃但不能拿走。
你要瓜吃，守瓜人给你选完全成熟的吃，因为个别成熟的瓜，如果不吃过几天也会因熟过头了而丢弃。
生产队组织收瓜要成批的收，个别的成熟只能吃掉或者自然丢弃。
后来我们想吃瓜就常常跑到小柏的爷爷那里去，一直到过了瓜季为止。
瓜季结束后，瓜庵就空在那里，第二年再来用。
秋冬季节，农作物都收割完了，极目远望，田野里仅存三、五孤零零的瓜庵，顶上的茅草在秋冬的寒风中摇曳。
农村秋冬季的瓜庵还有一个作用，偶尔会成为过路人暂时躲避风雨、和青年人恋爱偷偷约会的地方，那时农村尚无自由恋爱的氛围，野百合也渴望春天。
小柏上学不太专心，成绩也不是太好，读到四年级就辍学了。
他弟兄六个，家里不缺劳动力，他最小家里的农活也不指望他，他主要是玩，我不上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一年四季几乎形影不离。
春、夏季节一起捕蝉、掏鸟窝、下河游泳、抓鱼；
冬天下雪后，在地上撒上一片谷糠，谷糠上面用细树枝支上筛子，树枝上系上绳子远远看着，鸟进入筛子底下拉动绳子，鸟就被扣在筛子地下。
稍大一点，一起到徐州城里洗澡看电影，一起赶集、赶庙会买吃的，一起参加乡亲的红白喜事。
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我离开故乡时为止。
小柏是我整个童年时代，离开农村前最要好、最知心的朋友。
八十年代我回故乡，小柏已经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已经和父母分开家，但仍和父母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
他的妻子我称呼六嫂，娘家在同一个公社。
这时土地已经分到户，夫妻两人除了经营自己名下的土地，小柏其余时间走街串巷做点小生意，做过爆米花，收过废品，都没赚到什么钱。
他本人读书不多，又没有一技之长，打工没人要，生活过的比较拮据。
八十年代中期，我本家族一个侄儿结婚，我在婚礼上见到了小柏，他很憔悴，又生了一个儿子，超生被罚了款，在农村不生儿子会背负舆论压力，顶着压力也要生。
参加侄儿的婚礼，他把我叫到一边问，你搭多少礼，我说五十。他说我没有这么多，你给我先垫上。我知道这样的事和其他人是不好开口的，我帮他搭五十，临走的时候我又偷偷给了他五十元。那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不超过一百元。
九十年代初奶奶住院，我回去过一次，没有看到小柏，家里人告诉我，它被判了五年刑，因为盗窃电力设施。
六嫂子告诉我，养两个孩子，生二胎又被罚了款，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农村大家族，红白喜事都要随礼，不堪重负。
附近乡村有个改造废弃的电力线路，一个闲置没有使用等待拆除的变压器，他和几个人一起偷了去卖，因此被判刑。
后来多年就没有了他的音讯，老家来人或者通电话我总要顺便问问他的近况。
2000年后，老家的堂妹告诉我，小柏出来了。土地占用补偿他家五万元，不久查出患了胃癌，这五万元全部看病花完了，不够还借了钱。
前几年我回故乡迁坟，农村的坟地统一集中迁往政府统一规划的公墓。家族的人一起行动，忙完了家族聚餐，见到了六嫂。
六嫂说，大女儿已经嫁人，儿子在某摩托车集团打工。边说把他儿子叫过来介绍，儿子端起酒杯给我敬酒，看着眼前的侄子，长相酷似他爸爸小柏，我端起酒杯，想起和小柏的童年往事，禁不住热泪长流。
去年清明节回故乡上坟，原来一望无际的田野，现在都变成了层层高楼，记忆中的瓜田、果园、瓜庵，还有瓜庵里的守瓜人，永远的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还有我和小柏一起洗澡、抓鱼的村边小溪、河流，还有故乡的茅草屋和夕阳下的荷锄而归的乡亲，还有那炊烟中缓缓而归的耕牛画图。
每年到吃瓜的季节我都会想起这段往事，忆起这段挥之不去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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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爷爷的故事
五爷爷是爷爷最小的弟弟，爷爷弟兄五个，爷爷排行老三。
五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经历丰富，沉默寡言。“言不轻发，发必有中”，如汉之周勃。
在我们这个大家族里，家庭中出现的诸如婆媳、弟兄、父子之间的矛盾，本家庭内部自身无法解决了，就由五爷爷出面调解，调解不成，最终裁决。
六、七十年代以前，农村大家庭居多，十几口的家庭比比皆是。这样的家庭一定会有一个家长，这个家长还必须有把控全局的威信和能力，如果没有这一点，家庭政出多门，必乱无疑。
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管理体制，是以农村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管理体制，最底层的管理者是家长，用家法管理；再上一层，家长管理不了的，有家族的长者出面管理，再上就是本地的望族中乡绅管理，乡绅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般就比较大了，就报官府处理。
这种体制对于稳定社会是有好处的，乡绅及以下的层级属于自治的管理方式，代替了部分政府职能，这种模式不但利于化解矛盾，还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
报官之前的诸多环节，都是家族内部分层级以调解为主，但也有处罚手段，就是用家、族的“法”处理，历史上有些家、族“法”很严，可以私下决定将族内人处死，处死后如果隐匿不报官府也不深究，“即所谓民不告，官不究”。
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过二爷爷，从爷爷口中得知，他年轻时喝酒、抽大烟不顾家，放浪不羁，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
爷爷弟兄五个仅存四人。五爷爷在仅存的四弟兄中位居末座，但威信最高，上面四个哥哥家中的大事都要找五爷爷商量或者是决定。
农村所谓的大事，无非就是婚、丧、嫁、娶类的红白喜事，还有盖房子，大家庭分家。
这类大事比较好处理，难处理的就是内部矛盾，或者本家族成员和家族外部人的矛盾。
记得有一次，我婶婶被同村一个外姓的年轻人打了一巴掌，婶婶家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在读书，没有办法给她出气。
婶婶找到五爷爷，五爷爷出面叫了本家族的几个年轻力壮的男青年，晚饭后找到那人家，那个打人年轻人的父亲听说儿子惹了祸，看到这阵势，赶忙迎出来赔不是求饶。
最后的协商结果是，打人者自打十个嘴巴，马上到婶婶家下跪磕头赔不是。我那时年龄小，感到这还是有点过分。
农村的潜规则是，家族势力大，就可以处处占上风。现在也是如此，乡村的基层官员虽说是选举，但当选者，基本都是大家族的人。势单力孤者即使有能力，如果没有大家族势力的支持或认可，很难开展工作，上级布置的任务基本推不动，几次完成的不好，上级认为你没有能力，官运很难长久。
五爷爷不识字，成年后去当兵，当的是国民党的兵，当时该部队最大的官是廖耀湘。
五爷爷个子在五弟兄中最矮小，人很勤快，到部队被选去做旅长的勤务兵，负责照料首长的生活。
听五爷爷说，他所在的部队在山东某地，一次和日本人打仗，旅长被困几近弹尽粮绝，他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护着旅长冲了出来，救了旅长的命，这个旅长叫聂松喜。
后来我在资料上多方查找，找不到这个人，“聂松喜”是读音，是否是这几个字不可知。后来文革时期，我多次请五爷爷给我讲故事，出于政治原因他不敢开口，很多真实的历史被尘封起来。
爸爸中学毕业后想找事做，农村传说五爷爷在部队当官，爸爸就去投靠五爷爷。
五爷爷把爸爸推荐给旅长，请聂旅长帮忙，聂旅长听说爸爸有文化，那时国民党部队也缺有文化的人。
聂旅长写了一份信，爸爸拿着这封信进入了李仙洲办的，鲁南干部特训班学习，后来进入黄铺军校读书。
爸爸后来的经历我知道的不多，文革中他也不敢说，怕惹麻烦。
只知道他在战上海时，身为营长率一营人起义，促成爸爸起义的原动力是，当时部队中的一个地下党员私下做工作，和爸爸是老乡，关系密切。
由于五爷爷和爸爸的这段经历，他们之间的关系，虽为叔侄关系，但情逾父子。
解放后五爷爷回家务农，爸爸按起义人员的待遇，先在长春军政大学任教，后在西北农垦系统工作。
过年过节爸爸一定会给五爷爷寄点钱，一直到爸爸去世为止。
五爷爷身体很好，任何时候看到他，口里都含着烟斗。
他既不做家务也不干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多，四个儿子，四个女儿，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人做。
我们大家族里的红、白、喜事都由他主管，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这个也许和他部队的经历有关。
五爷爷任何时候穿衣服都是整整齐齐，那时候穿中山装，领子上面的风纪扣都扣的严严实实。
夏天再热的天气，农村很多人都是赤膊短裤。五爷爷仍然是整齐的短衣短裤、布鞋，从没看到过他赤膊或者穿着拖鞋到处走动。
爸爸在外几十年遇大事必写信和五爷爷商量，几十年书信往来不断。
八十年代父亲患了癌症，一年后在兰州去世。
爸爸去世的消息我们一直对我的奶奶、爷爷，还有五爷爷封锁。白发人送黑发人乃人生最大悲剧之一，人老了情感愈加脆弱，怕他们承受不住打击。
那时我基本每年回去看奶奶爷爷，五爷爷总是追着我问爸爸的状况，说你爸爸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写信？怎么过节光寄钱不来信。我说他眼花看不见写字，以此搪塞。
以五爷爷的见识，可能他已经感觉到异常，只是无法求证，不说破而已。那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封锁消息比现在容易的多。
后来奶奶爷爷去世后，我把爸爸的骨灰带回故乡一同安葬。
办丧事那几天，家族、乡亲近千人参加葬礼，丧宴摆了三天，农村的风俗每来一个人客人，身为长子长孙的我，都要跪接，那几天我究竟跪了多少次都记不得了，我每次接人跪下磕头，五爷爷都陪着我扶着我，当时五爷爷已逾七十高龄。
出殡那天，五爷爷捧着爸爸的骨灰，放声痛哭，我是第一次看到五爷爷这样放声哭。
次年我回老家上坟，去看五爷爷，问起五爷爷的身体状况，他说头部左侧常感不适，眼睛常被灰尘迷住的感觉，常识告诉我这应是脑动脉硬化，脑部缺氧的可能比较大。
后来我连续几年没有回老家，九十年代后回来迁坟。
先到五爷爷家，五奶奶拄着拐杖，背驼得很厉害，都认不出我了，陪我的他儿子说出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就哭，说你五爷爷几年前就去世了，去世前还提到你的爸爸和你。临走时我给五奶奶告别，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恐怕再见不到你了。
前几天给五奶奶的大儿子打电话，五奶奶至今仍健在，已过百岁，前几年经常去村庄附近的教堂，现在走不动了，时间稍长一点，还坚持要孙子辈陪自己去。